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家的东京爱情故事

“哎！小周，这里有一封你家里打过来的电报。”

“谢了，先帮我放在旁边桌子上吧，我一会儿看。”已来日本留学四年的周树人，并没有着急打开电报，而是紧锁眉头踌躇起来，因为他怕打开之后，看到的又是母亲催自己回家结婚的消息。

周树人觉得自己才25岁，婚姻这种事情还不着急，但他显然低估了中国父母历来过多关注子女的热情，更何况她们还很会利用“别人的力量”给儿子施压，小时候先逼着儿子跟姑娘定亲，现在又反过来说你都跟人家订婚四年了，还不娶人家，不是白白耽误人家的青春吗？

“那我不娶了行不行？我都没见过那个姑娘，没感情基础。”

“那可不行，你这么做不是自己打我们周家的脸吗，邻居们在背后会戳脊梁骨的！想想你那早死的爹，一辈子最好面子了，当年因为你爷爷的科场舞弊案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你们兄弟三个早日成亲，如今你这么做，我死后可有什么脸去见你爹啊，呜呜……”看到含辛茹苦将自己和两个弟弟抚养成人、如今已经满面风霜的母亲啜泣，小周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梗着脖子咽了下去。

咳，真是年纪大了，想这么多，是祸躲不过，周树人一边安慰自己一把打开电报，结果倒是不催婚，而是更吓人的四个字：母病速归。

放下一切，飞奔回国。

▲留学时代的鲁迅（右后）与友人

满头大汗跑回家的周树人，却发现本来很死板的老母竟然给自己安排了一幕国产电视剧桥段，红烛喜宴已摆好，连迎亲的步骤都省了，直接送入洞房。

看来旧社会也不是什么都不好，至少不会出现剩男剩女问题。

可二弟周作人后来却说，大哥成亲那天活像个木偶；伺候了周家半辈子的长工说，那天晚上到了很晚我还看到少爷书房的灯亮着，第二天早上少爷黑着眼圈从里面走了出来。

周树人娶的那个女孩名叫朱安，商人家庭长大，虽然目不识丁长相一般，但贤惠听话，从小裹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点让婆婆十分称心。

周树人是个进步青年，尽管是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但他一直和同学们盘算着怎么推翻腐朽的旧世界，看到朱安这个样子，内心总是不舒服，“和她聊不来”，后来他也总是跟别人说，“朱安不是我的妻子，是我母亲的儿媳妇”。

▲朱安

想了解一个人究竟想要什么，他做事情的方式往往比内容更重要。不敢在拜堂时撕破脸的周树人，婚后第四天便回了日本，将朱安留在了喜欢她的婆婆身边。

回到日本后，周树人一面反思自己的遭遇，一面看不惯公派留学生们在日本令人厌恶的嘴脸。痛定思痛，周树人弃医从文，将心碎变为艺术，渐渐他有了一个更加令人敬仰的笔名——鲁迅。

二弟周作人也来了日本留学，主修希腊文，还经常和哥哥、许寿裳、钱玄同一起去章太炎那里听课，几年后他们在北京还将做一番更大的事情。

三弟周建人年纪尚轻，在家照顾母亲的同时自学生物学。

1909年，鲁迅回家乡做了新学教员，早早被娶回家却还没有啪啪啪过的朱安终于又有了和丈夫在一起生活的机会，可丈夫对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大部分时间宁愿通过烟酒来寻求感官刺激。

那一年二弟周作人的感情生活倒是不错，在东京娶了一位名叫羽太信子给留学生做杂物的打工妹，虽然她脾气有点不好，但毕竟身上还有着大姑娘的温顺，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日本儿媳日后将成为周家兄弟决裂的导火索。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

回乡教书3年后的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邀请去北京教育部任职。几年后二弟、三弟带着母亲、老婆孩子也都到了北京发展，一家人随卖掉了家乡老宅，住进北京八道湾胡同。

鲁迅不在绍兴的那几年周家发生了不少大事，周作人带羽太信子回绍兴后，信子依然惦记在日本受苦受穷的妹妹，遂在分娩时需要照顾为由，将15岁的妹妹羽太芳子接到绍兴，两年后26岁的周建人便在二哥二嫂的撮合下娶了羽太芳子。

▲1912年鲁迅家人的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

亲上加亲的一家人在北京住上豪华四合院之后，除鲁迅依然不接受朱安这一点瑕疵外确实过了几年非常和睦的生活。兄弟三人事业发展得也非常顺利，鲁迅与二弟周作人都在大学任教，同时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畅销书作家，每月家庭进账至少1000大洋（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毛主席一个月8块大洋），三弟周建人在北大旁听，成为进步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周家兄弟，一门三杰。

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如胶似漆放在空气中时间长了也会变得硬邦邦，很快嫌隙就出现了。

首先是钱不够用，文艺青年不善理财古已有之，加上掌管家中开销的羽太信子是苦出身，现在终于有了钱，便开始和妹妹芳子一起大手大脚地挥霍，结果竟然弄得每月入不敷出，兄弟之间开始为这件事情有争吵，吵红了脸便开始分餐冷战，最终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决裂，1923年鲁迅搬出八道湾胡同。

关于兄弟两人之间为何决裂，还有一个比较香艳的版本，传说大哥虽然对小脚的大嫂没有性趣，但内心还是饥渴的，偶尔会去扒窗根儿偷看弟妹洗澡。

鲁迅从八道湾搬出之后，很快又买了一处小一点的四合院。钱在他身上从来都是不成问题的，工资、讲课费和稿费加在一起平均半年便能在北京买一套学区房。据说为了多赚一点稿费先生也鸡贼得很，当时报社按字数计算稿费时并不把标点符号计算在内，鲁迅投稿时便故意不加标点符号，生生逼着报社把标点符号也算字数结算稿费。

北京嘛，从来都是有几套房就能有几个媳妇。鲁迅开始频繁收到一位女学生小许的来信，本来是探讨女子教育的，但小许第一封信开头却写“我是一个受教于您两年，每次都坐在第一排盼望您出现的女学生”，老司机一眼便看出来小许的心思，当晚便给回了2千字，加上了标点符号，还没收稿费。

男人搞定女人往往就三招，要么用钱砸，要么晒肉体，要么文化洗脑。对于许广平这样出身江南大族的革命女性而言，钱肯定是没有的，一封回信许广平就软了，瘫倒在老师面前。

▲鲁迅与许广平

19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对许广平思念非常，一度达到每天要给许广平写三封信的地步，连邮局轮流值班的邮递员都成了老相识，为了避免尴尬，鲁迅常常到半夜时再悄悄去投第三封。信中，小许也渐渐变成了Miss许和小鬼。鲁迅以前总是嘲讽别人“写不出的时候不要硬写”，如今他自己却“书被催成墨未浓”，后来缺少稿费来源的鲁迅还将这些信件以《两地书》为名出版。

直道相思了无益，不如实战啪啪啪。没多久，享受够颅内高潮的许广平跑到上海与鲁迅一同住进了一幢三层小楼，以骂别人出名的鲁迅，此时尝到因果，连二弟周作人都在报上说：哥，家里还有嫂子呢。

这就尴尬了，臊眉耷眼的鲁迅一直对外宣称小许其实是自己的秘书、给自己抄稿子的，我俩只是合租而已哦，我住在二楼的亭子间，小许住在三楼。为了避嫌，鲁迅还时常找学生来和他们一起合租，三个人去杭州旅游，开三个人的房间，坚持让学生住在两人的中间，以示清白。

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在杜蕾斯和毓婷还没有流行的年代，难免擦枪走火。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小红象（鲁迅对周海婴的昵称）。先生后来自己说，“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小红象则把自己的身世说得更直白，“父母避孕失败的产物”。

有了孩子，兜不住了，先上车后补票的鲁迅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声明，“你们总是造谣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气不过，索性就在一起给你们看。不仅要在一起，我们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周海婴”。

▲鲁迅、许广平、周海婴

大哥“积极寻求真爱”的那几年，留在八道湾胡同的两位兄弟也没闲着，周作人继续当着他的新文化旗手，还创办了《雨丝》杂志（这后来被方舟子学了去创办《新语丝》）；周建人则和羽太芳子生了4个孩子，写了很多主张妇女权利的文章。

只不过大哥出走之后，羽太信子、羽太芳子两位弟妹在家中的地位又进一步升高，脾气似乎比当年初到绍兴时也跋扈了许多，还有“大战”在后面等着。

即使生下了小红象周海婴，许广平和鲁迅生活在一起也是既崇拜又紧张的。小红象还记得自己5岁时，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萧红姐姐常来家里串门，还总是以探讨美学的名义穿一身新衣服黏着父亲晃来晃去，父亲的眼神似乎有点被晃晕了。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鲁迅与萧红

 

大哥艳福不浅却从心所欲不逾矩，二弟患“气管炎”多年，没贼心也没有贼胆，唯独三弟这次在哥仨中拔得头筹，墙里开花墙外香。周建人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下找了一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月薪60块大洋，但羽太芳子却说60块根本就不够花，还是愿意带着孩子们在八道湾享福。到了1925年，虽然周建人每月还依然往家里汇钱，但心却已经不再羽太芳子身上了，效仿大哥和当年自己在绍兴教书时的女学生王蕴如走到了一起，陆续生了三个女儿。

▲周建人与王蕴如

从八道湾搬出之后，时间也再没有给兄弟三人重逢的机会，1936年一直在上海“以笔为枪”战斗的鲁迅猝然长逝，后世将他奉上神坛，“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是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上海自发为鲁迅送灵的人们

与大哥去世后上神坛不同，二弟很快当了“汉奸”。鲁迅去世次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与其他大教授都跑出长沙后来又千里跋涉去了昆明、李庄不同，周作人在日本老婆的劝说下选择留下北平，成为著名的“留平四教授”之首，当然他为自己找的辩词是受校长姜梦麟委托留下保护校产。

但无论怎么辩解周作人最后还是担任了伪职，抗战胜利后被判14年徒刑，不过三年多后李宗仁为向中共示好释放政治犯，周作人也跟着放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给周总理写了长达6000多字的检讨信，希望能得到从轻处理，最后经毛主席批示的，让周作人做一些翻译希腊文的工作，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翻译出来的作品也不能署周作人的名。

▲晚年周作人

这种底子不干净的人又怎能逃过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呢，每有政治运动周作人都会受到冲击，儿子也被打为右派。让人唏嘘的是，后来周作人再给总理写信并不只是求救，还希望能将自己每月200的工资提高到400，因为羽太信子开销太大，钱不够花。可要知道，那年月，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可能都到不了100块。

文革开始后，周作人被揪斗，两次请求服用安眠药自杀未果，最后在1967年上厕所时病发去世。据说生命最后几年周作人最常写的句子是“寿则多辱”。

▲毛主席与周建人

自从二哥当了汉奸之后，三弟周建人就与他割断了联系，也没有再回八道湾去看过老婆孩子。政治上三弟也要比二哥敏锐得多，不仅写了很多怀念大哥的文章，还从抗战时期便开始办报、组建民主促进会抨击国民党，建国后从未受政治风云所伤，历任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1984年去世。

鲁迅的身后事并不复杂。钱捐了，遗物、手稿进博物馆，建国后许广平直接将全部版权上交国家出版总署，并坚决不要已经结算出的34万元稿费，因为“鲁迅是属于人民的”。如此慷慨识大体的许前辈建国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1968年因四人帮偷盗鲁迅手稿一事刺激突发心脏病去世。

▲晚年许广平

 

而鲁迅另一位遗孀朱安显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荣光了，本来就处在家族边缘的她，鲁迅去世后更是无人关心，晚鲁迅10年去世的她死前最大的愿望是能葬在鲁迅的旁边，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作为鲁迅唯一的孩子，7岁丧父的周海婴在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他也听从了父亲“孩子长大后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言，去北大学了无线电，后来长期在广电总局工作，当然还有一大部分工作是写怀念鲁迅的文章、四处做与鲁迅相关机构的顾问。

可到了1981年，沐浴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春风的周海婴却做了一件让很多人瞠目的事情，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要索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34万元鲁迅稿费，巧在许广平捐献时也未作明确安排，相关部门拟用30万元成立“鲁迅文学基金”，其余4万元上缴国库，但一直未实施。

▲晚年周海婴

周海婴提出要求后，相关部门决定为30万元返还周海婴，上缴国库的4万元就算了，但没想到周海婴却不依不饶，写信到文化部要求这4万元也必须退还给自己，且1981年出版的日文版鲁迅全集21万外汇版税也应该给自己。

结果双方越闹越激烈，1986年周海婴在北京法院起诉人民文学出版社，只不过法院最后的判决让人有点啼笑皆非，法院认为许广平此前所有的捐赠行为有效，此前鲁迅相关作品的版税以及这次日文版版税均与周海婴无关。只有一小部分版权属于许广平又不在当时捐赠之列的可以给周海婴支付297.6元的稿酬，但本次诉讼费用422元由周海婴负担。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周海婴自然不服，1989年二审上诉，最终经调解人民文学付周海婴1242.2元版税。

周海婴婚后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周令飞、次子周亦斐、三子周令一，小女周宁。和周海婴的父辈一样，周海婴的下一代中同属长子周令飞影响较多。

1980年周令飞循着祖父的足迹赴日本留学，期间爱上了一个台湾姑娘张纯华。当时两岸关系还十分紧张，消息传到双方父母的耳朵里，都吓傻了。周令飞像当年的祖父那样，被父母再三电令回国，张纯华回台湾被父母狠骂了一顿后又跑回日本，并坚决把还没来得及回国的周令飞带回台湾结婚。

鲁迅长孙“叛逃”台湾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旋涡之中的周令飞百感交集，又想起了当年那个被骗回国的祖父，直接发表声明，“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这件事与我父母无涉。”

▲周令飞与张纯华在台湾的婚礼

可生活往往有两个悲剧，一是没得到想要的，二是得到了想要的。周令飞在日本学的是电视广播，去台湾后无法以此谋生便进入岳父的百货公司工作，后来公司破产，据说周令飞和张纯华一度到大街上卖爆米花谋生。

1985年周令飞生女周景欣，其成人后一直在台湾娱乐圈发展。

▲周景欣

1999年周令飞回到大陆，留起和祖父十分相近的胡子和发型，出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每年最主要的任务是写各种怀念鲁迅的文章和作报告。

▲作报告的周令飞

至于周令飞的几个弟弟妹妹，二弟周亦斐在私营企业工作，三弟周令一在日本学成归来后做了摄像，小妹周宁则直接嫁给了日本友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好了，老周家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偶尔叹息，但不必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