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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利利 王兆鑫 北京师范大学 来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0年第4期 原标题: 孝道与平权: 数字鸿沟中的文化反哺与再哺育 ——大学生与父母在微信平台上的亲子关系研究 数字亲子关系 文化反哺 文化再哺育 家庭伦理关系 数字鸿沟 问题提出 当代中国，大学生已经成为网民主体，他们的亲代队伍也日益壮大。网络接触沟的日益抹平，使两代人能够通过数字媒介完成越来越多的线上互动与情感、文化交流。人与媒介的深度绑定与对媒介的依赖，孕育出新型的社会互动形式与社会关系。亲子间的数字鸿沟在进一步拉大，数字移民(不是出生在数字时代，而且会被拿来与数字原住民相比的人)跟随数字原住民(伴随着电脑、手机、电子游戏等数字设备成长起来的一代)进入信息时代，产生知识流动方向的改变与文化冲突，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输送数字资本的文化反哺现象成为新媒体语境中常态化的社会现象[1]。微信作为一种新的数字传播媒介，创造了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共在”感，弥合了空间距离产生的信息或关系割裂。亲子两代人在数字世界中除了呈现文化反哺现象之外，衍生出更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亲代在习得媒介使用技能后，会通过微信平台中的朋友圈、推文链接等多样性互动方式、途径达成对子代的文化再哺育。这种文化再哺育与家庭伦理关系的再造，是亲代依托微信平台对子代实现的一种跨空间性、即时性、私密性与有针对性的远程意识形态输送、数字行为管制及家庭教养理念的再强化行为。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代际文化关系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后喻文化是指长辈通过晚辈习得知识文化的代际现象，是一种反向社会化过程[2]。中国社会学家周晓虹教授也在研究中聚焦青年群体文化，发现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规范与年长一代人迥然相异，透视出非主流文化对年长一代产生的“林乌反哺”现象[3]。西方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数字鸿沟”议题，普遍从接入沟、使用沟与知识沟三个层面展开研究。学者们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技能与信息接入特权并非随机分布于人群之中，而是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青年线上活动的参与频度、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4]。 Dijk和Jan对国外学者“数字鸿沟”研究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综述，分别为数字鸿沟的概念指代什么类型的不平等?与其他稀缺资源相比，信息通讯技术获取与使用中的不平等有何新意?信息社会中是否存在或出现了新型不平等现象?他认为目前数字鸿沟研究中缺乏质性与跨学科研究[5]。国内学者于新世纪初关注数字鸿沟现象与问题，通常与社会结构、资源或资本、阶层不平等相关。数字鸿沟的出现，为考察社会分层与家庭伦理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6]。 经验研究表明，国内学界的专家学者已经指出了网络时代的今天，亲子两代人在媒介层面形成的数字鸿沟与伴随而来的文化反哺现象及其内部的社会动因。但是，他们尚未注意或观察到数字世界中亲代对子代的文化再哺育行为。这种新型的数字亲子关系，是文化反哺的延伸与现实家庭生活的投射，也是家庭伦理关系的再造。该文化现象实现并维稳了家庭在数字世界中的权威地位，这也正是我们研究的内容。 研究基于接触沟、使用沟与知识沟三个层面，通过建构子代与亲代在微信平台上呈现出的关系互动和文化传播机制，映射子代对亲代实现文化反哺的同时，也创新性地揭示出互联网时代亲代在媒介平台上对子代进行的文化再哺育现象。 研究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重 点考察并回应如下问题: 第一，亲代和子代在微信平台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的数字反哺与文化再哺育现象的传播机制、动机、意涵、内容、形式是怎样的?第二，数字媒介孕育的新型亲子关系与传统的亲子关系有哪些不同?亲子两代人是如何在这一数字媒介中表达、回应、协商并达成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与身份权力的? 研究方法 研究基于微信这一数字媒介，运用深度访谈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深度倾听与揭示亲子两代人在微信平台互动中运用各自策略践行的一系列与数字技能、文化反哺与传播、家庭教养方式与认知、价值观输送、权力与文化冲突等层面的线上活动的“声音”。 研究运用亲子匹配的方式分别对亲代与子代进行深度访谈，本着“经常使用微信进行亲子沟通”作为目的性抽样的前提条件，通过熟人网络与滚雪球的方式完成受访对象的寻找工作。研究共搜集到10对亲子作为受访对象，亲代(P1--P10)与子代(C1-C10)构成样本中均涵盖了年龄、学历、性别、地域、城乡等差异因素，以此丰富样本的代表性。 访谈过程中，我们将亲子两代人分开访谈，以确保两代人均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去表达自己对微信互动中亲子关系的认知。访谈以面访为主，受限于客观环境、条件等问题也部分性地将电话、视频作为辅助性的访谈形式。每个人的访谈时间控制在1.5个小时左右，并且尽量在对亲(子)访谈结束后对期间凸显的代际矛盾或重大事件在接下来的子(亲)访谈中进行适度追问，以考察两代人对同一事件、问题的不同认知。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三个阶段的编码，以建构本土化概念与理论。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本文严格遵守学术伦理，均用化名的形式代替受访者的真实姓名。 微信接触沟和使用沟: 有需求的社会融入与鸿沟下的亲子互动 随着互联网在人类文明中的深度嵌入，亲子两代人已经逐步被“捆绑”进网络社交中，亲子两代人在同一时空维度中相互建构，一同生存，呈现出代与代之间的数字鸿沟。现实生活中的“礼仪人伦”在数字媒介中呈现出权威逆向化，子代在数字器具使用中开始反哺亲代，长辈的生活经验已然难以在数字世界中穿梭，他们产生了向子代求助的文化现象。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塑造出新型的亲子关系，亲子两代人在微信接触沟的器具、时间、动机以及微信使用沟的技能、素质、内容等层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亲子两代人受到各自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社会经济地位、教养方式等影响，子代对亲代在接入沟和使用沟两个维度中呈现出数字技能反哺的强度也不尽相同。 (一)微信接触沟:个体需求和社会融入 人类的社会属性让个体生活受到群体行为压力，群体性互动场域由现实情境向数字媒介的迁徙使个体产生了交际焦虑。个体由于环境刺激和社会融入需要逐步接触微信，亲子两代人通过微信实现了亲子关系由家庭生活到网络空间的延展。亲子两代人接触微信的社会背景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属性并没有在数字媒介的接触沟层面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割裂，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断层体现在微信使用沟与知识沟两个层面。 社会融入是亲子双方使用微信的共同需求。亲代多在同事、朋友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微信，后期逐渐在工作圈、社交圈推演，使微信成为个体必不可少的社交媒介。子代多从QQ转移到微信平台，转移的动机多源于进入大学后社交圈层的文化偏好。亲子两代人在相仿的接触动机驱动下，分别受到来自于自身所在社会圈层的群体压力与引力，开始接触并使用微信。继而，亲子互加好友，开启了以情感沟通为出发点的亲子数字互动。 (二)微信使用沟:数字鸿沟与亲子互动 亲子两代人在微信使用偏好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数字鸿沟，这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资本、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差异密不可分。亲代在微信使用技能上偏于保守，主要运用通讯聊天、朋友圈、微信支付等基础功能，满足基本的办公、社交等需求，缺乏主动探索的动力。子代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天然地喜欢发掘与应用微信推出的新功能，如私人公众号、自制表情包、朋友圈设限、定位等，并能迅速地在自己的社交圈广泛运用。子代对亲代在线上进行的技能与经验反哺，缝合了两代人在数字技能中的不可交流性，促进了亲子间的平等对话。 亲代向子代技能求助的频度以及子代反哺亲代的态度均映射了生活实践中亲子关系的互动程度与情感质量。现实生活中亲子关系的亲疏与相处方式，会影响线上子代对亲代技能反哺的形式，映射了线上与线下亲子关系的“投影”机制。研究发现，亲代的性别较多地影响子代对亲代数字文化反哺行为发生的频度。子代与母亲的媒介互动更为频繁，母亲更为主动向子代询问媒介技能问题;而父亲较少与子代互动。母亲认为主动寻求文化帮助是搭建亲子沟通渠道的方式，而父亲往往以“不想打扰孩子学习”“我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等理由较少向子代寻求帮助。两代人在适度保持物理与社会距离基础上，推进了他们线上线下平等对话的进程，为亲子双方在微信知识沟上的文化反哺与文化再哺育奠定了互动基础。 家庭伦理关系再造: 亲子在知识沟的文化反哺与再哺育 家庭结构小型化与线上互动的密切化，将“家庭”再一次提升为个体生活中核心的场域。亲子两代人在以微信为媒的互动中，推动了两代人双向的社会化进程。随着两代人顺利完成由现实生活经验到数字媒介空间的翻越，他们在知识沟中表现出的价值观、审美需求与生活态度差异以及期间衍生出的矛盾、冲突、关系再造，使得先前使用沟层面单项的文化反哺激发出双向的哺育互动，信息革命催生的新型亲子关系在微信知识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亲子两代人在数字知识沟呈现出的文化反哺与再哺育现象，是一种家庭伦理关系的再造。这种空间性伦理关系的演变让家庭实践与媒介世界相互投射。子代恪守孝道的方式更趋多元，亲代传递“家长制”责任、使命的途径更为直接、可视，内容更趋科学性、专业性。 (一)文化互哺:本体价值冲突与观念互鉴 子代是青年文化的引领者与传播者，他们在微信中呈现的话语、知识与价值观、朋友圈自我表露、生活仪式等文化现象，无一不表现出对新生数字事物极强的获取、接受与再生产能力。子代在数字世界中的文化行为在亲子互动中得以展现，他们开始在知识沟层面对亲代表现出极强的文化反哺张力。亲代无形中被拉入对新潮事物的追求与探索中。亲代面对子代在知识沟层面对其的反哺行为，根植于亲子缔结之初的教养与被教养二元固定伦理关系被打破，亲代自觉地从自身的生命阅历与价值观念出发，展开对子代文化再哺育，试图在数字世界延续现实生活情景中的亲子关系与哺育职责，以进一步塑造子代在数字媒介里的认知品行、规训他们的行为举动。亲子双方依托微信媒介获取符合自身需求的知识与文化，并以本位化视角将其传递给对方，进而在数字经验互动中呈现出碰撞、回避、妥协、接受等多样化的亲子关系，形成亲子在微信平台上的互动传播机制。 “我有时候比较急比较down的时候，我就真的有点忍不了了，我可能就会把糟糕的心情发在朋友圈。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在他们看来，朋友圈不是表达自己心情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就会在发心情的时候把他们屏蔽掉。”(C7-子路) “他也给我们发一些文章链接，比如发了一个关于让父母反思子女教育的。有时候也觉得自己虽然是家长，但我脾气也比较急，也的确需要反思，我就会打开耐心地看，发现确实有道理。我们有时候吵架后会保持沉默，第二天在微信上他主动联系我一下，或者我发一个推文给他，就算和好。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没有谁对谁错。”(P3-兰花) 中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亲子两代人成长的年代背景、价值观与行为认知不同，不同的社会阅历与生活体验映射为亲子线上互动中生存习性与社交理念的差异。这种根植于代际价值体系的隔阂导致亲子冲突一直存在，且在数字媒介世界中愈发凸显。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兴媒介不仅为子代反哺亲代提供了“权力倒序”的平台，也为亲代传承教养理念、生存经验与家庭文化提供了空间。 文化反哺与文化再哺育现象的出现源于亲子双方被认同的共同需要与建构代际文化认同的相同愿景，亲子两代人不自觉地将自身的价值观念与时代文化向对方传递，以强化与升华现实生活中家庭的“共同体”归属感。亲子两代人基于双方的本位价值差异，线上互动进程中的冲突、分歧不可避免。与现实中亲子矛盾处理方式不同，两代人在微信知识沟层面的冲突通常以较为温和、平等的方式展开，双方有充足的时间与私人空间去缓和矛盾强度，促进亲子双方在长期互动中对彼此态度、价值观与网络行为的充分认知，塑造了常态化的线上亲子关系。 (二)文化反哺的子代:遵守孝道契约，塑造共同话语体系 微信推动了亲子关系平权化之路，子代对亲代的文化输送是传承孝道契约的伦理关系，改观了传统“养老承诺”的孝道模式。子代通过线上对话、解惑答疑、日常询问等方式重新构筑了私密性的亲子话语体系，缓解了“父母在，不远游”的道德丧失，最大化避免了儿女不在父母身边对亲代造成的感情缺失。 “从小到大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挺照顾的，经常会通过微信给我嘘寒问暖，我也会定期想着给我妈发条消息，比如说吃了吗?吃的是啥?虽然是短短两三分钟的聊天，但是她会很高兴。”(C5-东东)。 子代在数字场域中认同自我“权威”身份后，多基于自我意识到的父母需求与接受程度，有选择性地将附有知识与文化的信息推送传递给亲代，试图让亲代成为他们的“理想型”父母。通过文化反哺，子代希望以投其所好的方式重新塑造父母的身份形象，引发他们思考当下社会主流文化与不当的价值及教养理念，促进两代人共同的文化认同。子代也希望通过在线上关系中扮演“科学权威”角色以扶持亲代现代化进程，降低“伪科学”对亲子双方带来的情感冲击与家庭经济损失。子代对亲代传递的文化反哺与情感关注行为是家庭伦理关系中践行孝道行为的表现，子代的这种逆哺育行为让他们获知并逐步反思父母教导自己时的不容易，他们通过数字经验的逆向输送，使得父母感受到了自身在数字世界中的体面与尊严。 子代反哺亲代的程度包含了子代对亲代“亲社会行为”的精神旨在，子代传递的文化行为其实是对亲代数字行为与数字理念的意志指引，他们希望与亲代共建一种没有代际的数字话语体系。 (三)文化再哺育的亲代:维稳家庭结构，传递亲密关注 亲代在微信平台上对子代衍生的文化再哺育是现实生活中家庭教养方式的延续，是一种跨越空间的亲密关注行为。线上父母的教养方式一改现实生活中附有阶级属性的教养模式，低社会阶层家庭与中产阶级家庭不再有“成就自然成长”与“协作培养”方式之分，不同家庭背景的亲代均密切地关注子代在微信中的行为表现。亲代在文化再哺育中积极加固亲子关系，推进亲子间健康的数字行为，维护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在亲子两代人中核心的情感位置。 亲代在掌握微信使用技能后，积极关注子代在微信中呈现出的数字生态，以微信为窗口关注子代的求学、情感与日常生活。“起床了吗?”“吃饭了吗?”“睡了吗”等成为亲代强化情感沟通的必备用语，以积极获知子代的安全、健康状态。亲代与子代互动中，会潜移默化地通过子代的聊天方式“返还”于孩子们，通过微信表情包、文字等表达出“我想你了”“你爱我不?”等情感，弥补了中国式家庭中情感话语表达的缺乏。亲代还会通过向子代转发“鸡汤文”链接，评论微信头像、朋友圈内容等方式延续线下传统教养。子代一旦在生活作息、职业规划、情感处理、朋友圈内容呈现等方面出现问题，亲代就会立即从自身的价值判断出发对子代的行为、价值进行引导与教育。 不少亲代对子代在朋友圈中发布的“心情日记”不能接受，认为不能将个人隐私暴露于公众视野，对于莫名其妙的微信头像与“一串火星符号”等昵称不能理解。 “像现在有时候她发朋友圈，如果我觉得好的，就给她点赞。如果我觉得不好就会跟她说。有一次她朋友圈发了一个大球，那球上还有彩虹。她下边加了一句说转发大球、彩虹有好运!看到后就跟她说你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了，怎么还迷信?她就说压力大之类的。我说你要发就发一个体现你大学生素质的。后来我就看不到这条朋友圈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删除了。”(P2-姝芳) “像他们学校的各种公众号基本都在我手机公众订阅号里，基本上跟他学习或者成长息息相关的东西我都会关注。”(P7-白立) “有关他学习这方面的东西我都会关注，比如第13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跟他专业有关，我就发给他。前两天，我们当地发布了一个logo的比赛，我和他爸都给他发过。”(P5-满红) 亲代对子代的文化再哺育行为是父母角色责任与职能的再延续，父母对孩子的文化输送不仅仅是一种管制与教化，更多的是一种亲密关注下的关心与爱。“前一阵我就给她推送一篇文章，就是女孩自杀的那个。我跟她说，‘看这女孩，在学校谈恋爱有啥事不跟家长说，结果现在弄成这样，你要有啥得跟妈说呀’。”(P1-桂英) 父母通过自发地关注与子代学习生活相关的公众号、新闻，了解子代生活的场域，通过推送相关链接助力亲代的学习生活，参与进子代的学业、职业规划之中。文化再哺育行为传承了家庭文化，让“家”实现了从现实生活到虚拟空间的过渡，家成为子代求学生活中如影随形的避风港与心灵慰藉所。 (四)平权之路:亲代与子代在微信知识沟中的冲突与调解 亲子两代人在微信平台中呈现出的权力冲突与应对策略是日常家庭生活实践中代际观念差异的表现，线上空间的隔离避免了两代人面对冲突时的正面交锋，“面部表情、行为举止”到“线上回复话语、行为”的转变体现出数字媒介中亲子关系的特质。微信的个人隐私服务功能扮演了个体真实生活中的“日记、志”记录角色，亲代对子代的亲密关注，一定程度上伴有“偷看秘密”的意涵。子代在朋友圈的设限、屏蔽、推送等行为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亲代的管教欲望;亲代对子代在线上的链接推送让其内涵的学业、事业期待与管教符码刺激了子代的“线上叛逆”文化，亲子两代人面对冲突时的互动与策略是获权与放权的对垒。 “她之前在朋友圈把我屏蔽了，但没把她大姨屏蔽，就被我发现了，把我急坏了。当时我没敢说，现在回想原因好像是我说过她。现在她有不良情绪发布在朋友圈我就会看见，因为我说你把你父母屏蔽了是不对的，如果通过朋友圈看到你有错，只有父母才会一针见血、毫不不客气地指出来。”(P9-雨莲) “如果他遇到感兴趣的，比如怎么学习、怎么孝敬父母的这类推送，他会转给我，然后让我读。我不读他说不打生活费，然后读完还要晚上聊天说感想，就没办法了，所以这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不愉快。”(C4-心如) “我喜欢鸡汤文，但孩子不喜欢，我觉得是因为年龄吧，可能中年人会喜欢看养生和鸡汤文。年轻的孩子可能会关注哪个节目特别火、哪个明星怎么样，比方说像微博那些什么热门的话题，他们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更感兴趣。但是我不管这些，我喜欢的就推给她。”(P4-金国) 亲子两代人在线上应对冲突与矛盾的方式往往是“冷处理”“不回应”这也是一种调解亲子矛盾的策略。亲代对子代的链接推送，表征了亲代不想在家庭教育中缺位，他们最大化地本着自己的内心即“天下父母心”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帮助，尽管很多时候他们也明白孩子并不会打开链接查看。子代出于对家庭孝道的传承、认知与对父母再哺育行为的情感关注，他们也最大化地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去领会父母的不容易，不让父母寒心。亲子两代人线上的“平权之旅”让他们能够时刻了解彼此的生活动态，降低了两代人的生活风险，维护了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总结与展望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景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7] 数字时代，亲子两代人生活经验次序被打乱，子代掌握了技能权威，产生文化反哺，该现象内涵并外延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表达方式。子代予亲代恪守的孝道伦理不再局限于养老、敬老、爱老，更表现出一种“帮扶性、经验哺育性”的社会融入式孝道。这种孝道是子代应允或鼓励亲代了解他们数字世界的入会仪式，满足了亲子双方对于彼此的情感表达与形象期待。 微信塑造出的“线上家庭”满足了两代人对中国传统家文化的追求与倚重，两代人通过微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月是故乡明”的生活图景。亲子两代人在数字世界中的穿梭，极好地维护了家庭结构与功能完整，减缓了中国社会转型对家庭的冲击。两代人在微信平台中呈现出的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与亲代对子代的文化再哺育促进了两代人的荣誉互动与彼此成长。“幸福美满家庭群”“吉祥三宝”等微信群名表征了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建了低成本、高频互动的“甜蜜空间”。子代的数字权威被亲代认可，向亲代传递新型价值观念;亲代在接受文化反哺的同时以文化再哺育的方式实现对子代的反作用，并在其中延续传统教养与文化规训，推进当代中国亲子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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