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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领域，有两种人是非常需要法律帮助的。一种是被害人，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前者已经有国家公权力机关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公安、检察院、法院、看守所、监狱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站在被害人身后，维持社会秩序，打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后者只有自己，除了亲友，没有人站在他们身后。他将独自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大众鄙夷的眼光。在国家机器面前，他们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待着他们的是正义的审判。在社会大众观念中，他们早已是罪犯、社会败类、道德沦丧者、腐朽分子、禽兽、十恶不赦之徒……他们的犯罪行为被简单粗暴、片面地描述，被遗漏了太多太多的细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之前，看起来都已经是有罪之人。 虽然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种种权利以保护自己，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无力从事适当而有效的防御。而警察、检察官行使控诉职能，站在与被指控人相反的立场，他们通常只注意对被指控人不利的情形，对被指控人有利的情形却在不知不觉中常予忽略。在现代法治社会，就算被社会讨厌的人，他也应该得到司法正义程序的保障。就算是非杀不可的人，也需要经过公正的司法审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不到律师的有效辩护，其他的权利就无从谈起。让每个犯罪嫌疑人有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在法庭面前展现一个多角度、更丰满的案件事实，这就是刑事辩护的必要性所在。每一个刑事案件都需要刑辩律师介入，都需要刑事辩护，这既有当事人存在现实需求原因，也有现代法治进步的内在需求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法律专业知识不足 刑事案件由国家公权力机关进行侦查、提起公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的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纪委、监察委等国家机关，面对的是具有丰富法律专业知识、侦查专业知识、常年和犯罪打交道的专业办案人员。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几乎都是法盲，甚至文盲，且往往还是第一次直面刑事指控，他们几乎是毫无抵抗力的，完全没有平等对抗的能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不具备刑事诉讼所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诉讼技能，只能进行“自然意义上的辩护”，这种局限性决定了无法进行有效的辩护。 例如，在谢某涉嫌行贿罪一案中，案情非常简单，谢某安排下属多次给当地的几位派出所所长贿送“兄弟们的加班费”300多万元。谢某的行为认定为行贿罪还是认定为对派出所的单位行贿罪，对他的定罪量刑意义特别重大。 如果认定为对派出所的单位行贿罪，谢某将面临的量刑档次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认定为行贿罪，谢某将面临的量刑档次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认定为对单位行贿罪，最高只能判三年；认定为行贿罪，最高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谢某贿送钱款300万元的定性，对他来说，可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但是，谢某完全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不知道行贿罪和对单位行贿罪有什么异同，无法区分这两个罪名，也根本无法意识到他的供述对定罪量刑的影响。相比之下，办案人员对这两个罪名的区分理解是非常透彻的，都是经验丰富的审讯高手，他们在讯问笔录中如何记载和描述行贿行为、行贿目的、行贿过程、行贿结果等等细节，对罪名的认定将直接产生重大影响。 办案人员知道笔录对行贿过程如何描述，就会被认定为行贿罪，对行贿过程如何描述，就会被认定为对单位行贿罪。但是，谢某完全不知道，这就是是否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差别。谢某亟需专业辩护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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