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亲属与鲁迅

鲁迅亲属与鲁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谈的，只是在鲁迅身后，鲁迅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而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则是因为读了《南方周末》上《鲁迅长孙周令飞：为鲁迅之名奔忙》(2006年8月24日)一文而有所感矣。这篇文章介绍了周令飞先生正在怎样“为鲁迅之名奔忙”。这一“为”字，使得语意有些暧昧。从这篇文章里，我们知道周令飞先生正在从事各种各样以“鲁迅”命名或与鲁迅有关的活动。拍名为《鲁迅》的电影，拍名为《中国文豪鲁迅》的电视剧，也就罢了，连“南京咸亨酒店珠江路分店举办的‘绍兴三日游’”也参加，就让我颇有些惊讶了。 　　周令飞先生为自己的“奔忙”给出的理由，当然是从亲属的立场宣传鲁迅、研究鲁迅了。说到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应该先说到周令飞先生的祖母许广平先生。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先生即搜集有关资料、出版鲁迅著作、撰写回忆文章。许广平先生关于鲁迅的著作，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应该说，这些著作，对宣传和研究鲁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毋庸讳言，也造成了不少混乱。在回忆、描述和塑造鲁迅形象时，许广平先生有着许多有意无意的错讹和歪曲。“文革”开始后，许广平先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谈鲁迅的文章，其中对鲁迅的描绘和阐释，是严重违反实际的。例如，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中，说“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正先生1979年出版过《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对许广平“回忆”中的多处差错进行了纠正。数年前，我也曾发表题为《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的论文，研究了许广平先生在“改写”鲁迅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更研究了她这样做的“苦衷”。 　　许广平之后，就该说到鲁迅二弟周作人了。上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在报纸上写了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后汇成《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书。周作人在那时候写这些东西，无非为赚稿费养家糊口。他只写他所认为的客观事实，尽量避免主观介入。这些文章对研究鲁迅自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鲁迅三弟周建人先生，在鲁迅逝世后的10多年间，也写了10来篇回忆鲁迅的文章，1950年代初结集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出版。这些文章，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鲁迅。但“文革”期间，周建人先生也出版了《回忆鲁迅》一书，那就完全是让鲁迅为“文革”服务了。 　　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2001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也应视作是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1957年一则有关鲁迅史料的披露。 　　在1949年后，许广平先生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周建人先生则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这些，无疑都是鲁迅对亲属的现实影响。仅此一点，也就说明在1949年后，鲁迅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肖像权、著作权一类问题上，不能与一般人等量齐观。所以，每当周海婴先生在此类事情上兴讼，我都是颇有腹诽的。 　　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周海婴，他们对鲁迅的回忆，有着不言自明的理由和价值。鲁迅曾被绑在极左政治的战车上，这造成了不少人对鲁迅的误解甚至反感。如果鲁迅被绑在经济的战车上，让鲁迅搭台而经济唱戏，那后果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