北京昌平区在隋朝之前为军都县和昌平县。关于“军都”的名称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历代史家各凭史籍议论不休。
一
军都县
从目前的考古出土文物来看，燕国的地方行政设置并不称“县”，而是称“都”。“都”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战国时期燕国官印中大量存在有“都”字的官印，就是明显的证据。出土的燕国器物上的陶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地名后多缀有“都”字也是实证，如陶文“容城都口左”、“余无都瑞”、兵器铭文“泉州都口”等等。三者互证，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应为“都”，而非“县”。大多史家都认可《史记·绛侯周勃列传》所载“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一县”这段文字中的“浑都”即军都。改”都”为“县”是秦汉时期推行郡县制时，将燕国旧地改都置县，大多保留了旧地名称，即军都
县而成为军都县。周勃屠“浑都”，是昌平地区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军都县建置起始的时间在《汉书·地理志下》中有明确记载，军都县属于西汉上谷郡。自西汉以下至南北朝的北周历代史书也清晰记载了军都县在北京昌平地域的设置一直延续不断，直至隋大业年间被省并入昌平县后，军都县作为行政区划才从历史视野中消失。
昌平区已被发现的几处古代城邑遗址被视为汉代的古城有：马池镇土城村即双塔古城、南口附近的虎峪村,沙河镇上东郭村、兴寿镇的秦城（芹城），海淀区清河的朱房村古城、近来考古也发现昌平辛店村也存在古城，《民国顺义县志》记载后沙峪乡古城村也曾经是军都县城，后人考证此城最先为汉代安乐县旧址，后又为北魏时期的军都县城。
《光绪昌平州志》记载；“今州东四十里有军都村，亦曰县址”。
《顺州公廨记》记载：“两汉军都废城，在州西三十里，义店北”。
《民国顺义县志》对军都城遗址有详细的记述：“义店东距顺义三十里，西北去昌平四十里，村北四里许，有地四面高冈，中杂瓦砾，南方有村古城，咸呼是地为土城子”。又说“军都城在县西三十里，古城村北，四面高陇，汉县城也”。《嘉庆一统志》又云：“今州东之军都村，即顺义县志所谓军都城，在县西北三十余里。魏齐时所侨置，非故县也”。由此说明此地曾为军都县城。
昌平县和军都县在北京昌平地区存在时间很长，从现在已知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自唐至今昌平县城几次迁徙地址，但是西汉至隋唐以前军都县城和昌平县城的城址却不得而知，加之二县历史上多次迁徙，时而合并，时而分立，历史文献记载也寥寥无几。大多学者是通过研读《水经注·湿余水》中的模糊记载才能窥探出一些有关军都县和昌平县的历史信息。昌平区西南马池口镇土城村(双塔古城)是一处昌平区大部数史地学者认可的军都县故城，俗称“土城。认为土城村是军都故城始于清《嘉庆大清一统志》中的观点。
《嘉庆一统志》说:“军都故城，在昌平州西十七里，汉置县，后魏置东燕州及昌平县于此……今州东四十里有军都村，亦曰县址”。“双塔故城在州西南十八里，按今州在旧县东八里，以寰宇记道里计之，唐时昌平县在今县西，即军都城也。今州东军都村即顺义县志所谓军都城，在县西三十里者，乃魏齐时侨置非故县址”。
《光绪昌平州志》也延袭此说，在土地记中言称:军都故城“一统志:在昌平州西十七里，汉置县，后魏置东燕州及昌平县于此。魏书地形志:东燕州，天平中置，寄治幽州军都城。水经注:在居庸关南，湿余水北。当是双塔故城，今之故城村也”。
现存的昌平区地方志有四种版本即明《永乐顺天府志·昌平县》、《隆庆昌平州志》、清《康熙昌平州志》、《光绪昌平州志》。在上述四种志书中明确马池口镇土城村(双塔古城)是军都故城遗址的有《光绪昌平州志》、《嘉庆一统志》。《光绪昌平州志》山川记中确认北沙河为湿余水，南沙河为易荆水。为了确定北沙河为湿余水州志编著人之一刘万源把距北沙河北岸三里的双塔古城顺理成章，先入为主的当做军都故城。这样一来，之后的昌平部分史地学者也深信不疑延袭其说。
最早记载昌平区历史沿革的志书明初的《永乐顺天府志·昌平县》中对双塔故城记载为“双塔故城图经志书在县西南一十里孟村社，旧传辽人所筑，遗址尚存。军都故城在县东南四十里亷沟社(元一统志，略存古迹)。曹村、新店、白浮图城以上三处俱系本县旧治废址，岁久耕垦变迁遗址无处可考”。
明《隆庆昌平州志》对双塔古城无记载。
《康熙昌平州志》记载:“军都城州东南四十五里，汉县，元魏移治于东北二十里”；“军都村，在州城东路四十里”；“军都故城在州治东南四十五里”；“双塔故城在州治西十八里”；“古城二，一在州西十七里，一在州东三十里”。
明天顺《大明一统志》记载顺天府昌平县古迹:“军都城在昌平县东南，汉旧县，后魏移治于东北二十里”。
随着近年的考古发掘及众多学者对《水经注·湿余水》的研究，有部分学者对马池口镇土城村的双塔古城是否就是历史上的军都故城提出了质疑和论证。最先对双塔古城是军都故城的观点提出质疑的是北京史地学者尹均科先生，尹先生在研究湿余水课题时运用大量的史料推证北沙河不是湿余水，他在《军都故城和湿余水、易荆水新见》一文中有鲜明的观点论证了湿余水与军都故城的关系，从而得出双塔古城不是军都故城的结论。
笔者在研究双塔古城时候也关注了双塔古城附近的考古发掘工作，从目前的发掘成果看也不支持双塔古城是一座汉代古城遗址。军都县自汉至南北朝后周时期一直作为北京地区一个重要的县而存在着。历史上军都县存在了将近六七百年，军都城虽然多次迁移，假如双塔古城是军都故城其周围肯定会有古人类遗迹存在。可是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土城村周边汉晋的墓葬微乎其微，还没有昌平故城上东郭村以及沙河镇巩华城东门外多。只在土城村南三里的北沙河南岸的海淀区双塔村北发现地下有古代埋藏物，占地面积仅为21公顷。在这个区域的地表，曾经发现过汉代墓砖以及辽、金时期的瓷片。1976年，双塔村北出土铁铸牛，以其镇水，属辽金遗物。据村民祖辈口传，双塔城是辽代养马的马圈，前些年，村民在挖房基、菜窖时，曾出土了一堆堆的马骨头。2016年笔者在土城村内勘察时，发现部分村民的房前屋后有少量整齐码放的唐和辽金时代墓砖，但没有发现汉代砖瓦。与西距土城村十公里的东汉昌平故城遗址的上东郭村西发掘的大量汉代墓葬相对比，也不支持双塔古城是军都故城遗址的观点。如果今后土城村能出土一定数量汉到北魏时期的钱币或者生活器皿也可以证明其是一座汉代古城。海淀区清河镇的朱房村古城是已知的一座汉代古城，在古城西北五里的上地村发掘汉墓545座，古城内清理出18座汉代水井，两颗铜印。古城内外有汉代砖窑23座，地下出土大量汉代钱币。昌平上东郭村在村西一里的新立屯附近发掘了大量汉代墓葬，出土了汉晋时期的生活用具和墓葬，结合地面古城址遗存和史料记载，支持了上东郭村是东汉昌平故城的判断。
笔者认为《光绪昌平州志》以及现代部分学者把土城村当做军都故城是错误解读了《水经注·湿余水》。如果把土城村当做军都故城是解释不通水经注对湿余水的描述。《光绪昌平州志》说:“(军都故城)在居庸关南，湿余水北。当是双塔故城，今之故城村也”。《水经》一书，成书的年代和作者当今还有很大争议，此书简要记述了137条全国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相当简略，缺乏系统性，对水道的来龙去脉及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记载不够详细、具体。后来被郦道元加注释为《水经注》。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河流水道1252条，达三十万余字，共40卷。全文超过《水经》20余倍。
《水经》对湿余水的描述是:“东流过军都县南，又东流过蓟县北”。
《水经注》的注释为:“湿余水故渎东径军都县故城南，又东，重源潜发，积而为潭，谓之湿余潭”。
《水经注》中所记载的湿余水河道是“湿余水故渎东迳军都县故城南”的河道。“故”字意为原来的，从前的，旧的意思。“渎”字意为河渠，水道。“迳”的字意为取道，经过的意思。湿馀水故渎意为湿余水过去的，从前的水道。再细细品味东迳二字，自西向东谓之东，意为湿余水自西向东流经到军都县故城南。这句话的完整解释就是湿余水过去的，从前的河道自西向东流经过军都县故城南。湿余水的故渎即湿余水从前的水道。那么我们不禁怀疑，郦道元在注释湿余水的时候湿余水已经不是《水经》时代的湿余水河道了。湿余水河道在《水经》记载之后，郦道元时期已经改变了河道流向，郦道元时期湿余水已经不从军都故城南流过。从这一点分析，笔者认为《光绪昌平州志》所谓的“(军都故城)在居庸关南，湿余水北。当是双塔故城，今之故城村也”论证是错误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白告诉我们，此时的湿余水已经改道，不再从军都故城南流过。所以军都故城南就没有湿余水河道，北沙河也不是湿余水，土城村的双塔古城也不是军都故城。州志出现这一错误论证主要原因是以现代的河流走向来推断古代的河流位置，具体的说就是以当今的南北沙河河道去求证一千六百年前的湿余水河道和军都故城，可谓南辕北辙，盲人摸象。殊不知千百年来气候变迁会有河道改徒？元代郭守敬在筑建白浮堰时候也破坏了昌平地区河流的原始走向，作为清代官方出版的地方志出现这样的失误也可以理解，但是现代《昌平县志》以及部分学者仍延续其错误认识，十分令人遗憾。
从地理位置上看土城村作为军都城也是受到质疑的。双塔古城东有辛店河，城西有上流是白羊沟水的亭子庄河，亭子庄河自古城西北而来，河道紧贴古城西南再东折从古城南流过汇入辛店河。古城南三里还有双塔河，双塔古城三面受河流包围。古代河流要比现在凶猛，在这个地方选择城址可能性不大。土城村即便是汉代的军都城，三个河流发洪水时候会改道冲毁古城，也不会遗存到现代还让后人凭吊。从土城村周边地表来看有大量的蚌壳存在，也佐证了土城村在古代地表河流纵横，水资源很充沛。
笔者在研究湿余水时候经常思考如果土城村是军都城，为什么光绪之前的地方志不明确认为双塔古城是军都故城呢？查阅光绪之前的地方志并没有准确说湿余水到底是昌平那条河流，直到光绪州志才明确说南北沙河是湿余水和易荆水，从而想当然的认定双塔古城是军都故城。《嘉庆一统志》和《光绪昌平州志》也明确说:“昌平州西十七里有军都故城”。那么我们求证昌平永安城西北十七里的古城是南口镇的虎峪村古城，西南十七里的古城是马池口镇辛店村古城。马池口镇土城村(双塔古城)更在辛店村南十五里，在昌平永安城西南二十七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昌平州西十七里的军都故城不在土城村。由于史料的缺少，《水经》中记载的军都县城我们目前无法知晓，北京史地学者尹均科先生认为虎峪古城是《水经》中记载的军都县城。这里我们只讨论郦道元在《水经注·湿余水》中记载的军都故城之后的北魏军都县城。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元魏移军都县于今县东北二十里，故城在其南”。东魏时将位于河北省阳原地区的东燕州昌平郡昌平县治所迁移至军都县城，原军都县治所被迁到县东北二十里。考虑到虎峪古城东北二十里是军都山脉，不可能作为军都新城。再看马池口镇辛店村与昌平旧县村距离约八公里，按元魏一里合420米左右，辛店村西北二十里(元魏长度)暨是旧县村，此也符合史料记载的军都新城的位置和距离，所以笔者认为旧县村是军都新城，辛店村是郦道元时期的军都城。也就是说东魏天平时期，在昌平区辛店的军都城侨置了东燕州昌平郡及昌平县，原军都县城迁移到辛店村西北二十里的旧县村为军都新城。古人无论是选城址还是村邑聚集居住必择傍水或交通便捷之地，且昌平西部历代为进出西北居庸关之要道，阳坊，贯市，土城村，辛店村，旧县村这些自汉以来就形成的村落都依次自南向北依托温榆河水系而坐落于北出居庸的要路之旁。昌平地方志也记载辛店村和旧县村在唐代以后曾经做过昌平县城，唐代以后选择这两个地方作为昌平县城也不是偶然的，这两个地方当时很有可能就有古代城郭存在，作为昌平县城址不用考虑再筑新的城郭。
《光绪昌平州志》和《昌平外志》都声称东魏军都县城此时被迁至兴寿镇东、西新城村。孰不知马池口镇辛店村距离兴寿东西新城村有（三十公里）六十里。且二十里与六十里相差太多，古人断然不会犯如此简单错误。兴寿镇东、西新城村位于昌平东北部，地处偏僻，村北距山不过十余里，人烟稀少，交通和战略上也没有回旋余地，在此作为军都县城可能性不大，笔者认为兴寿镇东、西新城村不是东魏所迁的军都新城。东西新城村古城址已经被现代研究史料证实是唐代所置的燕州新城遗址，与北魏东燕州无关。
马池口镇辛店村侨置东燕州昌平郡及昌平县不久，军都县被合并到昌平县中。军都县也结束了作为北京地区县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使命。昌平旧县村乃是唐代大历十四年以后昌平县升为"望"县之后的昌平县城，唐幽州节度使朱泚在大历十四年（780年）奏请将昌平县升级为“望”县。大历十四年前即东魏至隋时期的昌平县城是东魏侨置东燕州昌平郡昌平县于军都县城的马池口镇辛店村。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成书的«括地志»记载“幽州昌平县本汉军都县”。所以昌平县城应当在唐大历十四年之后由辛店村迁移到了昌平旧县村。据十三陵大红门出土的唐建中年间宋俨墓志记载，唐人宋俨于建中四年（783年）葬于幽州昌平县东北十里武安乡，旧县村至大红门距离也在十里。唐建中三年（782年）朱怀珪墓志也表明朱怀珪葬于昌平县西八里之虎谷（积粟山）东太平庄，旧县村距积粟山距离也符合八里之数，由此可知唐代后期昌平县城是在旧县村。据明永乐《顺天府志》记载五代后唐时期昌平县城又从旧县村迁徙于曹村（昌平朝凤庵村），又从曹村迁至白浮图城，不久又迁置今所（旧县村）。据昌平义冢幢记记载辽金时期的昌平县城亦在旧县村。《光绪昌平州志》记载：元皇庆二年冬十月迁徙县治（旧县村）于县西南五里新店（昌平马池口镇辛店村），《昌平外志》又记载：至正二年昌平县城又从新店迁回旧县村。永乐《顺天府志》记载:“昌平县元延祐二年徙治于县西南五里新店，洪武元年八月内附复徙旧治”。明清二代昌平志书在昌平县城迁徙时间上记载上有微小差别。
二
昌平县
昌平置县始于何地文献记载纷纭不一。主要有两说:一说在今河北省阳原县境,一说在今昌平区东南。孰是孰非,终未定论。
历史文献包括《光绪顺天府志》、《光绪昌平州志》述及昌平区建置沿革时,往往言之现在的昌平之名始于西汉，特别是《光绪昌平州志》把军都县与昌平县并列一处共同计入北京昌平地域。州志认为在北京昌平地域自西汉置县以来就存在昌平、军都二县。我乡先贤西贯市麻兆庆先生在光绪年应邀参加《光绪昌平州志》撰写工作，由于麻兆庆在昌平历史沿革方面与同仁有不同意见而又不被重视，愤而著书《昌平外志》一书，用众多史料论述西汉昌平县不是现代的昌平区这一事实。我们认真研读历史文献发现居庸关内外各有昌平县故城。
《水经注·漯水》:“漯水又东，迳昌平县，温水注之，水出南坟下，三源俱导，合而南流，东北注漯水。漯水又东迳昌平县故城北，王莽之长昌也。昔牵招为魏鲜卑校尉，屯此”。
《水经注.湿余水》：“又东迳蓟城，又东迳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平水”。
《魏氏土地记》：“蓟城东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
两个昌平县故城,一在居庸关外的河北省阳原县境，另一个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如果两个昌平县故城同时存在于北京昌平地域,则无法解释《水经注·漯水》中对昌平县故城的记述,也无法解释诸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记》、《辽史·地理志》、《元一统志》、明《顺天府志》、《大明一统志》等历代重要文献述及昌平县沿革时,均谓“本汉军都县”或“汉为军都县”这些事实。反之,如果两个昌平县故城同在今河北省阳原县境,则又无法解释《水经注·湿余水》中关于昌平县故城的记述。实际历史上的昌平并非是一地，《水经注》以及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无误。
通过认真研读史料笔者认为北京昌平区的昌平故城是东汉广阳郡的昌平县；居庸关外阳原地区的昌平县是北魏时期的昌平县。《水经注·湿余水》中记载的北京昌平区域内昌平故城是何时设置的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这就需要我们从史书中记载的相关事件和人物中发掘出相关史料来解读这一问题。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调。属幽州。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县十五：沮阳，莽曰沮阴。泉上，莽曰塞泉。潘，莽曰树武。军都，温馀水东至路，南入沽。居庸，有关。雊瞀。夷舆，莽曰朔调亭。宁，西部都尉治，莽曰博康。昌平，莽曰长昌。广宁，莽曰广康。涿鹿，莽曰抪陆。且居，阳乐水出东，南入沽，莽曰久居。茹，莽曰穀武。女祁，东部都尉治，莽曰祁。下落，莽曰下忠。
新浪微博网名河山长水《秦郡界址新考（三）》一文认为西汉上承秦制，在郡县设置上变化不大，他认为上谷郡四界为:
东界：《汉书·地理志》载上谷辖有军都县，为上谷郡最东县，上谷郡东界至此。
南界：《汉书·地理志》：“（代郡）广昌，涞水东南至（涿郡）容城入河，过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所谓过郡三，所过第三郡只能是上谷郡，《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甚是。
西界：《水经·㶟水注》：“于延水又东迳罡城南。按《史记》，蔡泽，燕人也，谢病归相印，号罡成君，疑即泽所邑也。”罡城似为燕地，则战国当属燕上谷郡，秦时亦当如此。
北界：当以燕北长城为界。《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谭其骧《秦郡界址考》认为造阳至少包有今之上都河一带，从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书详细介绍了上谷郡各辖县的地理位置，也印证了《秦郡界址新考(三)》一文的所言不虚，有一定的史料依据。
在西汉上谷郡治中，以军都县有湿余水东至潞，南入沽的记载我们可以明确军都县的确在北京市昌平地区。对于昌平县，只是记载莽曰长昌，并没有提到昌平县其它方面，无法得知昌平县的地理坐标。从西汉上谷郡的行政区域看，上谷郡把北京地区西北部的军都山脉，以及河北省西北部的燕山山脉全部划入了上谷郡管辖范围。并且设置军都县管辖居庸关以南的地区，又设置居庸县管辖居庸关以北的地区。在研究上谷郡四界过程中笔者认为上谷郡军都县占据了现在的昌平区，军都县周边也有渔阳郡和广阳郡各属县与军都县相接壤，军都百里之县内再有昌平县可能性不大。如按上谷郡南界地理位置分析，笔者认为西汉昌平县应在北京市西南，河北省涿鹿县南、蔚县东、北京门头沟区西这样一个地理范围。
《后汉书·邓寇列传》记载：“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着姓。恂初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败，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于界上”。
寇恂与耿况迎更始使者于上谷郡边界上，更始使者北来上谷郡，耿况等应该南迎于上谷郡界上，。按《汉书·地理志》：“（代郡）广昌(河北涞源县)，涞水东南至（涿郡）容城入河，过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所谓过郡三，所过第三郡只能是上谷郡。上谷郡南界应在北京市西南的河北涿鹿县南。不久邯郸王朗起兵派使者到上谷郡催促耿况响应，耿况不从，派遣寇恂到渔阳郡，联合彭宠抗拒王朗。寇恂回上谷郡复命，在昌平袭杀邯郸使者，夺其军，与耿弇等南下广阿投入汉光武帝军中。耿况的儿子耿弇曾跟随刘秀到蓟城，听说邯郸王朗兵要攻打蓟城，刘秀和官属各自逃散。耿弇只得到昌平找到耿况，促说耿况派寇恂到渔阳郡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耿弇与景丹、寇恂及渔阳兵合军南下，攻打王朗军队。根据以上史料笔者认为上谷郡太守耿况在王莽败亡，更始新立，紧接着王朗大兵压进上谷郡的关键时刻，耿况不可能还在上谷郡治交通不便的怀来县沮阳城，为了随时掌握军情变化，他会选择在上谷郡的边界上了解瞬息万变的军政情况。耿况选择驻扎在上谷郡南界(逐鹿县南、门头沟西、蔚县东)。从上谷郡南界的地理位置上看也适合耿况掌控各种情报，上谷郡南界西临代郡，东接广阳郡，南为恒山郡，北为上谷内陆，交通十分便利人员往来。王朗欲攻蓟城，耿弇与刘秀蓟城走散后到昌平找到耿况，此时耿况就在昌平，如果上谷郡昌平县在北京昌平区，蓟城到昌平区距离才100里，从蓟城最多用一天时间便可到达昌平，有耿况上谷大军在蓟城附近，刘秀及属下官吏根本没有必要慌张逃散。从这一点分析昌平县不会在北京昌平区，只会在上谷郡南界。
《后汉书·耿弇传》记载:“及至宋子，会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起兵邯郸，弇从吏孙仓、卫包于道共谋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弇按剑曰：“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我至长安，与国家陈渔阳、上谷兵马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观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也!”仓、包不从，遂亡降王郎”。
解释耿弇此话的意思是“我到长安，为国家陈述渔阳、上谷兵马的用处，(从长安)返回经过太原、代郡，来往数十天，回来时突发骑兵以攻乌合之众，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我看你们不明去就，族诛之祸就在眼前了。”其中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的“还”的意为返回，“出”字意为“来到”，“反复”意为来往。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西汉时期人员往来上谷郡不是从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军都县入居庸关到上谷郡。从上谷郡南界走飞狐口或者经代郡更为捷便。
《后汉书·卢芳传》中记载:“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岁”。卢芳入朝乃从高柳赴洛阳,
由高柳而南,
南出飞狐口者最为近捷，此路亦最为合理。卢芳“入居高柳”(今阳高县城北李官屯村一带)“南及昌平”之方位描述实际上已经告知了我们昌平县是在上谷郡的南界，惟有位于此处方能称之为“南及昌平”，若位于《水经注·湿余水》提及的易荆水边的昌平故城则只能谓之“东及昌平”，故卢芳南及昌平者应该到了蔚县东，涿鹿县南，门头沟西，即西汉昌平县。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幽州刺史部辖涿郡、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九郡。广阳郡并入上谷郡。建武十五年，上谷郡内徙，起因为“
时胡寇数犯边”
，有“
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之举。上谷郡南界的昌平县民内徙到北京昌平区当在此时，古人迁徙到新的地方喜欢用旧地名称呼新地方，所以也在军都县留下了昌平的名字。十年之后即建武二十六年(
公元50
年)“云中、
雁门、上谷、代郡等八郡民复归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此时在今昌平区域的西汉昌平县流民也回迁到位于河北省逐鹿县南，蔚县东，门头沟西的西汉昌平县。短短十年间在军都县地域留下了昌平这个名称。由于北方长期受到匈奴骚扰东汉政府调整了上谷郡和广阳郡行政区划，顺帝时，上谷郡辖八县，有：沮阳(今怀来县大古城)、番县(今涿鹿县保岱)、宁城(今万全县城)、广宁(今张家口宁远堡)、居庸(今居庸关)、雄瞀(今涿鹿县大堡子一带)
、涿鹿(今涿鹿县矾山)、下落(今涿鹿县城关以西)。
汉和帝永元八年，广阳郡又从东汉初年的上谷郡中划分出来，复置广阳郡。蓟、广阳二县还属之，昌平、军都二县别属之。自此西汉时期的上谷郡昌平县遂迁移到北京昌平地区与军都县同由上谷郡改属广阳郡了。检《续汉志》记载广阳郡下领五城，其中昌平、军都二县下司马彪自注皆云“故属上谷”。广阳郡复置后直至东汉末，一直辖管五县没有变化。在北京昌平区的原军都县区域内军都、昌平二县并存。
由于《水经注·湿余水》记载今昌平区域内有昌平县故城,后人遂认为西汉昌平县亦在今昌平区域。自唐以来史家往往把西汉上谷郡南界的昌平当做北京昌平，例如：唐人杜佑云:“昌平,汉旧县,故城在今县东南”；唐李贤云:“昌平,县名,属上谷郡,今幽州县,故城在县东也”，明人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亦延习其说。特别是清代地方志书仍延袭其说,《嘉庆一统志》云:“昌平故城在今州东南,汉置,后魏初省”，光绪《昌平州志》更将此说具体化为“汉、晋至魏初昌平,当在沙河以东、上下东郭二村之西,村名东郭,盖因城而得名”。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年～499年）分桓州东部置燕州，燕州辖七郡设置昌平郡和昌平县。州治所在潘县城（今涿鹿保岱村），昌平郡（治所今蔚县、阳原交界处的壶流河西岸，辖今蔚县、阳原部分地区）领县二，万言(天平中置)、昌平(天平中置，有龙泉)。万言县应是万年县，亦是后世笔误，万年县在今山西大同市附近。北魏在此地设置昌平郡及昌平县恰恰说明了在西汉时期这里曾经有昌平这个地名或者区域沿革存在。
三
北魏时期的军都县行政区域
军都县名称始于昌平区北部的军都山脉，军都山处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的结合部位，东界以古北口与燕山相邻，西界为居庸关同太行山相对峙，南临北京平原。其中的军都陉为太行八陉之八，指的就是居庸关关沟，乃《吕氏春秋》之《有始》篇、《淮南子》之《地形》篇中都提到“天下九塞”之一。
北魏时期北京昌平地区的昌平县被省入于军都县，昌平地区只有军都县。军都县有军都关，《魏书-地形志二》记载:“军都前汉属上谷，后汉属广阳，晋属。有观石山、军都关、昌平城”。“居庸县之南有居庸关”。《汉书·地理志》记载居庸县，属上谷郡，而且注明“有关”。居庸关之名，取“徙居庸徒”之意。居庸设关始于汉代，但只是居庸县和军都县两县之间的关口，还不是长城上的关口。据长城专家考证，在居庸关筑城是自北魏才开始的，到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自幽州北的夏口（今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修了长900多里的长城，后来又从这里往东修至山海关。这时居庸关才和长城有了联系，成为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口。据《北京文物与考古》1991年第二辑《居庸关考》一文介绍古今有三个居庸关：汉、魏、晋置在今八达岭，因在居庸县（今延庆县）界，所以叫居庸关。居庸关还建有一道南关门，在八达岭南17里，今居庸关北8里的今上关城，因在军都县（今昌平区）界，所以也叫军都关。北齐、隋、唐、辽、金、元之居庸关置在上关城。元至正二年至五年（1342—1345）在上关城南8里长坡店地方建永明寺、过街塔一组建筑，名之纳钵关。明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在今位置建居庸关。从以上论述可以知道军都县北界应当在今延庆县八达岭一带，八达岭以南为军都县，以北为居庸县。
《水经》记载湿余水东流过军都县南，又东流过蓟县北。《魏书地形志》记载“蓟，二汉属广阳，晋属。有燕昭王陵、燕惠王陵、狼山神、戾陵陂”。蓟县：秦所置县，又称蓟城，战国时期燕国都城。蓟城历史上分为前期蓟城和后期蓟城。前期蓟城在北京石景山区古城村。后期蓟城在北京城宣武区广安门一带。公元300年左右由于北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致使永定河水发生泛滥改道，严重威胁到位于石景山区古城村附近的蓟城安全，蓟城向东南迁徙广安门一带重建。《水经注》中提到的蓟县故城是指前期蓟城位于石景山区古城村，蓟县或蓟城指广安门附近的后期蓟城。《水经》记载“湿余水东流过军都县南，又东流过蓟县北”，说明北魏时期军都县与蓟县相邻，军都县南界与蓟县北界在昌平区东南一线。从《魏书地形志》中我们也得到军都县有昌平城这一线索，昌平史地学者认为昌平城在今昌平区沙河镇上东郭村，上东郭村南约五百米处即是温榆河，温榆河流过昌平城继续东流，即到蓟县之北，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军都县南界在昌平区上东郭村东南这一论述。
《魏书地形志》又载军都县有观石山。观石山位于海淀区与昌平区西部交界处，昌平区阳坊镇后白虎涧村西。观石山又称灌石山。因此山处于古蓟城去往居庸关的必经之路，山多嶙峋怪石，造型酷似人物、动物和各种器物，走上几步或变换一个角度，物状就会发生变化，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神奇怪异的山峰景观吸引了过往商队和行人，人们将此山命名为观石山。阳坊镇的东、西贯市二村，即由观石山演变而来。地形志有关军都县有观石山的记载，使我们知道昌平区阳坊镇地区在军都县西界内，从而可以推测出昌平区西北山区以及海淀山后地区都属于军都县管辖范围。
《水经》记载湿余水又北屈东南至狐奴县西，入于沽河。昔彭宠使狐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兵自是县矣。湿余水于县西南东入沽河。故《汉书·地理志》曰：湿余水自军都县东至潞南入沽是也。狐奴县西汉初年置，属渔阳郡。在今顺义区北小营北府村前、狐奴山下。三国时，将渔阳、俿奚、犷平三县入狐奴。北魏后期将狐奴并入蓟县，自汉至魏，狐奴县的地理位置，东有鲍丘水（今天的潮河），西有沽水（今白河）辖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顺义区，狐奴县设县历时600余年。从“湿余水又北屈东南至狐奴县西”，“湿余水于县西南东入沽河”这段描述可知湿余水从昌平城南东流又向北流又向东南方向流到狐奴县西，在狐奴县西南东入沽河。沽河古水名，一作沽水。上游即顺义区潮白河。故道自顺义东南李遂镇西南流至通县东北会温榆河，此下即今北运河。现代温榆河自昌平流入顺义县西南境，东南流经天柱村；又东南流十余里经苇沟村；村东临温榆河渡，渡南有战国长城遗迹；流至到东南与通州交界处，与潮白河交会，入通州境即汉代之“潞县”，遂名之为潞河。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军都县东界大体上在顺义区界内。
四
东汉的军都县和昌平县
军都县燕国始置，前文我们曾经提到“都”是燕国行政区域的一种单位名称。《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周礼·大司徒》:“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由此可见“都”就是城邑。“军都”就是名称为“军”的城邑。从已知资料上看军都县设置要早于昌平县。作为燕国行政单位的军都，西南临近燕都蓟城，西北为通往上谷地区的居庸孔道，显而易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汉承秦制，实行郡县制，军都县为上谷郡属县。西汉初年，蓟北地区遭受战乱影响，《史记》载高帝十二年（前195）：“周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屠军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绾军沮阳，追至长城”。战乱必定造成了军都县人口减少，土地荒芜。从人口数量和赋税上看昌平地区在西汉初期战乱之余同时设置两个县的可能性不大。记载西汉地理建置沿革的《汉书》是东汉班固著述，班固开创性的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对后代志书的影响巨大。但也有其记载郡县建置沿革简略，述说内陆郡县详而边地郡县略的不足。汉代一县﹐其面积大约为方百里。人口稠密之地﹐不足方百里者也可成县﹔而人口稀少之地﹐一县或远超过方百里，一般来说边郡属县行政面积要比内陆县大的多，甚至有些边县面积达数百里。西汉时期的县的等级比较宽泛，大多以城邑形式存在，从千石大县到三百石的小县都有，六百石的县占据了西汉大部分区域。县下置有乡﹑亭﹑里。每县下面大约有九乡和十几亭。里是民户聚集之处即村落。西汉初﹐一里的户数多少不等﹐多者百余户或几十户﹐少者才十几户。《汉书》说县满万户者﹐其长官称令﹐不满者称长。实际上汉代县官称令或称长﹐有时也与其县之重要与否有关﹐不单是决定于民户的多少。西汉县令长下置丞一人，主管文书档案、仓库、监狱。大县置县尉二人，小县置一人，主管地方治安、缉捕盗贼。县丞与县尉是县的长吏，由朝廷任免。县的其余佐吏由县令自择。从发现的西汉时期的“军都丞印”封泥以及东汉时期的“军都左尉”官印表明汉代军都县长官为“令”，也证明了军都县是大县，其人口和经济要比其周边地区发达。东汉末年的《刘宽碑阴门生名录》中记载了东汉时期的昌平县行政长官为“昌平长”，东汉熹平五年，刘宽为太尉，中平二年刘宽死后其门人故吏为其立碑纪功，碑阴刻有其门生名录，记载其门生有昌平县的昌平长是陈留扶沟人夏称。从昌平县行政长官是“长”这一史实，我们可以得知东汉时期的昌平县是小县，人口和地理位置上昌平县也不及军都县。军都山南有军都县，县有军都关，是沟通北京地区与西北的张家口、大同地区的交通要道。对于昌平县的其他记载我们只能从汉代以后史料中得到零星资料，如《土地记》:“蓟城东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括地志》记载昌平县故城在今昌平县东南六十里、《太平寰宇记》记载昌平县在幽州西北九十五里本汉军都县。
从昌平区上东郭村的东汉昌平故城遗址分析，东汉以降的昌平县应在军都县界之南。东汉建武二十六年以后，随着幽州地区社会安定，流民逐渐得到安置，蓟北地区人口大量增加，东汉政府把原属于上谷郡的军都县和昌平县划归广阳郡，从而在昌平地区出现了两个行政县。按有关史料分析东汉昌平县城在昌平区沙河镇上东郭村，温榆河北岸。军都县城在昌平区军都山南。从昌平区西南沿北沙河一线分布的几座古代城址分析，虽然军都县城因洪水威胁而多次迁徙，但军都县的县治始终在古湿余水河畔，河畔两侧也分布着阳坊、灌石，双塔村、辛店、旧县等古老的村落。这里也是蓟城通往居庸关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划分多以自然地貌如河流、山脉，沟谷等作为行政界线，，两县的行政区划也可能遵循这一原则。《魏土地记》中记载昌平故城西有昌平河，对照昌平河的描述我们发现发源于昌平区十三陵东山口的东沙河似与昌平河描述基本一致。东沙河为南北流向的河流，南流至沙河镇朝宗桥下入北沙河。清康熙二十六年以前东沙河在沙河上东郭村(昌平故城）西的丰善村汇入北沙河，后因洪水泛滥堵塞河道而改道朝宗桥。昌平县与军都县两县之间并无山脉、沟谷，只有昌平河(东沙河），据此大胆推测昌平、军都二县应以东沙河为县界，各自东西而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