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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战垒 前段时间读了报刊转载的台湾《中国时报》上孙述宇先生与李安先生讨论岳飞《满江红》诃真伪的文章，后来又读到《羊城晚报》上冯伯恒、黄国声等同意肯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的两篇文章，不禁有些想法，愿写出来质之高明。 我对这首词是持怀疑态度的。怀疑的重要论据已由余嘉锡先生和夏承焘师说过了，尤其是余先生指出这首词从不见于宋、元人著录和称引，沉埋数百年，突见于明中叶以后，来历不明，以及夏承焘师指出贺兰山在古人诗文中都是实指，从未用作泛称和喻指，因而与岳飞直捣黄龙席的伐金方向相乖背。这两点论据十分有力，倘无确凿的实例，是很难驳倒的。此外，孙述宇先生从词的内容与风格上提出的质疑，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在这里，我主要想就《羊城晚报》上的两篇文章提出几点异议。 一、冯伯恒同志在《关于岳飞的(满江红>词》(1980年10月31日)一文中，提出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已收入岳飞的《满江红》，还写了如下的“解题”：“武穆此词，激越豪迈，气吞胡虏。前半阕申述所抱襟怀，后半阕表明所期事业，慷慨悲壮，读之使人奋发。”他注明这一材料是从汪静之选注的《爱国诗选》原词的注释中转引来的。谨按：这是误信了不可靠的第二手材料。查今本《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岳武穆集》十卷条下，有如下的解题：“抠密副使邺郡岳飞鹏举撰。飞功业伟矣，不必以集著也。世所传诵其贺和议成一表，当是幕客所为，而意刚 出于岳也。”这里提到了“世所传诵”的“贺和议成一表”，而没有提到《满江红》词。《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还著录了岳珂撰写的《岳飞事实》六卷、《辨诬》五卷，以及《鄂国金陀粹编》二八卷，续编三十卷，均未提及《满江红》，更找不到冯伯恒同志转引的那一则“解题”。我又检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有关岳飞的著作，发现其所引《直斋书录解题》除《岳武穆集》十卷条下，“枢密副使”省作“枢副”外，余皆与今本《直斋书录解题》同。由此可见，冯伯恒同志转引的那则“解题”并不出于陈振孙之手。更何况《满江红》并不是一部书，《直斋书录解题》也不会破例为它写—则“解题”的。因而冯伯恒同志认为《满江红》一词，“在南宋时代已被人编列入书，且有解题”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附带在此指出，李安先生《潇潇雨未歇》(台湾《中国时报》1980年9月21日)一文的文末附录中引《直斋书录解题》云：“岳鄂王集十卷，久佚不传。”此亦不见于原书，当系误引。按《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五八《岳武穆遗文》一卷条下，有云；“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岳武穆集》十卷，今已不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要》指出岳飞的十卷著作完好地保存在岳珂编的《金陀粹编》中，井无“不传”之实，余氏因讥《提要》“不考之甚”。李先生可能是把《提要》的说法误植为《直斋书录解题》了。 二、黄国声、易新农同志《不能轻易怀疑》一文(《羊城晚报》1980年11月20目)主要转述了王起教授对《满江红》词的看法，归纳起来，约有兰点： (1)贺兰山可用作比喻性的泛称，岳飞是把贺兰山比黄龙府的。他身为大将，不至于毫无地理知识，把进军的目标也搞错了。 (2)岳飞的《小重山》与《满江红》风格不一致，这不用奇怪，因为文学史上兼擅两种风格的作家多得很。 (3)文学史上也有作品历久始彰的先例，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湮没九百多年才看到全文，因此《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著录，直到明代才发现，也并不足怪了。 按；第二点是对孙述宇先生说的，这里姑置不论。一、三两点颇值得商榷。 先说其一。夏承焘师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见中华书局版《月轮楼词论集》)已列举大量例子，说明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一类地名，自唐、宋以迄明中叶用贺兰山入诗者都是实指而非泛称。我们说，以“匈奴”喻“金人”则可，以“贺兰山”喻“黄龙府”则不可，正如用“长安”喻京城则可，甩“广州”喻京城则不可。因为文学的用典和比喻必须有一定的渊源出处和习惯联系。不能自我作古，乱写一气。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持异说者能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书例来，证明贺兰山不必实指而可以用作比喻性的泛称。否则先从肯定岳飞的著作权的前提出发，以其不会弄错方向而推衍出贺 兰山不是实指，似乎还不能令人信服。 再说其兰。《满江红》与《秦妇吟》的情况完全不同。韦庄的《秦妇吟》在湮没未发现以前，已见于文献纪录和前人称引，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并载时人称韦庄为“秦妇吟秀才”。此诗全文湮没九百多年，后在敦煌与其他唐人抄本一同发现，故其真实性是确凿无疑的。相反，岳飞的《满江红》词却从来不见于宋．元人纪载，也未被岳珂收入《鄂王家集》，一直到明朝中叶以后才突然出现，而弘治十五年(1502年)首次书写这首词碑的浙江提学副使赵宽，又不说它的出处和发现经过，来历不明，深为可疑。它使人想起梁任公古书辨伪十二条公例的第一条：“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尽管岳飞被害时抄了家，文件籍没散失，但这样一首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词，据李安先生考为三十足岁时作于江州军中，则想必其部属中不会没有人知道，何以竟无一字称引呢?其沉埋数百年，一旦重见天日，书写立碑者又何以不庆其历劫重生之幸而纪其始末呢?王起先生引《秦妇吟》的例子，不但不能说明《满江红》的可靠，且适足以反证其为赝作。(赵宽在碑记中提到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亦来历不明，经清人王昶考为明人伪作。) 未了，我还想说明一下：怀疑这首词以至认为它是赝作，并不会“违背我们的民族感情”。余嘉锡、夏承焘、孙述宇等先生虽然一致怀疑这首词，却都不否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余先生说：“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传可矣。”孙先生认为：“即使不是岳飞所作，《满江红》也仍值得流传下去。”夏先生则指出这首词是激于爱国热情而托名之作，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不能与一般的伪诗文等量齐观。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辨明它的真伪，乃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它并不牵涉“民族感情”的问题。再说即使认其为明人所假托，则依然为我中华民族的作品，而其所以托名岳飞，正显得岳飞声望之隆，欲使词以人传；现在还其历史真相，固无损于岳飞的历史光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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