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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的悲 鲁人 二、羽太信子其人 周家的悲剧，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是有很大关系的。信子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租房时女佣。许多资料表明她暴躁猜忌、性格乖张，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症。至晚年愈甚，周作人的日记常有记录，“又狂易大作”，“恶詈”，“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让周作人“甚感不快”，只好“乘十一路无轨电车至北京站一转”，“避西屋睡”。 信子初随丈夫回到国时，住在绍兴。虽偶犯脾气，家里人迁就一下，还算好。周家迁居北京后，鲁迅的母亲将全家的经济大权交由信子掌管，事情便难以控制地走向悲剧。许广平说，信子是“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话虽刻薄激愤，却也反映了信子霸道无理，贪舒适，好奢侈的习性。贫苦出身的信子对在中国的生活是很享受的，在绍兴时，她在给妹妹的信中就曾说，“绍兴周家是名门望族，那里的生活比日本家里好得多。”大约真是出于暴发户心态，家中日用专买日本产品，病了就看日本大夫。更甚者饭菜做好，突然想吃别的，立刻撤回厨房重做。周作人一生多以借债度日，原由从他晚年的两则日记中可略加猜测 ，“下午结本月用款计逾五百八十余元矣。”“黄妈往劳动十五日，给粮票十五斤，油票五两，款三元也。”据学者考证当年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五百余元。 周作人对信子是怕且无奈，于是，只好取息事宁人的方针。有资料说，在绍兴时，一次他们夫妻争吵，信子歇斯底里大发作，让周作人目瞪口呆。如此几次，周作人彻底妥协，最终，只好以牺牲“长兄友好”为代价。兄弟失和后，鲁迅曾对许广平讲，周作人“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八道湾的人对信子虽有意见，但敢对她提些善意劝告的大约只有鲁迅。这引起信子的不满，于是，不准她的孩子们与鲁迅接触，也不许他们接受鲁迅给他们买的糖果。她说，要让鲁迅“冷清煞”。 鲁迅对信子可能早有失望，这从鲁迅日记中可见蛛丝马迹。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信子的名字是1924年6月11日。兄弟失和后，鲁迅最后一次回八道湾，取自己剩余的物品。但向前至1919年10月19日，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鲁迅的日记里信子的名字全无踪影，而她的弟弟妹妹的名字却与以往一样正常地出现。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其原因却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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