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 ，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
矮檐上长点草，也结过小瓜，
破石子路在楼前，无人种花，
是老坛子，瓦罐，大小的相伴；
尘垢列出许多风趣的零乱。
但张大爹走过，不吟咏它好；
大爹自己（上年纪了）不相信古老。
他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
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
——林徽因《昆明即景》初稿
这是林徽因在昆明写下的一首诗，后来被刊载于1948年2月22日《经世日报 · 文艺周刊》第58期。“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当时昆明旧式民居典型制式为底楼高八尺，二楼高七尺，这说明了林徽因对昆明的建筑十分了解。付梓之时，初稿里“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改为“张大爹临街的矮楼”。
这首诗描写着昆明寻常的邻里巷弄：夕阳中的小楼、堆满坛子和瓦罐的老街、不服老的邻居张大爹……整体风格轻松自然，想象不出那时正处于战时，也想象不到林徽因在到达昆明前经受了多少苦难和颠沛流离。
生逢动荡年代
林徽因生于1904年，正逢社会变革、外侮不断的时代，但同时，那也是个思想革新、民族意识崛起的时代。林徽因家境优渥，自小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并曾去欧洲留学，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林徽因更加渴望看到中国的和平和强大。
她的父辈也都是思想先进的革命斗士，父亲林长民是主张革命和立宪的政治家，叔叔林觉民、林尹民和林文都是年纪轻轻就以身殉国，这让林徽因从小就了解中国所处的艰难形势，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危亡系于每一个国人身上。
丈夫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先进思想和革命精神，作为建筑家的他与妻子林徽因不畏艰辛考察记录古建筑，穷毕生心血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建筑史，重组营造学社，坚守西南联大，即使在躲避战乱之时也从未停止研究和学习，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守住一束炬火，待有一日照亮更多的人。
再见，北总布胡同三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规模进犯东北，东三省先后沦陷。林梁二人不得已放弃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学工作，回到了北平。
在北平，林徽因和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工作，并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考察古建筑。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不作为无法阻止日军谋划已久的侵略，北平也是岌岌可危。
林徽因痛恨侵华日军糟蹋着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面对日益逼近的战火，她在1935年末致费慰梅的信中说道：“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
时间还是来到了1937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震惊了整个中国，日军随即攻入北平。与此同时，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山西，他们风餐露宿，深入人迹罕至的大山小村，终于找到了敦煌壁画中描绘的佛光寺，并且证实了佛光寺建于唐代，这是当时中国尚存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
就在他们满怀欣喜、收获满满地走出大山之时，得到的却是日军攻占北平的消息。他们辗转回到北平，心情必定是无奈而又恐惧的，但是身为读书人的气节尚在，就像林徽因给女儿的信里所说的——“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他们早已做好了与国民政府一同抵抗日军的准备。
然而，北平守军却悄无声息地撤退了，日军不费一枪一卒就攻占了北平。一时间，满城哗然。为了躲避战乱，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离开北平，先乘火车到天津，再转水路去长沙。
1937年9月5日，梁思成、林徽因和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孩子乘火车离开了北平，离开了温馨而充满回忆的北总布胡同三号院。这一去就是九年，而当时他们谁也不知道归期几何，也不知道下一站能否顺利到达，前路生死未卜，正如国家的未来一样扑朔迷离。
颠沛流离的南下之路
林梁一家到达天津，住在梁家位于意大利租界内的房子。他们略作休整，大部分时间用来安顿林梁二人以及营造学社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照片底版和档案无法长途携带，梁思成托人把这些珍贵档案放在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
九月中旬，林梁一家与金岳霖、张奚若、朱自清等清华北大的教授们一同坐船离开天津。如今我们从天津到长沙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航程，可他们当时走了大半个月，一路“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在10月1日才到达长沙。
可是长沙并非是安逸的避难所，从林梁一家到长沙，防空警报就不停地在城市上空响起。林梁一家在长沙的临时住所也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毁，好在他们一家人死里逃生。
战火不断蔓延到南方，国军节节败退，长沙被日军的飞机炸得满目疮痍。林梁一家不得不放眼祖国的大西南，决定到昆明去。那里还没有被战争荼毒，只是，山遥路远，手头拮据，带着这一家老小，能平安顺利到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