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命运决定于你爸妈是谁
一位经济历史学家追踪九国、好几世代，从姓氏测量阶级流动。他想解答一个疑问：努力，能翻转命运？权贵优势延续多久？当你以为现代社会越趋平等，其实几世纪来，阶级僵化不动如山。
这整个计划实际上由《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科学作家韦德（Nicholas Wade）的建议所激发，他建议姓氏可用来测试早期书中提出的假设，即工业化前，英格兰的上层阶级有较高的生育率。我很高兴的宣布，姓氏研究的确证实了这个假设。但在探讨姓氏时，我意识到它们透露出更多有关社会本质的事。
英、美、印度都一样
阶层僵化，几世纪文风不动
本书利用姓氏追踪不同社会，英格兰、美国、瑞典、印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智利的许多世代，并主张我们认为代际流动率很低的常识和直觉是正确的。姓氏确实是一种出乎意料强大的工具，可用来测量社会流动性。它们揭露出，有一个鲜明而前后一致代际流动率的社会物理学，且未曾反映在此主题的最新研究中。
问题不在于研究和测量本身，就测量的内容来说并没有错误。但当我们尝试用这些以个别特性估算流动率的测量，来预测家庭整体社会地位的长期演变时，问题就产生了。
家庭似乎拥有一种整体的社会能力，是所得、教育和职业等局部地位测量面向的基础。这些局部的测量面向与这种根本的、不直接外显的社会能力，只在一些相当随机的成分上发生关联。根本地位制造出特定可观察地位面向的随机性，造成主流测量所得到的社会快速流动之假象。
根本或整体的社会流动率，远低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典型估计。我们以姓氏来测量，得出所有社会——中古世纪英格兰、现代英格兰、美国、印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智利，甚至标榜平等主义的瑞典——的代际相关性都介于 ○．七 到○．九，远高于主流的估计。社会地位依赖遗传的程度，与身高等生物特性同样强大。
50％命运一开始就注定
姓氏优势，至少持续10世代
流动性历经许多世代，始终保持一致。虽然社会流动终究会抹除大多数初始优势或贫穷的影响，但可能必须经历十或 十五个世代之久。
与直觉不符的是，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公共教育，以及政府、教育机构和私人公司中减少任用亲信的情况，并未提升社会流动性。
现代经济成长也未显现出提高社会流动性的迹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扩大授与选举权给更多人口群体的做法，也未发挥效果。甚至二十世纪美国、英格兰和瑞典等国家采行的重分配税赋政策，似乎也无济于事。特别是在测量概括的社会流动性时，我们看不见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率有关联的迹象，反而看到社会流动性似乎与不平等保持恒常、独立的关系。
偏高的根本代际相关性测量，暗示了在任何世代的整体社会地位变异，有五○％到七○％ 在受孕时就可预测。如此断言，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如果可预测性这么高，个人不就被困在社会体制中了吗？
答案是，这些资料并未暗示发生在人们身上的结果完全由家庭背景来决定。
那些想在社会中攀至高地位的人，是凭借他们的能力、努力，和面对障碍与挫败时的坚持不懈才达成的。但我们的发现确实暗示着，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的根据家庭背景来预测，谁比较可能有努力的冲劲和追求富裕生活的能力。虽然在工业化前英格兰的任何世代中，经济阶梯顶层的父母并没有为他们的后代取得持久的优势，但却有一个奇特而持续很久的影响。姓氏出现的频率显示，富人在一八○○年以前占人口的比率呈上升之势。因此，他们的基因在 十九世纪的英格兰人口中散布也更广。但到一八八○年以后，这个过程开始反转。
为什么我们以姓氏测量的结果，与主流流动性研究的结果差异如此大？
目前的单一世代研究受到一个重大的限制。我们假设在每个世代，社会地位的各面向：所得、财富、教育、职业，都与一些根本的社会能力或家庭地位有关，但附带一些随机误差。社会地位各方面的随机成分之所以存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人获得的社会地位有运气的成分。有人刚好选了一个成功的工作领域，或在某家公司工作。一些人刚好获准就读哈佛大学，相对于另一些人则被淘汰。有些人可能选择当哲学教授，而不是金融业主管。例如盖兹（Bill Gates）是大学中辍生，一般人会画归为低社会地位者；但他决定放弃哈佛大学教育的原因，是想增加他的财富——而他在达成这个目标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于目前的研究都只测量社会地位的一个面向，因此高估了整体的流动性。此外，即使只就流动性的单一面向来看（例如所得），目前的研究也高估了以后世代的流动性。即使是对社会、族裔和宗教群体，如犹太人、穆斯林、美国黑人和拉丁裔，单一面向的流动性也被高估了。这些族群回归平均社会地位的速率，远比主流测量所呈现的慢。
因此，对几乎所有我们关心的社会流动性问题来说，这些估测都没有用处。此外，对于不只是低所得，同时也低教育、没有资本、健康不佳和有失业历史的家庭，所得的整体代际相关性大幅高估了下一世代可能的所得。姓氏测量是适合用来重估这些预测的工具。
低处翻身只靠教育不够
抓住优势，得靠慎选配偶
如果先天确实胜过后天培养，这有几种影响。第一，这代表世界是一个比我们直觉所认为的更公平许多的地方。天生的才能是决定经济成功的主要来源，而非继承的优势。
第二，这意味上层阶级在照顾和教养子女方面的大手笔投资，对阻止长期向下流动并无用处──富裕的曼哈顿律师为年幼子女僱用教师，以确保进入菁英幼儿园，但无法阻止他们的后代终究要回归到平均。
第三，透过政府干预以增加社会流动性不太可能有多大影响，除非它们影响社会阶层和族裔群体间的联姻比率。第四，强调人种、民族和宗教的差异会制造此种联婚的障碍，因而导致持续的社会阶层化。为了让社会增进长期的社会流动性，就必须达成文化同质性，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联姻率最大化。
对于关心子女未来社会地位的父母来说，这些结果有何重要性？
现实的重要性是，如果你想让子女的机会最大化，你该注意的不是配偶的社会表型，而是注意他或她的地位基因型。这个基因型表现在你潜在伴侣所属的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兄弟姊妹、父母、祖父母、堂表亲戚等等，溯及到n等亲的社会基因型。
一旦你选择了你的配偶，要做的已经都做好了，你就可以放心的忽视你的子女，相信你为他们确保的天生才能无论如何都会发光发热。这是指，如果此处所推想的地位持续性来源是正确的话。
我要强调，本书并不是一则悲惨故事。尽管研究呈现出低社会流动率，尽管世系在决定现在的结果时很重要，也尽管我们没有能力显著影响根本的社会流动率；但本书对社会流动性的完整性感到相当振奋，故将书名取为《父酬者》（The Son Also Rises）。因为本书的证据显示，社会地位可能取决于先天的遗传能力，社会环境比许多人预期的公平得多。证据也显示，到最后，今日富人和穷人的后代将在他们预期的社会地位上达成完全的平等。这种平等可能需要三百年的时间来实现。然而在社会的大机制下，为什么需要三百年来汇聚，而非三十年？
社会结果是世系彩券的产物，此发现导引至一个重要的推论，即我们不该建立会奖赏高社会地位的社会结构。
我们所见的高度不平等理由往往是，奖赏是成就的必要刺激。但我们在本书中看到各种研究的背景中，不平等与根本的社会流动率间并没有相关性。如果社会地位大体上是盲目的才能遗传的产物，加上一点纯粹的机运，为什么要加发奖赏给彩券的得主？北欧社会似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型，可以把来自继承社会地位的生活结果不平等最小化，而不至于付出重大经济成本。（本文摘自前言、第一章）
父酬者—姓氏、阶级与社会不流动
作者：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
作者 简介
1957年生于苏格兰，197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主修经济学与哲学，后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就读，1985年取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史丹佛和密西根大学。
现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全加大经济史讨论会指导委员会主席、戴维斯分校「贫穷因素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