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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修桂 我外祖父家是滕州滨湖镇东古回民村。三舅家里，珍藏有一方“恒德堂”木制印模
。童年的时候，我常住姥娘家，这个印模就是我的玩具，经常拿着印字玩，因此，印模边框还留有我当年刀削的痕迹。“恒德堂”是我外祖父张荣治先生民国时期中医诊所的堂号，“恒德堂”印模，印证着外祖父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文革”前夕，在东古一带的行医经历，距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恒德堂”印模大致呈正方形，宽12.7公分，高12.3公分，厚3.5公分，上方为抹角，黄梨木材质。类似的印模，经过“文革”时期的“破旧立新”，相信已存留不多，应该是研究旧中国乡村医疗卫生历史的重要遗存。印模正面上方按照旧式书写格式，反刻有“恒德堂”三个正楷字，下方小字为正文，亦为反刻正楷体，均书写工整，笔法谨严;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使用磨损，印模中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现将“恒德堂”印模正文断句抄录如下：“本堂开设鱼台县古村镇东街南北路路东，采办各省生熟药材，虔心修合。膏丹丸散一应俱全。特请良医统治各科，无论远近病症，遂到遂诊，庶不致悮。”(注:
修合，中药采制的术语。指中药的采集、加工、配制过程，它涉及到药材的产地、成色、质量、加工等因素，直接影响中药的疗效;庶，希望;悮，同“误”;“庶不致悮”，即希望不会耽误疾病治疗)。印模正面右下角刻有印章，字迹已完全模糊，恕不妄猜。
旧时不少的店铺包括中医药铺，都佩有堂号。堂号即品牌，堂号即信誉。商家可以凭堂号借贷、担保。店家视堂号为生命，一旦产品质量或者服务出了问题，堂号消弭、店铺关张是不可避免的，有的还要吃官司。所以，很多堂号的自律意识非常强。关于这一点，从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可窥一斑。据母亲说，“恒德堂”印模的字，是印到中药包装纸上的。每到过年空闲，往往是外祖父家刷印包装纸最忙的时候:拿“恒德堂”印模，刷一层墨，往纸面使劲一摁，一张包药纸就印出来了，类似于现在的医院挂号证，印有医院的介绍，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但比起当今某些广告，“恒德堂”印模的正文，内容要文雅、含蓄、谦恭得多，没有“包治百病”、“药到病除”之类的用语，只是表明虔心修合，精心炮制药材，有良医坐诊，随到随治，并希望自己的医术及诊疗不致耽误患者康复。滨湖镇古村及其周边区域，满清、民国时期直至1950年前后，曾隶属于鱼台县，一直是镇的设置;而原滕县(今滕州市)1979年1月之前亦由原济宁地区(今济宁市)管辖。古村西濒微山湖，北依凫山西脉，扼水旱要道，为湖东有名的大集镇。村中间以南北沙河为界，分东西古村，河东为东古村，也称为“东街”;河西为西古村，也称为“西街”，东西街交通有建于明朝的石拱桥连接。其中，东古村将近3000人口，回族占了一半，是滕县回民聚居人口最多的村，村中当时建有闻名济宁地区历史悠久的大清真寺，当地人称为“大殿”。外祖父张荣治先生(1914——1968)，字华洲，出身于东古村一传统耕读之家。其父张乐同先生，乡村塾师，中年早殁。外祖父幼年勤敏好学，未及弱冠，即在本街孙姓药店帮忙抓药，并向在此坐诊的滨湖苏坡名医秦存心先生(早年在苏坡村开设中医诊所“回春堂”，后为外祖父岳丈)学医。待外祖父与外祖母成婚后，在曾外祖父秦存心先生的指点协助下，外祖父即在古村东街单独开设中医诊所，取堂号为“恒德堂”。东古回民多经商，故东街两侧商铺众多、生意红火，五天一个大集，每天都有小集，辐射吸引了周边二十几里范围内的百姓，带动了中医诊所药铺业务兴盛一时。据母亲和大舅回忆，当年古村东街中医诊所，除外祖父的“恒德堂”，还有邵姓的“同聚堂”和“同德堂”。邵姓两家，均为地主富商，唯有外祖父为普通农家出身。
恒德堂开设以后，外祖父与曾外祖父在堂内坐诊，并延聘了掌柜和账房先生。曾外祖父以诊治小儿科为主，外祖父除诊治一般病症外，还擅长针灸。据母亲讲，药铺的收入，不是“二五分成”，曾外祖父每年只要“花花礼”。为防治天花，民国政府已经开始为儿童接种疫苗，俗称“种花花”。只是，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免费的“计划免疫”，“种花花”是要收费的，俗称“花花礼”。当时，农民大都以粮食折抵药费。“花花礼”，男孩小麦25斤，女孩小麦20斤。“种花花”的范围，东到苏坡、朱村，南到岗头，北到邹县九山、黄山、爷娘庙，西到今微山大辛庄、朝阳一带，每年收取的“花花礼”是相当可观的。(解放后，曾外祖父在岗头医院坐诊，去世于“文革”前夕)除“花花礼”由曾外祖父收取，恒德堂其余收入，由外祖父支配。那时候，农村医疗水平低下，西医几乎是空白，“黄金有价药无价”，中医先生无疑是受社会尊重、收入稳定的职业。外祖父自幼览读诗书，深受孔孟礼仪影响，养成了谨小慎微的处事风格。医术是“仁术”，中医的辩证疗法，有时也讲求“沉疴用猛药”，外祖父的性格决定了他从不可能用“猛药”，只是循规蹈矩“望闻问切”，按正常剂量配伍用药，按公平价格收取费用，细心调理病人痊愈，终其一生，未出过医疗事故。在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其医术深得百姓信赖。外祖父为人温厚尚礼，乐善好施
。那时农村十年九灾，加之兵荒马乱，一遇“贱年”(灾年)，穷苦人家，卖儿卖女，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听母亲讲，每到这个时候，外祖父总是叫家里人挨户送上煎饼和盘缠;并开设“粥厂”，施粥放饭，救助本地的穷人和逃荒到本地的外乡人。对于拿不出分文的穷人病患，照常看病用药，其药债如果实在不能偿还，到岁末一笔勾销。东古村不少80岁以上的老人，至今仍时常念叨外祖父当年资助穷人的轶事。缘于外祖父在当地的口碑及为人，建国以后乃至“文革”初期，虽然外祖父土改时期被划为富农成分，但一直未受大的冲击，也从未出过义务工“劳动改造”扫大街。东古村回汉杂居，回民非常看重回汉情谊，外祖父尊重回民的民族习俗，与街上回民和睦相处，关系融洽。遇有回民丧葬，按照伊斯兰教规所需香料，一直都是由外祖父的“恒德堂”精心配制，这以至成了回民约定俗成的惯例。依赖外祖父苦心经营，“恒德堂”业务逐渐做大，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到解放前夕，外祖父家置办了几十亩薄田，并有了稍宽敞的房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为了加强对私营卫生行业的管理，提升医疗水平，政府对城乡规模较大的中医诊所和药铺也逐步纳入管理范围，由政府派出公立医院专业人员(一般是西医)参与经营管理。外祖父的“恒德堂”，也由当时的岗头医院派专人参与管理，对外称“联合诊所”，人们俗称“联营”。六十年代初期，我记事的时候，“联营”里与外祖父一起坐诊的“公家人”，是人称“李站长”、我喊“大姥爷”的李为福先生。李先生是邹城人，中等身材，戴着眼镜，待人和蔼可亲。而我孩童时期记忆中的“联营”，是一个令我“恐怖”的地方:诊所里弥漫着中药味道，时而有前来打针的小孩声嘶力竭的哭喊，以及腿上扎满银针、痛苦不堪的关节病人等，而我则在外祖父等老辈的呵护下渐渐长大。1966年“文革”前夕，医疗系统清理有历史问题的人员，按照“唯成份论”，外祖父自然属于下放之列。从此，外祖父离开了相伴一生的中医药房回到家中。1968年秋，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外祖父谨小慎微，担惊受怕，郁郁而终，没能等到“文革”以后国家为“联营”老中医落实政策的那一天。(后记：母亲姐弟四个，母亲为长，另有三位兄弟。我诸位表弟，或生于“文革”初期，或生于“文革”以后，创业考学时间较我为晚，对于恒德堂及联合诊所，唯有我童年有所经历，深有印象，并根据母亲及三位舅父及其他知情长辈多年多次回忆述说，整理成章，基本事实未大出入。)
作者简介：
段修桂，滕州人，大学中文毕业，1991年之前在滕州二中任教。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在几个不太重要的部门单位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业余时间写点随笔。现任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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