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言 1989年，彼特・弗格主编的论文集《新博物馆学》出版面世，这标志着新博物馆理论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正式进入学术视野。与之前以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为代表的新博物馆学运动不同，它的立意并非激进而疯狂的“反博物馆”论调，而是呼吁重思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实现自我调适与蜕变。 既然如此，那么本书诞生的初衷与动力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主编弗格的身上去寻找。20世纪80年代是英国迷茫而躁动的十年，新浪漫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引领的风尚席卷整个社会。较之于社会结构的暗流涌动，博物馆处于相对滯后的状态，新型艺术品无法通过博物馆的收藏、展览与诠释得到合理的表达。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出身的弗格不仅目睹了博物馆的政治性和排他性，而且深深意识到了博物馆与社会的严重脱节。有感于艺术界对博物馆的不满，弗格将心中的焦虑付诸行动，组织学者就博物馆遭遇的困境及其未来命运进行书写。时至今日，这些思考依然在无形中左右着我们对新博物馆学的表达。 提及该书，就不得不提到其中一段极为经典的表述，被后人频繁引用，甚至到了一种吊诡的地步：究竟是这段话因为这本书而广为流传，还是这本书因为这段话而为人熟知？在弗格的序言中这样描述新旧博物馆学的分野： “新”博物馆学是什么？  就最简单的层面来说，所谓的“新”其实是来自博物馆专业和外界对“旧”或传统博物馆学的普遍不满。虽然读者会因为这种不满体现的消极性和循环论证的嫌疑而予以反对，但是在我看来，对“旧”博物馆学的质疑是有效的。“旧”博物馆学过多关注博物馆方法，而对博物馆目的着墨甚少，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或人文学科的博物馆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以来，上述提及的一系列问题没有被提出，更不用说深入讨论了……除非彻底地对博物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重新检验，即并不仅以诸如更多的收入或更多的观众作为标准来衡量博物馆的成败，否则，英国或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可能会被贴上“活化石”的标签。 弗格据此表达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博物馆在价值体系和专业化发展方面遭遇的危机，并成功实现了博物馆理论从“怎么存在”到“为何存在”的问题转向。“目的”是一个关键概念，博物馆理应从机构自洽的合理性中抽身出来，培养一种基于理论和人文关怀的“目的感”。 较之于专著，论文集的总结与评述更为不易，首先要面对整体框架和行文线索的杂乱。因此，对主题各异的9篇文章进行分类与提炼显得尤为重要。幸运的是，麦夏兰和斯图尔特・戴维斯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梳理该书的策略：前者立足于博物馆研究的学术潮流，从博物馆物件、博物馆的外延和博物馆观众三个方面评述此书，提出博物馆及其意义从一成不变到场景商榷的研究转向。后者着眼于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从保管职责、可及性和社会目的三个方面重申了英国博物馆的未来之路。 据此，笔者根据内容与研究思路将9位作者的文章归入如下三类：博物馆物件、社会议题和观众体验。分析与评述各位学者的观点仅是手段，深入剖析这些思考之于博物馆研究的学术价值才是笔者的目的所在。 彼特・弗格《新博物馆学》 博物馆物件：有关意义、知识与表达的思考 《博物馆、人工制品与意义》 查尔斯・史密斯在《博物馆、人工制品与意义》一文，首先从博物馆史的维度回溯了维多利亚时代博物馆的价值取向：藏品展示以促进知识进步，藏品以系统的、可辨识的分类框架进行组织，所有权从个人转向公众，提高公众的可及性回。其次，以撒克逊神像、马克街的拱廊、克利福德内室为代表的时代展厅为例，呈现了不同案例中物件收藏的选择、展示的优先，以及意义流动的复杂进程。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现今博物馆在陈列与诠释物件上的方法论路径：其一，不仅关注人工制品的原初面貌，而且探寻物件的生命历程；其二，不仅考虑展览设计的优先合理性，而且反思展示策略和方法的人为性和相对性；其三，不仅提升博物馆学术研究的理论素养与人文关怀，而且积极促成博物馆对社会关系的书写。 《知识之物：博物馆的历史维度》 路德米拉・乔丹诺娃在《知识之物：博物馆的历史维度》一文，质疑了博物馆场域内观看与获取知识之间的天然联系。首先，界定了博物馆与知识的概念与范畴。在接下来的篇幅中，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讨论了博物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博物馆中单纯地观看物件并不能获得有效的知识与体验。文章的最后，他认为社会史和文化史对于理解博物馆是极为必要的，只有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把握变动不居的物件“知性”。 《沉默之物》 彼特·弗格的《沉默之物》，是关于博物馆展览的思考。“沉默之物”的提法相当具有学术创造性，为藏品研究提供了合法性，还承认了博物馆展览的能动性。因此，弗格在《沉默之物》中的研究焦点看似是物件，其实是展览，即让物件“开口说话”的机制。 展览是该文首先予以交代的内容，包括主题的确定、利益群体的介入、展品的选择、展览的价值判断、展品的目的性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艺术展览和场景展览这两种展览修辞。沉默之物将自身的解释权让渡给展览制造，也就将博物馆教育功能能否达成的关键也就落在了展览身上。弗格认为未来的博物馆设计者应该从如下方面入手来化解这一危机：开展观众研究，尽可能地了解观众的思维结构和期望；促文字说明向视觉阐释的过渡，生动形象地呈现事件场景；直面展览的目的性和人为性，与物件、观念持有者保持对话与沟通。 弗格在这篇文章中并未给出好展览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但是他有关物件的选择、展出与组织的种种思考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社会议题：关于时间、娱乐、认同和文化权的思考 《主题公园与时间机器》 科林・索伦森的《主题公园与时间机器》洞悉了当代社会日益增长的疏离感以及社会对于“回到过去”的热衷，诸如博物馆、主题公园和遗产地等场所为此提供了一种走出困境的“怀旧疗法”。 在形态光谱上，索伦森以两种主题公园类型为例，介绍了设计者是如何通过物件与气氛的营造来再现过去感的。这一过程蕴含着非常微妙的有关现在与过去差异与相似的把控。毫无疑问，强调情感、服务、感觉体验、信息品质、参与互动、活态展演的主题公园在挑战博物馆的同时，也成为博物馆改革借鉴的他山之石。 《教育、娱乐与政治学：国际博览会的启发》 保罗・格林哈尔希的《教育、娱乐与政治学：国际博览会的启发》以当代博物馆与历史上博览会时代在经济和社会状况上的雷同作为切入点，对比1851－1914年间英国和法国在教育、娱乐和政上的态度。 在他看来，教育并非是水晶宫万国博览会的应有之义，而是一个意外的收获。1862年，教育目的得以确认和发扬，并逐步走上专业化和专题化的道路。教育和娱乐的二分结构却一直存在，深刻影响着英国博览会的使命与价值。法国的博览会则无关乎教育与娱乐之争，是一场巨大的欢宴，娱乐价值、情感洋溢和肆无忌惮成为法国传统的价值所在。不过，英法两国的博览会都是特定政治理念的社会表达。更进一步的是，作者就政治目的“是否言明”再次区分了英法传统，较之于英国的掩饰与刻板，法国在政治意图上始终保持开放、生机与活力。 通篇文章看似在言博览会之事，实际上却诊断了当代博物馆病症，并以史为鉴开出良方。 《生活在一个新国度》 斯蒂芬·巴恩的《生活在一个新国度》一文充分展示了他的学术才华，及其对日常生活和平凡细节的把握与洞察。 文章开始于作者偶然获得的一封信件，一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试图就“重建家族史”寻求帮助。这件看似偶然的事情引起了巴恩有关个人、群体与认同、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他认为，过去是一个想象之物，新的价值会以传统和继承的名义顺理成章地得到宣扬，对过去的认同一般以家庭、节日和乡村三种模式予以展开。最后，巴恩回到英国伊丽莎白乡村屋舍的案例上来，介绍了这一历史“物件”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眼中的认同变迁与不确定性。 巴恩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明确提出什么问题或答案，但却揭示了博物馆在建构认同方面的复杂性。 《博物馆与文化财产》 诺曼・帕尔默《博物馆与文化财产》一文从法律角度解析了博物馆物件征集与注销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围绕文化财产所有权、控制权和阐释权展开的讨论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博物馆的重要议题之一，更重要的是这关涉着身份认同、文化权利、殖民遗产等诸多方面。 在物件获取过程中，价值的认定标准，法律条款的适用，国际易的协商都是特定案例中需要考虑到的影响要素。习俗、传统、出借、责任、义务等方面也是博物馆在物件陈列过程中予以关照的基本要点。 在国家层面，博物馆物件注销过程中的法律问题也并不比物件的征集简单，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有相应的注销程序与严格的法律规范。 这篇文章虽然以法律的视角切入，但是有关博物馆法规的讨论更像的是一个文化体系而非法律体系的事实，流露出了整体主义的思量和人文主义的关怀。 观众体验：有关学习、沟通与参观现象的思考 1 《艺术博物馆中观众体验品质》 菲利普・赖特《艺术博物馆中观众体验品质》一文关切的问题非常简单，同时也非常棘手：即博物馆因为尚未就观众层次、类型或维度达成共识，而无法满足公众需求与期待。 赖特选取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博物馆为分析对象，讨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指出当前的博物馆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空间，也不再是基于评量传递信息的场所，实际上，参观博物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体验，或者说是一个表演和探索的过程，并为我们罗列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策略。在文章的最后，赖特跳出了具体的博物馆实践，站在时代的前沿为博物馆如何提高观众参观与体验的品质出谋划策。 在笔者看来，处于枢纽地位的博物馆专业人员能否转变传统认识并落实在具体工作中，是这场变革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2 《作为文化现象的博物馆参观》 尼克・梅里曼在《作为文化现象的博物馆参观》一文中表达了对现有观众研究的不满，他以一项国家规模的研究重新探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以博物馆参观频率为指标，对观众进行了基本的分类，系统比较了不同类型观众在参观动机、博物馆态度、博物馆形象、参观行为等方面的特点。梅里曼在马琳连・胡德、艾琳・胡珀—格林希尔等学者的基础上，从认知心理学、文化社会学和“休闲机会”学说三方面评述了博物馆参观的解释路径。 20世纪80年代是博物馆与遗产盛行的时代，诸如个人主义和家庭导向的社会景观等新变化随之出现，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体更具有创造力和积极性，相应的则是对博物馆参观行为的新认识与新解释。 在文章的最后，梅里曼基于博物馆多样化和包容性的社会事实，表达了对未来博物馆发展的乐观心态。  结 语 有关新博物馆学方向的思考 作为里程碑式的著作，《新博物馆学》一书在博物馆领域引发了诸多讨论，由此衍生出诸多书评。大卫・卡尔的短评从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现实困境入手，讨论了文化机构未来在面临社会角色与专业价值转型时的命运。多萝西・沃什伯恩将该论文集与同时代的几本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著作相提并论，表达了新一代博物馆学家和学术理论家对于传统博物馆实践的普遍不满。书评虽然并未面面俱到，但是批判与反思的主题贯穿始终。丹尼尔・希尔曼的书评另辟蹊径，他将该论文集与罗伯特・拉姆利的论文集《博物馆时间机器》进行比较，比如学者的出身背景、博物馆研究的类型和视角等。可见《新博物馆学》并非是横空出世的杰作，而是与其他相关研究共同构成了有关新博物馆学的整体表述。 该论文集在当代博物馆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各位学者从不同研究主题和问题意识出发，质疑了传统博物馆形态在新时代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在笔者看来，该论文集的价值远非对以往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不满情绪和批判精神所能概括的，它更大的贡献隐含在论文的主题分类中，或者说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博物馆研究脉络中。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英国博物馆学界 在笔者看来，相较于同一主题的文章，1989年诞生的这些思考无一不具有典范意味。而博物馆物件研究、博物馆社会议题研究和博物馆观众体验研究，这三种潜在的主题分类也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博物馆学界有关博物馆研究的基本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英国博物馆学界的基本格局，不外乎上文对论文集主题所做出的分类范畴的深入研究。在博物馆物件方面，莱斯特大学博物馆研究专业的学者苏珊・皮尔斯的相关研究令人叹服。她的诸多思考不仅开辟了用符号学解读物件意义的新视界，而且还将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带入到社会史的宽广领域。在博物馆社会议题方面，理查德・桑德尔有关博物馆、社会权利和公平正义的论述极为出色，他大量的出版作品涉及到博物馆在介入社会议题时应该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责任，为博物馆嵌入社会，寻求社会目的感奠定了基础。在博物馆观众研究方面，乔治・海因和艾琳・胡珀—格林希尔对博物馆教育、学习与观众等方面的研究承袭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关系的相关思考。当然这也不是说其他研究领域和出色学者并不重要，而是说后期的研究基本上继承并延续了《新博物馆学》一书提出的相关议题。 迄今为止，《新博物馆学》一书遭到的最大指责无外乎质疑它的英国传统。新博物馆学是针对“过去”“传统”“旧”而言的，因而新博物馆学理应是无关乎特殊语境的有关当代博物馆的普遍认识。这一提法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失之偏颇。 一方面，任何文化机制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英国的新博物馆学理念和实践也不例外，自然要框定研究对象的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当代新博物馆学是一个“复数”概念，即英国传统和拉丁美洲传统，聚焦于传统博物馆价值重思的《新博物馆学》属于前者。 如此看来，《新博物馆学》一书是关于传统博物馆如何根据时代变迁重置自我的思考，它与聚焦于博物馆转向的拉丁美洲传统共同构成了有关当代博物馆理念的整体表达。 本文改编自《目的感：从《新博物馆学》一书重思博物馆价值》，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8年第4期（总第10期）。作者：尹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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