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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网 【嘉宾】 刘慈欣：科幻作家/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孙佳山：“青年文艺论坛”召集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侯小强：诸神联盟影业创始人，前盛大文学CEO 曲吉小江：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 【主持人】西夏/成都八光分文化影视总监
西夏：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中国科幻电影之路”专题论坛，我们今天特别荣幸请到了一批重磅嘉宾，感谢他们来到这个论坛！现在大刘还没到，他被堵在外面，据说外面还排着很长的队，还有很多听众想进进不来，都是为了聆听今天嘉宾们关于“中国科幻电影道路在哪里”的智慧、思想与洞察。 上半场议题是:“中国科幻电影的诗学”，我们还有个副标题是“时代大潮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幻电影”，这个议题据说是背景板写不下，就没有写上去。趁大刘没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第一位，戴锦华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在北大上课可谓是“一座难求”；第二位，曲吉小江女士，现在是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很早以前她导演过一部《电影往事》，是中国电影100周年的纪念；小江还在万达做过《心理罪》的联合制片人，然后在博纳策划了《战狼2》，也是今年国庆档“骄傲三部曲”中《决胜时刻》和《中国机长》的执行制片人，是这些电影的重要操盘手。第三位，孙佳山老师，青年才俊、新锐批评家，经常代表官方出访国外；第四位，侯小强——侯总，曾经为缔造新浪博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后来一手推动了中国网络文学的繁荣，现在也转战影视行业，推出了很多现象级电影和影视作品，包括当下正在热映的《少年的你》也是来自侯小强先生的大力推动。 今天论坛下半场的议题叫“中国科幻电影的工程学”，副标题是“从思想实验到工业流程”；我们本来还想有第三个议题，名为“中国科幻电影的经济学”，想要探讨投资、发行、营销等等，但隔壁正好有个科幻电影创投会，那就交给他们去讨论经济学的问题吧，不过我们在座的几位嘉宾也都是行业第一线的实践者，肯定也会聊到经济学。 这一场的嘉宾就坐在台下会场中的第一排，第一位是新锐科幻作家七马，七马有一些很神秘的背景，据说她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武器设计，《卧虎藏龙》里章子怡手上的那把剑就跟她有关系，她参与了设计；紧挨着七马的是著名制片人梁超，《长安十二时辰》《海上牧云记》总制片人；接下来是赵雯女士，腾讯影业高级制片人；然后是老算，去年（2018）一部非常优秀的科幻网剧《疯人院》的导演、编剧，这个剧得了很多奖，但我认为它还是被极大忽视、低估了，在优酷上只播了两季没播完，在故事高潮的时候就没了，观众不知道怎么办。还有两位是李明倩，阿里影业制片人；王语堂，未来新影集团创始人。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大刘入场，全场掌声） 西夏：大刘终于进来了！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给大刘吧。作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科幻作家，您不止一次表达过对科幻文学未来的担忧，说“科幻文学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扬帆”，同时您对中国科幻电影报以极大的期许，说科幻要在经济上存活下来必须借助影视，五年十年之内中国科幻电影必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大刘现在也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作品的影视改编之中，正好回应到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您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幻电影？
刘慈欣：首先我认为我们要有多样性的科幻电影，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理念，有一些硬一点的科幻，也要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比较软的科幻，不能把科幻电影也变成像对科幻小说那样，出来一部电影先不看好坏，先判断是否是科幻电影，这样对科幻电影的发展是不利的。 西夏：您前两天在一个会上发言还呼吁科幻回到“黄金时代”那样的标准，强调说要多一些科学科普方向的科幻，您对科幻电影没有这样的坚持吗？ 刘慈欣：其实科幻文学上我也没有坚持。我认为文学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风格，你说的坚持是我自己的坚持，并非整个群体都需要这样的坚持。让我拍电影我肯定坚持很传统、很硬的科幻电影，但我不认为科幻电影都该变成那样，那样的话不利于发展。 西夏：正好接着这个话题聊聊你的电影，今年号称是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新元年，年初的两部重要电影，一个《流浪地球》，一个《疯狂的外星人》，都跟您密切相关。假设请您暂时忘掉这两部作品是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假设它们跟您没关系，作为一个资深科幻迷、资深影迷，您怎么看这两部电影，各有什么好的地方，以及可以更好的地方？ 刘慈欣：这两部电影恰恰实现了我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期望，是完全不同风格的电影。《流浪地球》属于比较传统的科幻电影，比较硬核，而《疯狂的外星人》更文化化一些。这两部电影我觉得它们在中国电影不同风格开端上做得很好。 西夏：媒体上曾经看到说您给两部电影都打了满分？ 刘慈欣：我没有打过满分。 西夏：那它们各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刘慈欣：首先，《流浪地球》这部电影作为中国第一部大成本的科幻片，确实远超我们的预期，我一直说可能五到十年才能看到这种电影，但是没想到它一开始就出现了，当然这和主创团队超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至于说到《疯狂的外星人》，它在电影叙事方面的技巧比《流浪地球》要更熟练一些，毕竟宁浩是很有经验的导演。另外在科幻电影这种多样化上，它也代表了一种科幻电影的风格，它不依赖于科幻核心的构思，而是在科幻这个平台上展开一个大家很喜欢、很喜闻乐见的故事。 西夏：所以您也说过，它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 刘慈欣：反正情节上联系不大，电影是在改编《乡村教师》过程中产生的。 西夏：您一直有参与吗？ 刘慈欣：参与过一部分。 西夏：好吧，谢谢！我们先放过大刘，下一个问题给戴锦华老师。刚刚戴老师也是很辛苦地上楼挤过来，她在大会另外一个论坛作了一个主旨发言，题目叫《遗骸、幻境、未来之乡：科幻的位置》，就是讲科幻电影的未来，也希望您在这里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年初《流浪地球》北京超前点映您也有参加，我记得媒体上写当时首映完了以后，您特别激动，说“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在2019年终于开启了”，这句话是您首先提出的。“科幻元年”这个说法最早是2014年11月，潘海天在星云奖的科幻电影论坛上提出来的，他当时说已知有四部国产科幻大片会在2015年上映，所以2015年之后每一年我们都在喊“元年”都没有来，最后变成一种怨念，终于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您说“元年开启了”。 世界上有很多的大国、强国，像俄罗斯、英国、法国，也是电影大国，他们为啥没有这种焦虑，迫切地要做自己的科幻电影？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拍科幻电影？ 戴锦华：（笑）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都不知道从何谈起。世界上有很多的大国，大概电影大国只有美国和印度，其他国家都经历了产业变迁、发生了本土电影产业崩盘。宝莱坞是一个例外，除了印度本土以外，它覆盖了印度尼西亚和北非一些市场，它在印度本土是欣赏接受的习惯，在西亚是靠伊斯兰教的原因，不让好莱坞电影进去，所以宝莱坞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几乎好莱坞热映的电影都有宝莱坞自己的版本。其实只有美国一个例子，而美国的例子是非常独特的，都是在美国生长出来的，科幻这个电影类型在美国如此的强盛，是跟整个美国社会和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的。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 西夏：所以我们急着拍科幻是为了和美国拼第一？ 戴锦华：有这个盲目性在其中。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中国电影的硬件体量足够大，所以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类型或者各种各样的电影都有需求，只是随着《三体》得奖，随着资本加持，人们趋之若鹜，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这本身有一点荒诞。我觉得我们这么大的产业体量，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商业类型生长出来，除了本来就有的类型，还会有更多的本土类型出现。我们对于科学的热恋使得科幻成为一个重心，也在情理之中，但我更希望它能自然生长，而不是拔苗助长这样的一种东西。 大刘坐在这儿，我也抱着极大的忐忑，当时在电影院我本来是准备用很“外交”的立场来看《流浪地球》的，结果我发现看电影过程中，自己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一种幸存感，就是不断觉得脱身幸存，不断地脱身幸存，说我激动也是真的，但那个激动不是因为这个片子做得多么完美，而是因为它几乎逃离了难以逃离的很多陷阱，以至于它真的是一部科幻电影，达到了一部影片在工业、叙事多方面的及格线。所以我说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科幻电影，元年是可以开始了。但是好像咱们刚到元年就开始谈黄金时代了，那不是另外一个荒诞吗？ 西夏：您能不能再顺便接着聊一聊《疯狂的外星人》和《流浪地球》，这两部电影都有看吗？能否比较一下这两部电影？ 戴锦华：我们只有这两部，一定要比较可能意义不是很大，说不出别的，就是大刘说的，《疯狂的外星人》和《乡村教师》关系不大，《流浪地球》和科幻小说《流浪地球》关系也不大，因为（电影里）只有大刘原作中把地球开走这个设定存在，其他设定都不存在了。 西夏：为了准备这个论坛，我最近花两个星期把《流浪地球》拉了一遍，小说也重读了一遍，发现电影的很多细节肌理确实都是从小说中生长出来的，很有意思。我给郭帆导演说，快一年了，我终于可以跟你来谈谈这个电影了。回头我也把我的报告发给您请指教。 戴锦华：嗯，你有这个资格。我没有再去重读小说和电影。
西夏：您刚才讲的我也有同样体会，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生怕哪个地方弄错了，看着看着发现它又对了，每一个点确实都做到了，其实我就是想搞明白：《流浪地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的？ 虽然我们知道它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原谅它？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个科幻大会的高规格，在北京，在国家这个级别上开会，您刚才也说碰到别的学者时还互相好奇地问“你怎么也在这个场合”，您说有种荒诞感，因为像今天这样显示出来的科幻的重要性和实际上我们对它的忽视形成了一种反差。那再请问戴老师，最近您有一本新书，《返归未来》，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科幻电影，有从国家战略、民族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谈，这个话题能否稍稍分享一下：我们对科幻电影寄予的这种热情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读了您的书，我希望听您再阐述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电影？ 戴锦华：那本书是和一个年轻朋友的对谈，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那个年轻的朋友是坚决的反科幻主义者，他说科幻不是他的菜，他对《流浪地球》的评价是“多少根爆竹点着了”。他说观影中还睡着了什么什么的，因为他的好恶，才有了那个对谈。我觉得电影艺术总体来说在边缘化、在萎缩，但即使经由萎缩边缘化之后，电影的公共性仍然是相对最高的，电影的丰富性也仍然是最高的，而且这回可以回到大国强国， 比如我们的奥运会，一位著名作家说我们奥运会开幕式是世界顶级科幻大片。我们在奥运会上做这样的事情，大概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会被自觉用在国家形象上，反而美国用不着，因为好莱坞电影覆盖美国97%的市场，它自然而然成了国家的形象（不需要单独让科幻来承担）。 我不是一个建言者，我经常感到不希望电影遭到很多的“错爱”，它担不起这样的责任，但是希望电影能被保护。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纽约时报》评论《流浪地球》的标题是“中国电影工业终于加入太空竞赛”，这不是影评，而是一条时政评论。 西夏：这确实是一张国家名片，第一，它表示中国能做出这么大体量的科幻电影；第二，它里面包含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比如“人类共同体”“家园”，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理念都是作为纯粹的中国价值观在进行输出和宣传。 戴锦华：我觉得这是客观达成的，不是科幻独自可以达成。科幻特别有意思，原本人们认为中国离科幻很远，《英雄》经由好莱坞发行网去发行，我们很高兴，但不诧异；但是《流浪地球》也卖到美国去了，在美国的时候，有学生要求我讲《流浪地球》，我说你们都看了吗？说都看了，这个其实也让我们很惊讶、很高兴，不是说科幻电影必须承担国家价值，它也是在很多的特定情景下才达成这个效果的。但总体而言，中国科幻电影是会有这个很科幻的效果。 西夏：谢谢戴老师。孙佳山老师作为文化产业观察者，是“青年文化论坛”召集人，常作为官方代表出访国外。孙老师对科幻也有很多的观察和评论，有不少文章谈科幻。您有一篇文章提到，中国的科幻电影美学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用的都是美国标准——而美国科幻是太空竞赛时代的“战略应用文”。您认为我们对科幻的呼唤是否也有“战略应用文” 层面上的考虑？
孙佳山：谢谢您，我尽可能在一个完整结构里面把我的想法阐释清楚。刚才戴老师已经说了，科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有位置、成为一回事，实际上是第一次太空竞赛的结果和产物，包括美式科幻标准，并不是凭空就能创造出来的，跟当时的太空竞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当下，新一轮太空竞赛确实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就揭幕了。我年初在“侠客岛”写《流浪地球》评论的时候，也谈了这个问题——中国人最终也加入太空竞赛了——这个概念美国媒体已经非常明确地提了出来。 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二次太空竞赛，有几个突出特征。第一个是商业特征。当年无论是“阿波罗”“礼炮号”，还是“东方红”，都是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美式科幻文学和苏式科幻文学也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然而今天，我国现在已经一再成为全球年航天发射次数第一的国家，的确对于美国来说，新一轮太空竞赛已经开始了。而且，包括中国航天也在搞“捷龙”这种经济适用型的商业小火箭，直接和以马斯克为代表的SPACE X等美国商业航天竞争。商业航天发射，在今天确实已经不是上一轮太空竞赛那样的高科技、高成本，上一点规模的地级市、大公司都可以承担得起商业航天的发射费用，我们国家自己也有一批民营的商业航天初创公司正在跃跃欲试地加入这一领域。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小布什、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就在法律、制度上做好了铺垫，并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发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超过20年，每5年作为一个结点，我们可以看，5年、10年、15年、20年......外太空，尤其是小行星的矿产资源商业开发，将对地球现有的资源体系、价值体系造成非常直接的现实冲击。所以，如何重构价值，就并不是一个纯“务虚”的话题，资源体系都被价值重构了，更别说价值观意义上的重构，而在这一轮全球价值重构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已经在赛道上了，而且是美国最大、最直接的竞争对手。那么，我们中国式的科幻想象力，怎样突破美国式科幻想象力的限制？这个问题在当下、在多重意义上，都非常现实。我们中国人必须打破第一次太空竞赛的想象力的穹顶，这是我们在第二次太空竞赛中必须回应的问题。 西夏：从《流浪地球》上映大火以后，有一个现象，因为我供职的成都八光分是一家以传播科幻文化为主的公司，我们代理国内很多优秀科幻作家和作品，在《流浪地球》火了以后，很多电影公司找我们，问有没有更多的《流浪地球》那样的科幻作品，要买改编权。 像芒果娱乐什么的，很多公司问我们要，指定要“宇航题材、青春、爱情、正能量”那种。他们大概跟国家宇航局有项目或者是有什么别的资金要投进来，总之是要拍摄，马上要，很急。大概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国家形象名片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赋予《流浪地球》这一类电影责任的时候，就是给它贴上了一个大国形象的标签，要拿它来塑造国家名片。说到国家名片，这就跟博纳影业这边，跟在座嘉宾曲吉小江、小江总有关。 博纳影业近年来摸索出了新时代主旋律大片的规律，从《智取威虎山》开始，《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等都是主旋律电影，博纳影业一部接一部拍，也改变了我们对主旋律电影的认识。记得2017年在成都举办的中国科幻大会上，当时科幻电影论坛也是我主持，小江总作为论坛嘉宾，和郭帆导演、张小北导演一起在台上，那一次的论坛主题是“中国科幻电影的破冰之旅”。今天看来我们已经破冰起航了。小江总刚才我稍稍介绍过了，她策划了《战狼2》，还是《中国机长》执行制片人，为博纳这些主旋律大片在实操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其实《中国机长》很多朋友说基本上也可以当作科幻片来看，它具有的某种技术惊奇感，其实跟科幻电影是相通的。 我给小江总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博纳影业版图中有没有特别针对科幻电影的布局？
曲吉小江：因为博纳影业是于冬董事长一手创立的一家特别针对主旋律电影的公司。于冬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就一直专注于电影制作，“山河海”行动（指《智取威虎山》《湄公河》《红海行动》）等等，一直深耕于现实主义题材，每个项目前期我们都要做很多深度采访，包括马上要启动的一部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片（指后来的《决胜时刻》），现在也在紧锣密鼓地做采访，这个我们也是要给创作一个特别好的根，现实主义的基础。 说到未来的科幻电影，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谋划，它是一个机遇，比如我们要做《红海行动2》，就已经涉及海军非常前沿的科技成果、非常秘密的军事化的一些成果，包括我们跟民航在做《中国机长》的时候，因为空军是第一时间发现川航8633失联的，空军也在邀请我们参与做一部科幻电影，我没有想到军队里面领导有这么前沿的意识，对我们而言这是机遇，不是谋划，因为这样的事你想谋划也谋划不了。让我们自己去拍一部军事电影，真还不敢，因为涉秘。而现实却是，他们有这样的需求。博纳影业从这个现实主义出发，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里，遇到了非常好的机遇。 我自己一直在现实主义题材这方面踏踏实实地积累自己的制片经验，其实大片的话，哪个公司都可以做，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做这件事，我觉得博纳是做得最好的。《中国机长》是2018年5月发生的事，今年已经上映了，这么短的时间，你得保证它的质量，我们开机的时候剧本还在修改；包括明年要上映的超级战争大片也是这样，明年就要上映了，我们现在还在认真做采访。 西夏：是一部什么战争大片呢？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吗？ 曲吉小江：现在还不能说，昨天还跟罗兰 艾默里奇导演见面，他就是《2012》的导演，来中国做《决战中途岛》的启动式。我们想在影片中请他拍美国那部分。他问了一下周期，我们说明年12月要上映，他说“你们是疯子”，我们说，就是要邀请您来加入我们这一群疯子。他就笑了。他不知道在中国，有时候可以有一些很智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有国家任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想出方法，因为你肩负着为共和国立说的责任，到了某一个固定的日子，就是要上映某一种题材的影片。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所获得的宝贵的制片经验，大家都说一部好的科幻片可能需要四五年、五六年的时间，在我这里我相信用不了那么久，可能两三年的时间，在别人一半的时间里我们就能做出来，这个我觉得我们是有挺好的实操经验。 两三年前我曾经跟朋友的公司合作，因为他有大刘老师另外一本书的版权，在从事电影创作，这里也先不说是哪一部，反正那一次重启没有成功，也没有跟大刘老师合作成功，在万达的时候没有成功，现在在博纳我觉得又是一个机遇，又开始重启那部小说，那部小说那么多年也没有推上银幕，没有开发成功，这也是我个人的心愿（怨念），当然到成熟确定的时候会跟刘老师汇报。 西夏：说到主旋律，我再请教一下孙佳山老师，您曾经对中国主旋律电影有过研究和论述，分了四个阶段，您能简单说一下现在的主旋律跟之前的主旋律电影有什么区别吗？ 孙佳山：首先是主旋律的商业类型化，比如说博纳推出的一系列主旋律影片，大家都觉得又爱国又好看。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商业类型电影在价值观上，也开始越来越往主旋律上靠，这也是我们中国科幻电影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美国科幻电影的背后，都是和美国政府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比如说《流浪地球》在美国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上映，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同时期的《疯狂的外星人》就没能在美国成功上映，因为美国人在最后时刻突然“看懂”了，感觉这个电影对他们有点“不敬”。我们中国的科幻电影如何在商业和主旋律两方面保持平衡，并有效进入全球市场，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长期的考验。 但是，不要幻想在传统美式科幻那条路上还能继续走下去——再走下去恐怕就没路了。 西夏：是指像《流浪地球》那样走下去？ 孙佳山：对，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仅仅从《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上海堡垒》这三部影片来讨论整体的中国科幻电影，显然样本量还不够。这里面有一个典型的认识误区，包括科幻界、理论界、实操界都在试图进行文本解读，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每一部科幻电影都被排到春节档。何况还一山不容二虎，如果像今年春节档这样有了《流浪地球》，那显然《疯狂的外星人》就没有太大的额外空间。我们也不能指望每一部电影都像《流浪地球》一样，一般影院给电影的档期只能正常放一个月，而《流浪地球》再给延期了一个月，我们不能总指望有这种好事。我们还是应该在类型化、本土化和多样化方面做得更好一点，这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摸索的过程。 总之，要想从《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上海堡垒》这三部电影的文本解读中找出一种规律，肯定是不现实的，还是要充分考虑中国电影票房的档期结构，从产业现场出发。就像上面说的，不是总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们要面临的常态可能更像《上海堡垒》的实际遭遇，不能总指望风调雨顺，也不能总指望有大投入加持。 对于当下的科幻电影而言，有一个典型的认识误区，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科幻的视觉特效。我们有一个可以非常清楚地区别内行和外行的判断标准，就是《疯狂的外星人》和《流浪地球》，到底哪一个才是科幻的视觉特效？凡是说只有《流浪地球》才是科幻视觉特效的，都可以直接出局了。那种太空、星际的“大场面”在视觉特效意义而言，难度不大，费用也不高。事实就是《流浪地球》的视觉特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疯狂的外星人》“买一赠一”的赠品。当时是宁浩团队带着郭帆团队一起去和新西兰的视效公司谈的。《疯狂的外星人》中从徐峥脸上识别出的特征，再转到猴脸上，这是当下最难最贵的生物表情识别，类似的例子有《战斗天使阿丽塔》。当时郭帆团队钱不够，他们的报价新西兰的公司根本就不接，还是宁浩帮着垫的钱。《流浪地球》里那些特效，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成本上，都远不能和《疯狂的外星人》相比。
西夏：能否从三部电影各自成败、遭遇来谈谈：都是大IP改编，不同的观众和市场反应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谁最需要科幻电影？ 孙佳山：这个问题其实也挺难的，我也考虑了一段时间，试图找到一个线索，如果非要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现实感。科幻、科学虚构，并不是奇幻、玄幻，虽然都是“虚”的，但科幻需要有现实感，这也是来自科学的本底要求。《上海堡垒》从设定到服化道，就都没有建立起基本的现实感。而《流浪地球》尽管是早期的美式科幻美学，但它的现实感，你别管是不是土味儿的，就是建立起来了。 但是，我们不可能再从美国科幻电影的发展路径里再重走一遍，这在多重意义上都是不现实的，何况我们文化工业的集成能力、加工能力都还得进一步进化。就像刚才说的，不管是《流浪地球》里实际很便宜简单的“大场面”，还是《疯狂的外星人》中真金白银的生物面部识别技术，恐怕都得去买，我们自己都还搞不定。问题是，就像《疯狂的外星人》在美国最终没有上映，哪怕是像《流浪地球》那样的小范围的上映——这背后肯定是美国政府的潜规则——技术卡脖子问题在我们影视领域一样存在。如果好莱坞的产业链不向我们开放，那我们的科幻电影恐怕也就歇了，这会是很残酷的，大家可能还没有更多感受。当然，这不只是电影的问题，包括在文化产业中分量最大的游戏领域，人家的游戏引擎要是不卖了，那咱们恐怕将迎来断崖式下跌的局面。 西夏：又说回那两部电影。我个人觉得《疯狂的外星人》和《流浪地球》最受欢迎的地方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各自的观众群是不一样的，《疯狂的外星人》可能更知识分子一些，有很强的批判性，对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文化都有批判；《流浪地球》我觉得更多是一部青少年电影，讲的其实是青少年的成长。这方面也再请教一下戴老师的看法？ 戴锦华：我是觉得说《流浪地球》是青少年的电影的话，比较好玩儿。 不是吗？小青年想开车出去探险，破坏规则、最后遇到大麻烦，成长、解决问题，回来就拿到驾驶执照了，很开心。 戴锦华：从父子关系解释也可以，这都是某一类型化的元素。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莱坞式的科幻电影。后来郭帆导演也特别谦虚，他的说法也感动到大家，他说我们离好莱坞还有半个世纪，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这么说也是对的，同时提示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学习好莱坞，试图用好莱坞的办法的话，我们永远在非常远的后头。如果要说中国科幻电影的方向，我觉得《疯狂的外星人》更有趣，就是因为宁浩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清晰，他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更丰富的可能性；而《流浪地球》就是非常清晰的单一的可能性，不像《疯狂的外星人》让我们对丰富的可能性抱有希望。 当然我也反对孙老师的说法，说文本细读没有意义，因为《上海堡垒》文本上有足够的证据是有问题的，得先在编剧上过关、制作工艺上及格，才能谈别的。所以这个失败不值得讨论。
西夏：从数据上看，《流浪地球》青少年观众比例比《疯狂的外星人》要更高，而且《疯狂的外星人》的主力观众不可能是三四线的小镇青年，可能小镇青年更愿意看《流浪地球》？ 戴锦华：我问过一个问题，不知道在座是否有专家，我问过《战狼2》有多少的观众？1亿。中国有13亿人口，在这个基数上，中国的市场确实很大，对好莱坞来说是金矿也不过分。具体讨论小镇青年是一种讨论方法，讨论青少年则是另外一种讨论方法。我觉得显然《流浪地球》的成功是覆盖面非常大的，它已经是在那种商业追求的层面上讲覆盖面非常大的电影。而我觉得追求这全覆盖是制作者和发行者的愿望，但愿望并不是永远能达成的。所以我觉得你在愿望的意义上讨论永远没有意义。 西夏：您正好给了我一个词，“最大覆盖面”，让我可以串到侯总这边，他们专门研究这个，他甚至发明了一个“爆款公式”。跟大家再介绍一下侯总，他曾经把中文网络小说的阅读推到全新时代，后来成立中汇影视、诸神联盟影业等等，在中国IP市场的文学改编领域有很多现象级的成功实践，《嫌疑人X的献身》等等就是从他们这儿出来的；今年初，侯总还有一个事情跟我们八光分有关系，我们出版了一部青少年科幻小说叫《火星孤儿》，书还没有正式上市，侯总他们24小时就敲定了《火星孤儿》，马上付款，马上开始跟开发方沟通。可谓雷厉风行。 那现在就请侯总给我们现身说法，您的“爆款公式”是什么，如何最大面覆盖社会人群？ 侯小强：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IP的研究，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把IP分三部分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决策比较快的原因。 首先看这个项目，我的定义叫“情绪”，这个IP或者这个故事情绪是否有一个强烈的共情能力，我们在购买项目或者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我个人是比较偏向情绪最大程度一定要有一个共情能力，比如说中国价值观、集体主义。其实，《我和我的祖国》里就是集体主义，我今天早上还提到中国人有共情的东西，比如说春节回家、高考、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全部参与到改革进程中，释放最大的能量，让中国为这一个目标集体往前走，就像一列火车一样，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强的共情。 包括我们做《快把我哥带走》也是这样，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是因为可能每一个小女生都需要有一个哥哥保护，包括《少年的你》，校园霸凌，不只是一个校园暴力的故事，最主要体现的是暴力，在校园里面可以体现为校园霸凌，在家庭里面有家庭暴力，职场里面有职场的暴力，暴力无处不在，有冷暴力、热暴力，硬暴力、软暴力。我们选择这个项目的第一个标准是共情。我特别喜欢大刘老师的《烧火工》，但是他不卖，其实我考虑的时候就是看作品是否能打动我，打动很多人，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判断标准。 第二个我比较喜欢有辨识度的故事，情感是不是极致、是不是有难度。所有成功的作品，里面的感情都是有难度的，就像爬山，你爬的越高看到的风景越多，你趴自家墙头看到的风景肯定是很少的。所以，“辨识度”是我选一个IP第二个标准。 第三个就是叙事模型，我喜欢经典叙事模型，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我有一个标准。我有60个故事猎人在全国范围内筛选故事。我们对故事有一个标准：一口气能读下来，要是这个文字和文本都有障碍——因为很多作家写作的时候设置了一些障碍，或者叙事不流畅——我们就不喜欢这样的故事，这主要还是从商业角度考量去选故事。比如说我们马上推一部剧，《孤城壁》豆瓣9分，上万人打分，9分的作品，这个故事很奇怪，它是太监和公主的爱情故事，但是它打动我了，很虐，“虐”就是一种共情。 西夏：之前我看到您总结的爆款公式是：广谱情绪+超级人设+经典剧情+迭代审美。能否用这个公式来总结一下今年三部科幻大片？
侯小强：《疯狂的外星人》没看，主要还是《流浪地球》。我觉得《流浪地球》那种景象跟春节回家是一样的，后来郭导解释说中国人去哪儿都要带着家，中国人有集体主义，他的作品里面是有集体主义的，跟西方是不完全一致的，像《我和我的祖国》在国外不会成一个主流的片子，但这种情绪几乎是所有中国人都经历过的、国家的情绪。包括里面吴京扮演的这个人物，也是一个超级人设，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叙事模型从电影整个过程来说还是比较流畅的（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看文艺片），包括审美，包括我刚才讲的叙事，虽然是硬核，按理说很多人看不懂这种硬核科幻，但这个硬核能自圆其说，讲得非常流畅，就是叙事模型对了。最后一个就是视觉，它的视觉确实也非常好。
西夏：现在是2019年11月，正是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里面描写的赛博朋克未来发生的时间。大刘老师您个人对赛博朋克在中国出现有什么期许？ 刘慈欣：其实它的到来比我们信息时代的到来稍早一点，也是一种预言，而赛博朋克恰恰在这个时代里能很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特点，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赛博朋克都出现了很多很优秀、很成功的东西，像《黑镜》《爱、死亡、机器》等等都有非常强烈的赛博朋克特点。在中国来说，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很有影响力的赛博朋克作品，中国赛博朋克的小说很多，但是现在有影响力的还没有看到。因为现在的赛博朋克风格的东西有很强烈的西方社会的特点，这种东西如果放到一个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和中国文化结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另外赛博朋克还有一个问题，它有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就是人和机器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之上和这个界面之中，整个包括这个界面都还是算是科幻的，我们和计算机打交道和网络打交道都是很科幻的东西，但是一旦进人界面之下，就变成奇幻了，一旦进入网络或者计算机的内存，似乎就不受任何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的限制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描写，往往走到奇幻里面去了。所以赛博朋克这个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介于科幻和玄幻之间的东西，这种风格目前在中国怎么发展我不是太清楚。像前不久斯皮尔伯格的《玩家一号 》就是赛博朋克作品，我倒很期待这种。 西夏：您自己没有写过赛博朋克的作品吧？ 刘慈欣：没有。 西夏：您作为技术乐观主义者，可能不会写反乌托邦的故事。 刘慈欣：赛博朋克不一定是反乌托邦的。朋克是有一点颓废的题材，但是它也可以成为正面主旋律的东西，你想把主旋律和网络内的世界结合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好像倒是谁都没有接触过的新的东西。 西夏：其实反乌托邦这种东西应该是西方特别有兴趣，主要是青少年被压抑、想彻底自由却得不到，生出绝望颠覆反抗的情绪。这都是青少年热衷的。 刘慈欣：确实这个题材在西方天生就蒙上了灰暗甚至死亡色彩，比如说斯蒂芬森的《雪崩》这部小说，早在《神经漫游者》之前还有一个被中国读者接受的赛博朋克的作品，但在西方地位不高，就是《真名实姓》，它没有赛博朋克的特点，还是很明快的，特别被中国读者所接受，而中国读者对《神经漫游者》和《雪崩》接受程度不高，所以我觉得赛博朋克在中国完全可以以一种乐观的色彩出现。 西夏：社会主义的赛博朋克？ 刘慈欣：对。 西夏：上周我们在重庆参加华语科幻星云奖的活动，看到重庆的城市景观，极其符合赛博朋克的视觉特征，然后看到那些民工、重庆的“棒棒”们，感觉反差很大……很多人想把重庆叫成“赛博朋克之都”。请问小江，博纳影业会不会将来也做赛博朋克的主旋律科幻？ 曲吉小江：我个人特别喜欢，曾经想过是不是大家会以数据的形式、能量的形式或者信息形式存在，因为我个人学习过佛教的东西，它也是倡导大家以能量形式存在，肉体是极大的限制，肉体在时间的监狱里，无法得到自由，要翻过，必须要抛弃肉体，因为肉体对我们是负重。 这好像跟赛博朋克是互通的，从中我看到的都是对佛教的思考，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赛博朋克，甚至我觉得它比宇宙探索能更快找到人类生存的一些答案，因为以信息形态存在会比较自由一些。我是欢迎、拥抱这个未来的。但是说到本土化，我觉得可能要看一下中国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包括5G这些技术的发展，可能是我们电影的一些好的题材，因为科技和科幻关系紧密，科幻有点远，科技就在我们身边，从博纳的经验来看，其实更多借鉴于科技，未来几年的科技，就包括身边的科技。我们马上要跟广州市政府做一个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方面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些重点工程，涉及未来几年科技的成果，可能也有一点科幻色彩。真正的赛博朋克可能还需要编剧导演有这样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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