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杰 | 我与《藏书报》的缘分

我与《藏书报》的缘分

文 | 荣　杰

十多年前，我家附近的玉泉路一带还颇有些旧书摊，于是经常去淘旧书，渐渐地和几个摊主熟识了，在和他们的交流中得知有这样一份报纸，专门说旧书收藏。于是找来看，薄薄的几张，名字叫《旧书信息报》，印象最深的就是整版整版的书友交换藏书的信息。这算是我和《藏书报》缘分的开始吧。

我的印象里，那时候看这份报纸更多的是抱着一种解馋的心态。因为刚刚对淘旧书有了兴趣，所知所见总是十分有限的；加上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旧书业的黄金时代，对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之类的淘书圣地，只能通过前辈的回忆遥想其盛况了。这份报纸上时常有书友谈自己淘书经历及所思所想的文章，间或也有讲如何如何捡了漏儿的。我读了这样的文章，就不时地给自己来个“精神胜利法”，好像淘到好书的人是自己一样。之后，艳羡又转为期待，总盼着自己也能有冷摊得宝的机缘，便更是经常去旧书摊寻宝了。然而所得也不过是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书罢了，敝帚自珍而已。现在再看那时候的举动，自然是可笑的。不过，抛开解馋的幼稚，自己对于古旧书方面基础知识的积累，对于书籍史的兴趣，怕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后来，我有幸进入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库房做了一名“看门人”。那时候，读张静庐先生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内中张先生自封为“棋盘街巡阅使”，于是我也给自己一个“大库巡阅使”的封号。那时，“爬架子”成为每日必修课，但面对汗牛充栋的一排排、一架架民国旧书，却颇有段时间感到茫然，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至于翻书皮，虽然翻了不少，却所惑多于所得。因为许多自己注意到的现象其何以如此，或者一本书是好是坏，那书上恰恰是不讲的，需要自己动手去寻找。想找一本专讲民国图书版本的书看看，但遗憾得很，竟然一本都没有发现。这时候，又想到了《藏书报》。将手边的报纸都翻出来，去里面“考古”。于是，“良友文学丛书”来了，“文学研究会”来了，“北新书局”来了，“开明书店”来了，“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也都来了。以前，因为几乎没有接触过民国书刊，所以讲这些内容的文章多是任其从眼前滑过，现在却大不同了，夹着报纸到架上翻找，眼见为实。读了这些文章后再去“爬架子”，渐渐就有了些感觉，大概算是摸到了些门道吧。所以说，我要感谢那些书友，无论是精辟的考证还是只言片语，对我而言都是引导的阶梯。而将这些汇聚在一起的《藏书报》更可谓我的良师益友。

一晃，《藏书报》从创刊到今天已经走过了20年时光。这20年对于纸媒而言可谓沧桑巨变，不知道有多少报刊销声匿迹了。而《藏书报》这样一份小众报纸却一直保有活力，走到了今天，这里面一定有一番道理。我的感觉是：报虽小众，版虽不多，却在做大文章。这文章的核心就是“书”，而一个“藏”字则成为文章铺陈展开的路径。藏书与读书紧密相关，但较之单纯的读书更其丰富。单纯的读书是对书中文本的品味，而藏书则还有对书本身的赏鉴。这其中既有知识层面的，如古籍必要讲版本、谈传承等；也有情感层面的，因为淘书藏书的主体就是藏家自己，自然冷暖自知。可以说，这赏鉴乃是一种熔知识与情感为一炉的文化体验。《藏书报》正是抓住了这两个方面，一面广泛介绍书刊收藏的相关知识，一面又为书友提供交流心得、畅叙情怀的平台。这些年，《藏书报》又与一些公藏单位有了合作，报上关于古籍保护、民国文献保护的报道愈加丰富。同时，还邀请有关专家与藏家书友会面，交流收藏经验，传授版本知识。正因为《藏书报》发挥平台与纽带的作用，其为藏家书友所钟爱也就理所应当了。

今后的书刊收藏会呈现怎样的新局面，我作为外行不敢妄言。但是，面对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加之又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圈子恐怕也要有不小的改变。不过，我相信，因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个圈子应该更其壮大，更其具有新的活力。也正因为有了这样肥沃的土壤，我们也就更有理由相信，《藏书报》的文章将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