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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451篇推送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人们似乎相信可以变得富有”，这是查尔斯·达尔文上世纪30年代访问澳大利亚时对当地人的印象。长久以来，澳大利亚人都以创造了一个社会开放、流动性强的国家为傲。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也得到了支持，Leigh（2007）、Mendolia & Siminski（2016）对澳大利亚的代际弹性估计在0.3左右，相对英美的0.5（Corak, 2013），展现了较强的流动性。 然而，Clark, Andrew和Pottenger三位（2020）通过对姓氏地位的研究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作者认为，可观察的社会地位由潜在可遗传的部分和暂时的部分构成，前者持续性强，后者短暂且包含测量误差。对社会地位的传统估计实质上是两者的混合，相较之下，姓氏估计仅衡量家庭潜在地位的传递程度，可视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 作者首先定义了一组精英姓氏，参考对象来自2014年选民名单以及1870—1899年墨尔本或悉尼大学的毕业生。根据1903—1983年澳大利亚投票名册上登记的职业信息，作者使用职业地位指数（ANU2、ANU3）计算了精英姓氏在每个时间点的估计状态。图1中粗虚线部分显示了1904—1980年代际流动的线性拟合，整个时期内估计系数为0.73，表明了20世纪澳大利亚社会流动性缓慢。  图 1 1904—1980年精英姓氏职业状况 接着，作者使用1857—2017年墨尔本大学和1853-1985年悉尼大学毕业生的学位信息衡量精英姓氏受教育程度的代际相关性。在上述精英姓氏定义的基础上，增加了1900年以前存在的英国姓氏（曾作为英属殖民地）、1870年以前的医生姓氏以及1875年之前出现在《澳大利亚传记词典》中的姓氏。研究发现，在不同的高社会地位姓氏组、不同的时间范围内，结果与基于职业地位的流动性估计惊人地相似（见表1）。 表1 1870—2017年不同姓氏群体教育状况的代际关系  在测度了精英姓氏的代际流动性后，作者转而探讨低层阶级向上流动的比率。通过塔斯马尼亚州的罪犯名单发现，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中塔斯马尼亚囚犯的稀有姓氏比普通英国姓氏所占的比例要高。作者对此的解释是，澳大利亚可能存在人力资本的积极选择以及社会并不关注犯罪前科。图2显示了塔斯马尼亚州罪犯稀有姓氏在墨尔本和悉尼大学的平均状态。  图2 1870—2017年塔斯马尼亚囚犯稀有姓氏的平均状况 为什么基于姓氏的流动性估计会出现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现象？作者认为，传统的流动性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这类误差趋于降低代际流动性估计值，即便能够完美地衡量收入或职业地位，仍存在着父母子女之间在社会地位上表现出的相关性低于后代观测到的相关性的可能。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即子女社会地位的预测不仅取决于父母，还取决于祖父母、叔叔、阿姨和其他亲属。在高社会地位的家族中，一个孩子在短期内社会地位下降，往往会在下一代即孙子孙女身上得到纠正。同样，对于低层家庭来说，社会地位的短期上升也可能在下一代回到原始位置。 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表明，基于姓氏的澳大利亚流动性估计就像它曾经殖民地母国的英国一样，实际上是一个流动性极其缓慢的社会。人类社会的流动性预期不宜太高，有效提高人类社会流动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文献来源: Clark, Gregory & Andrew, Leigh & Pottenger, Mike. (2020). Frontiers of Mobility: Was Australia 1870-2017 a more Socially Mobile Society than Eng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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