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七）最后的一次古建调查

02 最后的一次古建调查（上）

本章很长，也分两次介绍吧。

七七事变爆发，使正在五台山进行考察的梁、林等人十分焦虑。等他们回到北平时，这里已经成为沦陷区。形势所迫，营造学社决定暂时解散，这几年来学社工作的成果，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则存入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

当他们正在为处理这些事务而奔忙时，梁思成忽然收到署名为“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梁思成明白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第二天，他和家人只带了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就告别了古都北平，匆匆南下到后方去了。

作者在这里引用了梁再冰（梁思成之女，当时八岁）的回忆，来描述这段艰难的南迁之旅。梁思成带领全家五口人（梁思成、林徽因、女儿梁再冰、时年五岁的儿子梁从诫及林徽因母亲），在九月离开北平后，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租住在火车站附近。当时梁思成的许多朋友，主要是清华北大的一些教授、梁思成弟弟梁思永一家人也先后来到长沙，大家常聚在一起讨论时事，演唱救亡歌曲，梁再冰也在那时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十一月下旬，长沙遭到日寇飞机轰炸，梁家租的房子被炸毁，一家人也险遭不测，幸运的是落在他们身边的炸弹竟没有爆炸。

这次轰炸后不久，梁家就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经过四十天的颠沛流离，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途中林徽因感染肺炎，高烧达40度，在同车一位留学日本又懂中医的女医生帮助下，服用中药两周后才退烧。梁思成在离开北平前就患有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到昆明不久背痛严重发作，经医生诊断是扁桃体脓毒引发的，于是切除了扁桃体，但又引起了牙周炎，于是把满口牙齿也拔掉。大约有一年时间，都不能在床上平卧，日夜都半躺在一张帆布椅上。

梁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也先后来到，于是梁思成等人重建营造学社，开始对西南地区的古建进行调查。西南山区与华北大平原相比，自是另一番景象，也有另一番辛苦。云南疟疾非常可怕，四川跳蚤多得惊人。山区最担心的就是迷路。另外，当年的西南地区，买卖人口很常见，吸毒也非常普遍。华北只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才吸毒，西南却有相当一部分贫苦的劳动者也吸毒，旅途中常见大片种植罂粟的土地。脚夫们一个个骨瘦如柴，白天卖了一天苦力，晚上就把当天的收入买了鸦片，看了叫人心酸。

梁家的茶会上（可见热爱生活的人，并不因环境窘迫而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众人谈到了四川的民俗文化。梁思成等人在调查古建筑途中，还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已记录了厚厚的一本。林徽因说：“四川的谚语和民谣真是美呀！只要略加整理就能成为很好的诗歌与民族，可以把它编一本《滑竿曲》”。可惜天不假年，林先生未能完成这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云南的古建筑因历年民族纠纷、宗教纠纷，特别是咸丰六年（西元1856年）杜文秀回民之役，佛教寺院几乎全遭毁灭，因此著名的古刹很少保存完好。但云南地处偏远，所以很多明清的建筑却在构造做法上仍保存唐宋时代的手法，可供研究参考。也正因此，日本古建专家伊东忠太，竟把昆明常乐寺塔（东寺塔）误认为是唐代建筑，其实东寺塔毁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现存之塔是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的。

在昆明的营造学社，没有任何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只能与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协商，借用他们的图书设备，从此学社依附于史语所，当史语所为躲日机轰炸而疏散到昆明郊区的龙泉镇龙头村时，学社也跟着迁到龙头村，梁思成等人自己动手盖了几间夯土墙的简易房屋。

1939年9月，学社开始了他们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的调查。他们先到重庆，再乘货车到成都，然后在空袭的警报声间隙中向省政府申报调查地点，等完成手续真正开始调查，已经是离开昆明一个月后了。

在四川考察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因天津大水，学社存在英资银行的资料全遭水泡，不过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资料被毁得那么惨。

他们在四川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汉阙、崖墓、摩崖石刻等，因四川的木构建筑几乎全毁于“张献忠之乱”，现在的木构建筑多建于1646年以后，石构则年代久远，可上述到汉代。绵阳西山观摩崖造像，多为道教题材，其中隋大业六年（西元610年）龛，是国内最早的道教造像。

乐山大佛位于凌云寺前崖壁，沿崖壁有多处摩崖造像，均已风化。大佛像高约七十一米，为国内最大。像始创于唐开元初年，由海通大师主持，但像凿至膝部时因海通去世而停工。贞元五年剑南节度使韦皋续建，至贞元十九年竣工。1925年军阀杨森部队炮轰佛像面部，后虽修补，但神态迥异，为我们佛教艺术之一重大损失。

本次考察，自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历时半年，梁思成等人共计跑了三十五个县，调查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约七百三十余处，这也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野外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