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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骨耒，考古学家一致认定它是农具，古人用以翻土耕种。对此，人们可以说深信不疑，因为从未有人表示过一丝怀疑。 你去翻字典，所有字典也是这样解说：“骨耒是古代一种农具，形如木叉，上有木柄，下是犁头，用以松土，可看作犁的前身。”（《古代汉语词典》） 但笔者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把此物认作农具，说河姆渡文化“已进入较先进的耜耕阶段”，是一种误读，也是传统文明起源观必然会导致的一种误读。
河姆渡骨耒大多是用野猪的肩胛骨制作。笔者已经指出，在原始苯教中，野猪是天父之形象，从遥远的史前时代起，它就已经是帝王天子的代名词了。骨耒（lěi）亦叫骨耜(si)。这“耜”(si)与“祀”（sì）读音相通，不是偶然巧合，就是同源字。 相通的读音已告诉我们，古人所“祀”的，其实就是这个“豕”。因此，它不可能是农具，只能是代表王权的一种仪仗、用于献祭的一种礼器！ 骨耒上大多刻有纹饰，而农具是不需要刻纹饰的，没有那个农人会无聊到在挖土的工具刻纹饰符。最要紧的还是，肩胛骨是哺乳动物身上一块最软、最脆的骨头，根本就不适合作挖土工具，一用力它就折断碎裂了。 这些骨耒上大多还凿有两个眼睛般的孔洞。考古学家说，这用于系绳扎木柄。细看也说不通，因为两孔间的距离很近，根本就无法固定木柄。问题是，殷墟出土的刻有字符的肩胛骨，很多中间也凿有两个或圆或方的孔洞，你总不能说它也用来系木柄挖土的吧？
当然，考古学家的说法不是全无根据，古籍中确有神农“冶斤斧，为耒耜鉏鎒”之语，诗经《豳风·七月》有“三之日于耜”；《庄子·天下》有“禹亲自操橐耜”的记载，甚至还有汉代画像石为证，可谓一目了然：
此外，陕西黄帝陵中的黄帝像（新刻的），也是上图的翻版，萌达达造型，拿着一个“耒”。他们都被认为是农耕汉民族的祖先，说是在教民如何耕作。 但笔者以为，所有这些记载和画像并没有说明骨耒的用处，也无法证明它就是用来挖土的。
但笔者以为，在中国范围内，任何地方出土的“骨耜”都与农人的农具无关。它们能被集中发现，可能是被用作了钱币，这种打磨过的肩胛骨或许就是钱币最初的形式。 世界各地的古钱币无一例外都是王权的产物，要有最高权力来背书的。骨耒如果用作了流通钱币，它仍是礼器合符逻辑的一种延伸使用。 笔者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币就叫“布”，藏语是“人”的意思，且是尊称。青铜布不但制作成了肩胛骨之状，还带有明显的“人”形：
在中国，最初出现的钱币不是制作成了肩胛骨的形状，就是制作成了刀子的形状（塔吉克人他们是古羌的后裔，他们的纸币至今叫“索莫尼”，本义是“刀子、刀人”），因为这些都是王权的象征。现已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布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霸国墓地，年代约为商末周初。 一言以蔽之，华夏文明虽有“农耕文明”之称，但它其实是以游牧文化为内核形成的。在整个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井田中的耕奴始终是社会的最底层，是那个社会最低贱的存在，他们使用的简陋工具绝无可能成为象征权力的礼器。青铜“布”被制作成了骨耒的形状，进一步证明河姆渡骨耒不可能是一种农具。 河姆渡骨耒也在告诉我们，中国范围内，自北而南的华夏化过程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经全方位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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