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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北京昌平历史文化丛书》上市发布会上，笔者了解到历时五年的昌平历史文脉梳理工程收官。在该项文化工程中的一项重大收获就是：专家最新论证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代上谷郡在今昌平区域范围内就设置了“军都县”，因而昌平的明确历史沿革有望从目前一般认为的汉代追溯到秦代，即昌平也是北京地区置县历史最悠久的区县之一。据昌平区历史文脉梳理工程编委会执行主编杨广文介绍，根据考古发现，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已经在昌平生息、繁衍。2000多年前的秦代上谷郡在今天昌平区域范围内就有了秦县“军都县”的建制，由此“昌平的历史沿革至少可以推至秦代”。从而将昌平设县建制的时间向前推了一百多年，是北京地区置县历史最悠久的区县之一。杨广文主任认为，这个推断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 事实上，杨广文主任所言的秦代在昌平地区设置军都县的推断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笔者一直在战国秦汉政区地理方面研究多年，其中也不少涉及今北京地区在该时段的历史地理问题，一些观点和此论断也相同，有殊途同归之感，因此也想在此问题上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 昌平地区的最早设县问题 传统上，地方修史专家囿于史料的缺陷，在讨论各自地方行政的最早设置往往至追溯《汉书·地理志》，更早的历史则基本上无法涉及。同时由于《汉书·地理志》文字简略，不少地方记载疏阔、甚至没有涉及，因此对于后世地方修史编志带来不少麻烦。随着社会的稳定、学术的繁荣，特别是新中国进行的多年考古工作所带来的大量考古新资料对我们解读历史，特别是各地的早期历史文化提供了鲜活的、可靠的资料。其中尤以早期玺印、青铜器铭文和陶文等文物资料尤为重要。学者通过对这些“当代”史料的分析、研究，获得了不少传世文献没有记载的各地早期行政设置信息，同时也为推进各地早期历史地理研究。 作为首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秦代政区地理的著作《秦代政区地理》[1]，笔者就广泛地利用了战国秦汉之际的陶文、金文、封泥、简牍、兵器铭文和漆器文等古文字资料，参与地下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城址资料，结合《史记》、《汉书》等传统文献，全面深入诠释了秦代政区地理中的郡县设置，提出了秦设置54郡的新见解，考证落实了近700多个秦代置县，由此初步构建起了秦代全国政区地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先生言：“其研究所及已经超越前贤而后来居上，处在学术领先地位，也使秦历史地理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在《秦代政区地理》一书有关秦代设县的相关章节中，笔者在考证秦秦县设置标准时，就是严格遵循历史地理大专家谭其骧在其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在第二册“秦时期图组编例”说明中，提出确立三条秦县标准：一部分是见于唐宋以前史籍中的“秦置”县；一部分是见于战国记载而在西汉时尚存在的县；此外，凡见于秦灭六国至西汉统一以前的地名，西汉时是县的，也作为秦县画出。同时笔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也补充提出了另一条判断秦置县的标准：“凡考古资料所能确证战国时期已经设置县（或都）者、以及西汉初年已置县者，基本上都可确认沿袭秦置县”。在《秦代政区地理》一书中，利用此四条判断秦置县的标准详尽地考证、“座实”了秦代700多个置县。其中笔者考证认为秦代上谷郡的辖县中设置就有军都县，理由是“凡见于秦灭六国至西汉统一以前的地名，西汉时是县的，也作为秦县画出”。具体考证引述如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汉志》上谷郡领县有军都，《括地志辑校》：“幽州昌平县，本汉浑都县”，故张传玺认为浑都即军都，可从。秦军都县故址地望在今北京昌平县土城附近。在《秦代政区地理》一书中，囿于该书整体章节的编排和文字的限制，有关军都设置为县的更为详细的论证并没有具体的展开。今借此机会，较为详细地展开论述：军都，一词，除较早以“浑都”一词出现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其更早或许在战国时就已经出现。西晋张华《博物志》言：“燕却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也”[3]。“君”、“军”二字音相同，古时通用，君都即为军都。同时也表明战国时期燕国就已经有了君都（或军都）此地名。笔者在研究战国时期各国政区地理问题时，较早并全面地讨论了燕国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是实行得有别其他六国郡县制的郡都制。燕国在名将秦开拓边的基础上，先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郡下设置类似县一级行政单位——都。笔者在《燕国置县称“都”考》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考证，文章从燕国的官印、陶文、金文，以及先秦文献等几个角度论证了燕国的县级行政单位称“都”，而非称“县”，其中就有大家较为熟悉的涿都、蓟都、文安都、徐无都、泉州都等燕国地名。从西晋张华《博物志》可以知晓，燕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君都（军都）该地名，“都”为燕国县级行政单位，军都自然也应为燕国时期设置的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即燕国时已经在今天昌平地区设置了地方行政机构——军都。西汉初年，汉高祖十一年燕王卢绾反，周勃屠浑都（军都），又《汉书·地理志》上谷郡设置军都县，即战国时期燕国设置军都，西汉初年也已经设置军都县，为上谷郡十二县之一，一前一后都存在军都设置，短短十几年的秦朝历时较短，尚多维持原六国郡县（或都）旧置，存在军都县也就在情理之中。正如笔者在《秦代燕地五郡置县考》[4]一文指出：“部分（秦）县的前身实际是战国时期赵国设县和燕国所设置相关于县级单位的‘都’，秦汉沿袭之”。一般认为今昌平地区西南马池口镇土城村就是秦汉军都故城遗址，而尹钧科先生对此有异议。他在其《昌平地理概览》[5]一书中认为今昌平境内有3处军都县故城，“一在昌平西17里龙虎台附近，一在昌平东南40里小汤山附近，一在昌平东部东、西新城二村处”。无论军都故城为哪一处，都没有超出今昌平境内范围，即秦代在昌平地区已经设置了军都县。至于昌平地区出现多处军都故城问题，考虑到军都设置从战国时期燕国就已经出现，历经秦、汉代，时间跨度非常之长，城址也并非一成不变，最好的解释或如学者杨广文在《昌平探源》[6]一书中所言“既然尹钧科先生认为龙虎台有可能是汉军都故城所在，而一些史籍又认为土城为军都故城，有没有可能此地曾是秦朝所设军都县或居庸县的故址呢”？从事物的客观事实看，完全有这种可能，当然究竟哪座故城是秦军都、哪座是汉军都故城等更为详细具体的认知，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及其他更多史料研究的深入。 二、昌平地区的建置源头问题 昌平地区位于北京西北部，是首都北京的北大门，被誉为“密尔王室，股胧重地”，素有“京师之枕”和北京的后花园之美称。追溯昌平建置历史，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人们习惯性认为西汉时期开始设置昌平县，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条下有“昌平”，并注曰：“莽曰长昌”。事实上，昌平区历史悠久，考古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有人类活动。昌平地区雪山遗址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时间跨度也长，不仅有新石器时代遗存，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周和战国文化。昌平白浮村龙山西周木椁墓和清河战国瓮棺墓等墓葬的发现，表明在此时期人口繁衍和增加。此外在战争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军都关、居庸关等军事要塞的关隘设立，昌平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此地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也在自然之事。文献记载西汉在今天昌平地区设置了三个县，分别是昌平、军都、居庸。《汉书·地理志》：“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调。属幽州。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县十五：…………军都，温馀水东至路，南入沽。居庸，有关。…………昌平，莽曰长昌…………。”所谓“百里之地同设三县”，即学者杨广文所言：“三县地，同属一域”[7]。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已经可以确定秦代在此地设置了军都县，居庸县也可能设置，其中军都设置时间甚至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燕国。换言之，就目前学术研究而言，在今昌平地区的范围内，可以肯定的最早县级名称是军都县，而非昌平县。保守一点的说，昌平地区的历史沿革可以追溯至秦代的军都县，而并非西汉的昌平县。文献的缺失，今天我们无从比较汉代昌平、军都、居庸三县之间的差别，但考古文物的史料或许能传递一些信息表明古代的军都县远非我们所想象的简单。在涉及昌平地区的汉代官印和封泥文物史料中有一枚西汉早期的“军都丞印”封泥[8]和一枚东汉中期的“军都左尉”官印[9]。前者表明西汉初年就设置有军都县，也证明军都县实际为秦代军都县之延续；后者表明东汉时期的军都县设置有左、右两位尉官。文献记载汉代之县有大、小县之分，县令、县长都是汉代一县的行政长官，大县称“令”，小县曰“长”；汉县设尉官，小县设一尉官，大县设左、右两位尉官。《汉书·百官公聊表》所说：“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即东汉时期军都县的户口超过万户，是当时人口大县，就清楚地说明东汉时此地人口在继续增长，经济在持续开发。 军都左尉（东汉官印） 通常某地县治的始置，是地方开发成熟的标志。谭其骧先生就曾经指出：“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州郡置县，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垣，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区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代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10]。秦汉之际，在昌平地区的百里之地“同设三县”表明此地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开发到达了较高的水平，其设县的密集程度在北京地区也能得到印证。笔者在《汉代印章、封泥中的北京古史》一文就注意到该现象[11]。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中相关记载可知，西汉北京地区设置了16县，东汉时14县，该数量基本上和今天北京地区的区县级数量一致。这样密集的设县，特别是在当时属于北方边地的北京地区十分罕见。同时也反映了两汉对北京地区的重视，以及当时的北京地区就已经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经济开发的成熟性。因此昌平地区的百里之地“同设三县”现象也就不意外。 总之，秦汉时期的昌平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县邑的众多，而秦代军都县的确认则更是将昌平早期建置史大大提前。过去人们“只知昌平，不知军都”，实因早期昌平地区的三县命运的不同消涨。即所谓“三合一，两县消亡，昌平独存”[12]。秦汉时期延续几百年之久的军都、昌平、居庸三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动乱的年代，或因长期的天灾人祸、异族入侵等多种因素，人口大量的减少，东魏太平元年（534年），军都县省并入昌平县，之后北齐时期因居庸县因遭受突厥多次抢掠烧杀而无人迹，不久居庸县也不存在。隋唐之后，茫茫上千多年，军都、居庸两县都没有恢复县置，只有昌平县置一直得到延续至今。旧物新知，旧史新解，今昌平地区最早建置源头或可追溯至秦代的军都县，而并非西汉的昌平县。探究历史就是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尽可能去揭示历史的真相，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或许也就是历史研究的魅力。
[1]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宋镇豪先生相关观点转引自《秦代政区地理》一书封底中的“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的推荐言。 [3]（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一《地理略》 [4]后晓荣：《秦代燕地五郡置县考》，《古代文明》2009年第2期 [5]尹钧科：《昌平地理概览》，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6]杨广文：《昌平探源》，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7]杨广文：《昌平探源》，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8]王国维编：《齐鲁封泥集存》，1913年石印本 [9]（清）吴云编：《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 [10]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划――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后晓荣：《汉代印章、封泥中的北京古史》，《古代文明》2009年第2期 [12]杨广文：《昌平探源》，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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