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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画僧，与弘仁、髡残和道济并称为“清初四画僧”。然而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把他称为“画僧”似乎并不合适。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乃明朝宗室后裔，祖上是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永乐初年，朱权改封南昌，他的后裔在江西分为了八支，每一支均被封王，朱耷属于弋阳王这一支。朱耷出生于明天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时朱耷19岁。转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清兵打到了南昌，而后经过一系列战争，到1649年也就是清顺治六年，清兵再次占领南昌。在明末战争期间，朱耷一家躲到了南昌附近的山里。据说，他也曾联系一些人商议抗清之事，最终事不可为，于是他在顺治五年出家为僧。
八大山人（朱耷）《鱼图册》上海博物馆藏 朱耷出家的时间大约有20年，邵长蘅在《八大山人传》中有如下一段描述：住山二十年，从学者尝百余人。临川令胡君，亦尝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意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独身倘佯市肆间，常戴布帽，曳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市中儿随观哗笑，人莫识也。其侄某识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看来，朱耷出家后，曾经有很多人向他学习，大概因为学问好，当时的父母官还把他请衙门里去，没想到一年多后，他竟然发了狂，焚烧了僧衣，而后流落街头，直到某天他的一个侄子在街上认出他，把他带回了家里，经过一番调养，才慢慢回复正常。对于这段事，陈鼎所撰的《八大山人传》也有类似说法：“甲申国亡，父随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颔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如是十余年，遂弃家为僧，自号曰‘雪个’。未几病颠，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踊跃，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市人恶其扰，醉之酒，则颠止。”
八大山人（朱耷）《鸭图册》上海博物馆藏 这段话中的“人屋”，乃是朱耷的号。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号呢？陈鼎解释说：“人屋者，广厦万间之意也。”陈鼎还说朱耷嗓音嘶哑不善言谈。通过陈鼎的记载，朱耷的这个毛病应该是其父亲的遗传：“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尝倾倒四座。父某，亦工书画，名噪江右，然喑哑不能言。”那时的朱耷经常用眼神向身边人表达他的意思，某天他突然出家为僧，改号为雪个。雪个为何意，未见相应的解释。在陈鼎的笔下，朱耷也得了疯病，但他的记述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街坊们讨厌他疯病发作时的样子，经常给他喝酒，因为他喝醉了之后，就安静了下来。顺治十八年夏，朱耷来到南昌之后，约了几位朋友找了块场地，耗时五六年建起了一座道院，这座道院最初名为“青云圃”，后来“圃”字改为了“谱”。朱耷同时也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叫做朱道朗。朱耷在青云谱生活了一些年，在他62岁时，将道院交给道徒涂若愚来管理，而这时的清政府也不再追剿明宗室子孙，他也就从此还俗。朱耷返回南昌城内生活，住在了亲戚家中。康熙二十七年，宋荦任江西巡抚，此时的常州人邵长蘅也住在南昌，邵长蘅曾经人介绍前去拜访朱耷，两人相见后天降大雨，于是邵长蘅就跟朱耷在一座寺庙内住了一晚上，之后邵长蘅写出了那篇《八大山人传》。然而邵长蘅与陈鼎为朱耷所写之传，都未曾提到朱耷做过道人这件事，正因为如此，朱耷出家而后还俗这件事没有疑义，而是对朱耷是否又转信道教有着不同的看法。从历史资料来看，朱耷确实做过道人。康熙年间，江西按察使司周体观写过一篇《青云谱道院落成记》，该记中写道：“……逮有明之末，宁藩宗室裔，自称八大山人者，伤世变国亡，托迹佛子，放浪于形骸之外，佯狂于笔墨之间，后委黄冠，自号良月道人，又字破云樵者，访历代之仙踪，爱天籁之山水……于是赎已失之基址，倾囊藏以建修。……则青云谱之名于斯树焉。……其友章松樵为青云谱道院落成，请记于余，余固乐为之记。”
八大山人 《仿董北苑山水图轴》荣宝斋藏 周体观的这段记载中虽然没有提到朱耷这个名字，然而却说到建造青云谱道院的人乃是明末宁藩宗室，此人自号八大山人。因为明朝的灭亡，使得八大山人成为了僧人，接下来他发了狂，再后来又转入道教，并且自号良月道人。“良月”二字合在一起正是朗字，而朱耷此后改名正是朱道朗，字良月。如此说来，建造青云谱道院的人正是朱耷。虽然这段记载写得很明确，但后世有些学者还是强调邵长蘅、陈鼎以及龙科宝等人所作的传记中都未提及朱耷信道之事，所以有人认为周体观的这篇记乃是后人伪托。然而李旦在《八大山人生平事略及有关问题考证》一文中反驳了这样的认定，认为虽然那些传记中没有提到朱耷为道，但是：“各人所记的时间不同，接触面不同、着眼点也不同，而且传文篇幅都很简短，只有互相印证补充，才能较为全面。”而后，李旦举出了青云谱《净明忠孝宗谱》以及青云谱祖宗堂牌位等证据，因为这两者都记载“朱道朗号良月又号八大山人”。其实无论朱耷是否出家为道，都不影响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的绘画风格已然有其独特的面目在。俞剑华在《中国绘画史》中说：“即以画论，如道济之奇肆，八大之精练，龚贤之纯厚，髡残之苍老，梅清之秀逸，弘仁之高简，陈洪绶之古雅，查士标之爽利，邹之麟之萧疏，萧云从之精致，吴山涛之雅淡，以及方以智、冒襄、傅山等，莫不各有其独特之丰采，足以辉耀当时，烜赫后世。”在这里俞剑华给明朝遗民画家每人予以两个字的凝炼概括，而八大山人为其中之一。
感觉对岸就是目的地 如陈鼎所言“性孤介，颖异绝伦。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朱耷天资聪颖，8岁就能写诗，并且从小在书法上就有独特面目，同时还会篆刻，然而在这么多的才能中，他的绘画最为出色。其绘画成就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陈鼎在此传中有如下形容：“尝写菡萏一枝，半开池中，败叶离披，横斜水面，生意勃然。张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常满室。又画龙，丈幅间蜿蜒升降，欲飞欲动，若使叶公见之，亦必大叫惊走也。”朱耷的画作十分传神，他画的荷花挂在屋堂里，能够让人觉得清风徐来，香气满室，而他画的龙更是让人感到好像要从纸上飞起，如果叶公看到，肯定又被吓得惊叫而跑。陈鼎的所言略显夸张，邵长蘅的记载则可能更贴近事实：“山人工书法，行楷学大令、鲁公，能自成家。狂草颇怪伟。亦喜画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芦雁汀凫，翛然无画家町畦，人得之，争藏弆以为重。”邵长蘅首先说，朱耷的书法很棒，他的行楷最初是临摹王献之和颜真卿，而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同时他的狂草也极有气势，他所画的山水花鸟因为没有受到传统的束缚，故而别有生气，所以他的画作特别受时人追捧。
现代化的八大山人纪念馆 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大多都极有个性，朱耷也有很多怪僻，邵长蘅在《八大山人传》中写道：饮酒不能尽二升，然喜饮，贫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饮，辄往；往饮，辄醉，醉后墨沈淋漓，亦不甚爱惜。数往来城外僧舍，雏僧争嬲之索画；至牵袂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馈遗之，亦不辞。然贵显人欲以数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绫绢至，直受之曰：“吾以作袜材。”以故贵显人求山人书画，乃反从贫士、山僧、屠沽儿购之。朱耷的酒量不大，但又特别喜欢喝，一些市井朋友常常邀他去喝酒，他通常都会应约，并且喝到兴起，就开始作画，那些画作也就被邀他喝酒的人拿去，他也无所谓。然而，达官显贵让他作画时，哪怕给再多的钱他也不肯画，因此显贵们只好从那些市井百姓中去购买朱耷的画作。但是，喝醉了之后的朱耷究竟怎样作画呢，可由陈鼎的记载得知：山人既嗜酒，无他好，人爱其笔墨，多置酒招之，预设墨汁数升、纸若干幅于座右。醉后见之，则欣然泼墨广幅间，或洒以敝帚，涂以败冠，盈纸肮脏，不可以目。然后捉笔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鸟竹石，无不入妙。如爱书，则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醒时，欲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百镒于前，勿顾也。其颠如此。根据陈鼎的记载，朱耷是先泼出大片大片的墨影，然后再在泼出来的大片墨影上点染，使墨影变成看丘壑、花鸟著园林等，最后呈现出一幅漂亮的画作，可见朱耷有着极强的构图能力。那么问题来了，醉后尚能精巧构图的人，他究竟是真疯癫还是假疯癫呢？在他拒绝持金求画者时，他又是如何分辨对方是显贵的呢？因此，他的真疯与装疯，确实值得推敲。
八大山人墓全景
张潮的《虞初新志》卷十一中收录了陈鼎的《八大山人传》，而张潮本人在此传的后面写了一段“太史公曰”式的按语：予闻山人在江右，往往为武人招入室中作画，或二三日不放归，山人辄遗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纵之归。后某抚军驰柬相邀，固辞不往。或问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较，遗矢得归可矣。今某公，固风雅者也，不就见而召我，我岂可往见哉？”又闻其于便面上，大书一“哑”字。或其人不可与语，则举“哑”字示之。其画上所钤印，状如屐。予最爱其画，恨相去远，不能得也。在这里，张潮记下了一段自己听来的故事：那时的朱耷已经有了很大名气，江西的一些武官经常强行把朱耷弄到自己家中命他作画，他们把朱耷关在屋中，一关就是两三天，而朱耷为了能够离开，竟然在他们家中正堂拉屎，令到那些武官受不了，只好把他放回。“遗矢得归”，这种脱身之计也真的只有朱耷才能做出来，想来他面对这种情况十分愤怒又不能发作，只好以疯癫来表达愤怒，而其做法果真有效。张潮还听说，朱耷会在扇面上写个大大的“哑”字，当他讨厌某人时，就会出示此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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