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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3年第2期 事辑以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的迁移路线、田野调查、学术产出为线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的近代学术生存背景进行整体发掘，以期更全面地还原学社成员在西南淬炼学术精神的历史过程。因篇幅较长，编年事辑将分为长沙、昆明篇和李庄篇。本篇为长沙、昆明篇，主要辑录了中国营造学社1937年夏到1940年底辗转长沙、昆明期间的史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西南汉代崖墓中的早期木构建筑信息抢救性研究”（5167808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东汉西南经略背景下巴蜀建筑文化多元性研究”（21XJAZH001）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Southwest China (1937—1940): Changsha and KunmingFENG Di，HUANG Qinya，HUANG Fudan1937年9月5日，梁思成、刘敦桢举家离开北平南迁，至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一家从重庆乘机飞还北平，同年刘致平、莫宗江等押送国立中央博物院物资从重庆前往南京，中国营造学社（下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或学社）主力成员在西南驻足8年有余。8年里，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学社足迹从长沙、昆明城区、城郊龙头寺辗转到达四川李庄。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一直缺乏持续稳定的研究经费，但仍然以一个完整的团队持续进行学术研究。在田野调查方面，学社对云南、重庆、四川、西康等地最有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川康古建筑调查是学社历史上历时最长、调查类型最丰富、覆盖地域最广、技术人员最完备的一次调研。尤其是对西南地区具有突出研究价值的多个汉代墓阙、崖墓进行了详细调查，为当时非常缺失的汉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调研所涉及的唐宋石窟寺、元明木构案例也对中国建筑史尤其是地方建筑史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在学术视野方面，除了延续地面木构的调研外，西南地区的石构亦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结合地形、生产生活设计的西南民居让学社将目光投向民居这一类型，开启了中国民居研究的新篇章。在强调建筑作法以中原为中心多次推向边陲的同时，关注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的西南地区古建筑“滞后”性尤其值得建筑史研究者参考，研究方法上亦在考察木构遗存的实证方法基础上加入了从仿木遗存中提取木构信息的佐证方法。在学术产出方面，采用学社在华北、西南调研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学术使命——撰写一本《中国建筑史》，并恢复了中断7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续刊了第七卷1、2期。值得注意的是，西南8年中，中国营造学社全程与另外两个官方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和国立中央博物院（下称中博院）为伴。这一学术合作关系虽在华北就已形成，但在西南发展为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建筑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在西南的学术视野有着较大的重合面，学社参与了史语所、中博院组织的大型考古如彭山崖墓发掘、永陵发掘等，学社完成的川、康古建筑调查亦申请了中博院的研究项目，形成最早的建筑史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流融合。直到今天，这些合作交流仍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学术话题。营造学社在西南持续的学术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等院校（包括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等）及相关机构输入了建筑学人才，而在西南完成的研究成果搭建了中国建筑史的教学、研究框架。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的8年几乎与抗日战争8年重叠，为学社在西南这一段经历涂上了一层悲壮的底色，在延续学术命脉、成为历史传奇的同时，铸就了一种“营造学社在西南”的学术精神。此学术精神不仅“庇佑”了他们在西南关注过的古建筑，还感召着一代代学子到西南，重走营造学社走过的路。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8年的学术史贡献是很丰厚的研究题材，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讨论，仍需大量学者持续探究。● 是年春夏，中国营造学社开展历年调查测绘工作。工作分四组进行，前三组为调查测绘组，由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率领；第四组驻留北平，专事编制工作。梁思成和刘敦桢在开展本季度田野调查工作前，还参与了同其他机构或政府人员合作的项目。其中刘敦桢参与了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的调查和修葺计划；梁思成则以北平中国古代建筑物研究学会访事组组长的身份受顾祝同邀请，和林徽因一起前往西安修理小雁塔，由刘英士陪同。5月30日，梁、林二人在西安与刘敦桢一行人汇合，与刘英士、黄文弼等接洽碑林修缮工程、黄帝陵纪念碑设计等合作委托后，才分别开展各自组的田野调查活动。● 7月初，刘敦桢、刘致平两组人员已陆续回到学社，开始整理此次考察所得建筑图样，计划9月底全部完成，并准备暑假开始后继续故宫的测绘工作。身处北平的营造学社成员还有其他两项工作正在紧密推进，其一是前述第四组的编制工作，其二是赶制中央博物院委托的模型。学社发展正值繁荣之时，然而战争的爆发，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规划。● 同为7月初，梁思成所带领的工作组尚在山西调查，此行发现的永寿寺雨花宫和五台山佛光寺在学社的最后两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才正式得以发表。7月15日，身处代县的梁思成一行人才通过报纸得知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又因铁路线停运，遂转至大同，由平绥路返回北平。● 七七事变之后，身处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陷入停滞。日本方面大幅干涉北平文化界，且数次向学社要求合作。考虑形势，梁思成决定离开北平。梁思成与刘敦桢、社长朱启钤商议后，于8月18日宣布关闭北平营造学社，发给学社成员三个月薪水做遣散费，并决定将北平所存学社资料中的贵重图籍仪器及历年工作成绩运存至天津麦加利银行。
● 8月24日，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沙站负责人的梁思永（梁思成胞弟），已经完成傅斯年安排的从南京到长沙的撤离任务，将史语所安置于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校。此处还安顿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所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史语所、中博院与学社的紧密合作关系由来已久，“七七事变”之后，它们是学社在西南8年中最为密切的“伙伴”，互相陪伴度过了最为艰难的西南岁月。● 9月5日，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等携家人离开北平，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于9月29日抵达武汉。30日，梁思成在旅舍中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学社能否在长沙继续工作，取决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方面能否继续拨予经费，如果可能，绝不容此唯一研究中国建筑之组织夭折。● 10月1日抵达长沙，梁思成家在韭菜园教厂坪134号租住，与圣经学校临近。刘敦桢全家住在寿星街27号的岳父家，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乡下白药铺村的一家农舍。营造学社在长沙时，因与史语所人员熟识，常常一起行动。史语所一直持续发掘安阳殷墟，西迁过程中携带了大量文物、图书和标本等研究资料，迁入西南之后一直持续华北和西南本土的研究，并未因战乱而中辍。● 刘致平只身从北平南下后，在火车上遇到的同学告知其梁、刘到了长沙，便决定前往汇合。● 10月，梁、刘在湘成立长沙工作站，调查长沙附近民居及近岁发现之周汉遗墓、明器等。刘致平不久后抵达长沙，与梁、刘汇合。长沙局势逐渐紧张，史语所、长沙临时大学等拟从长沙迁往更为安全的西南腹地。梁林夫妇也有前往昆明的打算，但此时由于经费缺乏而暂未启程。这一时期，沈从文邀请二人前往沅陵调查古建筑，两次致信当时在沅陵的兄长沈云麓，请他到时多关照梁家人，并向身处长沙的梁思成寄送当地大庙的照片。梁思成收到照片致信感谢二人。● 10月，在朱启钤的帮助下，陈明达与莫宗江随身带着学社仪器离开北平南下后各自回了老家。● 11月，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在北平东城宏通观6号成立保管处，将以前寄存各处的文物分别收回，指派专员集中保管，避免社产散失，且便于留守北平的社员参考。● 11月18日，中博院运送文物离开南京前往重庆。梁思成、刘敦桢先后于1934、1935年进入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两人均为常务委员。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的活动轨迹，几乎与史语所、中博院完全重合。学社在西南与中博院多次合作，对地方古建筑进行研究或发掘，学社成员也一度进入中博院机构工作人员名单领取薪资，相关信息详见下文。● 11月24日林徽因致信费慰梅，信中提及23日下午日机轰炸长沙，梁林一家所租民房被炸，两人决定迁往云南。● 12月，学社常务理事周诒春两次赴湖南与梁思成、刘敦桢会商社务，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嗣后工作人员暂定集中贵州，其可代为照顾；第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三四期补助款径汇南方由梁思成负责保管。朱启钤在北平闻讯极表赞同，正式具函邀请周诒春理事执行社长职权，就近主持南迁社务。经学社成员商议，刘致平一人先去昆明探路，梁林随后，刘敦桢则带长沙的亲眷暂回老家新宁，长沙工作站宣告结束。● 刘致平作为先遣人员乘长途汽车经贵州到达昆明，将社址安置在巡津街的止园，即市长府的前院。● 12月8日凌晨5点，梁思成一家自长沙汽车站启程前往昆明。当晚抵达官庄，9日中午，梁家人途径沅陵，游览当地风景与城市，并拜访了沈从文在沅陵的亲属。梁家人抵达晃县时，林徽因患了急性气管炎并迅速恶化为肺炎，加之当地所有汽车被征用于军事运输，梁家人在晃县滞留15天。抵达贵阳后，出于对林徽因病情的考虑，梁家人在“中国旅行社”休息12天后再次启程。● 1937年12月11日，史语所院务会议决定迁所址到昆明。考古组的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因工作尚未结束，暂留长沙。● 自离开长沙39天之后，梁思成一家于1938年1月15日抵达昆明，与刘致平汇合，住进巡津街尽头的市长府“止园”。● 2月，昆明工作站成立。身在昆明的学社成员仅梁思成、林徽因、刘致平三人。刘敦桢于3月从老家新宁启程赶往昆明。● 1938年1月和3月，美国建筑杂志Pencil Points分两期刊出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学术论文。不久后梁家在昆明收到杂志和稿费。● 这一期间，因庚款未至，学社资金匮乏，梁林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两人为当地富人设计房子换取报酬（后因梁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柱关节炎和肌肉痉挛，这类短暂的打工生涯不得不停止），林徽因还要每周两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贴支出。● 初春，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指挥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经桂林、越南抵达昆明。3月下旬，史语所在昆明正式恢复工作，起初一、二、四组人员的办公地点在拓东路，三组人员的办公地点在靛花巷，自是年7月后全部集中在靛花巷工作，又租下竹安巷4号的平房作为全体职工的宿舍。史语所驻留昆明市区的这一期间，史语所石璋如出于兴趣，调查昆明郊外瓦窑村的陶业，结识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为日后史语所、中博院、学社陆续搬至龙泉镇埋下伏笔。● 4月19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请梁思成担任建筑校舍的工程师。期间学社向西南联大致信，告知校舍设计事项不能继续进行。同年8月9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第八十四次会议讨论了此事，决议礼貌致谢学社，致送酬金国币3000元。并继续聘请梁思成、林徽因二人为本校校舍建筑工程顾问。● 5月7日，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致信顾映秋，感谢她捐款修建女生宿舍（映秋院），并表示已经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设计。次年，又请两人设计映秋院附近的泽清堂。● 莫宗江沿北平—天津—广州路线抵达广州，陈明达先在长沙、祁阳处理家务事，后与莫宗江汇合，之后两人从香港前往河内，再去昆明。4月中，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先后到滇集中。● 刘敦桢带家人离开老家湖南新宁，取道湘桂二省间的小路到达广西全州，经桂林、柳州、南宁，绕道越南，于5月下旬到达昆明，安顿在昆明西北角兴国街的张姓住宅中（但很快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3个月才慢慢转好）。刘敦桢在老家时，曾考察过湖南新宁附近的民居桥梁，其中江口桥成为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廊桥》中的唯一实例。后经桂转越南入滇途中，又考察了广西古建筑，如桂林明桂王府遗迹及部分祠庙民居。● 5月24日，梁思成给梁思庄的信中提到社员中最重要、最能工作的几个成员已经汇合昆明，于“止园”的前花厅正式开始工作（图1）。● 此时学社昆明工作站的计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田野调查，包括云南省和川康黔三省两部分。前者由刘敦桢带队，分两次完成；后者由梁刘两人带队，为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田野调查。另一类是出版工作，包括《营造法式新释》《中国建筑词典》《中国建筑大事年表》《云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等。其中《云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由刘敦桢负责，《营造法式新释》由梁思成负责，在西南时期均未能完成，而其他几项都未见稿。● 是年夏，傅斯年拟将寄存在重庆的史语所古物文籍运至昆明，遂在靠近靛花巷的竹安巷租了一栋五间式四合院，预备作为图书馆。学社因西迁匆忙，行李精简，无文献古籍可查阅，故由梁思成出面，与史语所商议借阅图书。此后整个抗日战争阶段，学社在古籍文献方面依赖于史语所图书馆的支持。● 7月底，梁思成因脊柱关节炎复发被迫卧床，期间继续注解《营造法式》，并打算重新画图，及用照片做插图。梁思成卧床期间，由刘敦桢组织学社的田野调查工作。● 9月28日，昆明遭敌机轰炸。史语所决定向昆明城北的龙泉镇疏散。将办公地点设在龙泉镇棕皮营村的响应寺和龙头书坞等地，员工宿舍设在龙泉镇龙头村的东岳庙。昆明城内仅保留靛花巷房屋作为城内办事处。10月1日史语所自昆明城区迁出，搬迁至昆明市北11公里处龙泉镇。4日起在龙泉镇继续工作。史语所的图书首先运送至棕皮营村的响应寺，后因空间不足，响应寺仅作西文图书馆，另租弥陀殿为中文图书馆。● 史语所迁往龙泉镇后，梁思永和石璋如出于兴趣，一起组织天工学社，从瓦窑村开始调查龙泉镇的制陶业。后来两人的兴趣拓展到对云南农村社会、建筑物的调查（这些调查成果在2007年被整理出版）；刘致平与他们一起合作调查昆明的民居。此外，刘致平撰写《昆明东北乡调查记》调查报告，被纳入石璋如《龙泉镇建筑仪式琐谈》发表。学社在南迁之前已经注意到中国民居为适应地形气候和生产需求而表达出的地域性特点，如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发表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一文专门列有“山西民居”一节。而在西南时期，关于民居的研究被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在昆明时期的成果以刘致平的《云南一颗印》为代表。● 史语所疏散至昆明北郊时，营造学社暂时未搬迁，而是就地展开了调研。学社在云南时一共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第一次为1938年10月10日至11月12日，对昆明及附近古建筑进行调查，调查建筑物50余处。第二次为1938年11月24日至1939年1月25日，考察了云南昆明至西北一带，包括安宁、楚雄、镇南、大理、丽江等地区，调查建筑物约140处，实测10处建筑及若干民居（图2），又于1939年4月补行调查数处。由于梁思成患脊柱关节炎，这两次调研均由刘敦桢带陈明达、莫宗江完成。第三次为1939年8月26日至1940年2月16日，对重庆、四川、西康一带进行考察。由梁思成、刘敦桢带队，随行队员有莫宗江、陈明达。此行共访35个县、730余处调查对象，重点为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等石构，关于这几次调研下文详述。除了这3次大型的田野调查外，刘致平亦在云南展开沉浸体验式民居田野调研。● 10月10日，昆明市区古建筑调查正式启动。此次调研因陈明达、莫宗江被误编入第三期壮丁训练而停顿数旬。学社主要对昆明市区的圆通寺、真庆观、建水会馆、文庙、土主庙、大德寺双塔、武成庙等共50余处古建筑进行了调研。他们运用北方的调研经验对此行相近案例展开对比研究，通过斗栱材高对建筑进行法式分析，并讨论建造的官方与地方手法。调研成果主要见于《昆明及附近古建筑调查日记》《云南之塔幢》《云南古建筑调查记（未完稿）》。● 11月24日至次年1月25日，学社在云南西北部展开第二次调查，此时中博院正在开展苍洱古迹调查，因此行程的前半段与中博院吴金鼎同行。11月24日，刘敦桢带着陈明达、莫宗江离开昆明，于11月26日到达大理，与吴金鼎会合，调查崇圣寺、白王坟、感通寺。12月4日，吴金鼎与学社三人同行，调查邓川、洱源、剑川、丽江、鹤庆、宾川6县，于12月29日返回大理（图3，图4）。调研过程中，刘、陈、莫三人关注地上建筑，吴则收集地上的陶片、瓦片，关注地表遗物，双方从建筑学和考古学的视角共同分析遗址的族属与年代（苍洱之行为营造学社与中博院在西南的第一次田野考察合作。后来又合作了两次，分别是彭山崖墓发掘和成都王建墓发掘）。图3 学社考察大理元世祖平云南碑（图中左一为吴金鼎，左二为刘敦桢，右一不详） ● 1939年1月1日学社三人告别吴金鼎，调查凤仪、镇南、姚安、楚雄、安宁等县，于1月25日返回昆明。此行调研的成果主要发表在《云南西北部古建筑调查日记》《云南古建筑调查记（未完稿）》和《丽江县志稿》中。成果对于云南地方建筑史研究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其中的学术观点至今仍然引领着云南地域建筑史的研究，研究保存的建筑史料对于云南古建筑修复起到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 5月1日，梁思永被古物保管委员会派为监察委员，从昆明到大理监察马龙遗址发掘，5月7日返回昆明。● 5月，董作宾、刘敦桢、高平子合著的《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专刊。刘敦桢作《告成周公庙调查记》，论述建筑形制，列出修理意见。● 5月初，重庆遭敌机轰炸，中博院亦呈准迁移昆明办公。6月中送首批古物于昆明，第二批运送嘉定，1939年10月初古物运完，将处内人员文物全部迁移昆明。● 6月19日，学社为前往重庆、四川地区调研申请护照，特呈教育部称：“窃自抗战军兴，中国营造学社自平迁湘，旋复自湘迁滇，调查昆明、楚雄、大理、丽江等处建筑，及编著《营造法式新释》《中国建筑辞典》《中国建筑大事年表》诸书已一载于兹，现为推进研究工作起见，拟于本年八月起调查重庆市及四川省中部古建筑遗迹与民居桥梁状况，为此开呈工作人员姓名、籍贯……”人员除了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外，还有杨廷宝。● 7月16日，重庆市政府为营造学社外出调研颁发了6份护照，分别为：刘敦桢、梁思成、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杨廷宝。● 8月，学社随部分中博院人员搬至昆明郊外的龙泉镇，工作地点定于麦地村兴国庵。中博院在龙泉镇竹园村设立博物院办公处，中博院人员集中居住在棕皮营村，与去年抵达的史语所临近。梁思成一家与陈明达、莫宗江居住于兴国庵里，刘敦桢一家和刘致平另住在镇东一公里处的瓦窑村，后因距兴国庵较远不便办公，半年后也住进麦地村兴国庵（图5）。这一时期，梁、林在龙泉镇棕皮营村借了一块地，开始设计他们的自宅（图6）。● 自西迁长沙起，史语所与中博院的绘图工作主要依靠潘悫一人支撑。在云南昆明北郊龙头村时，梁思永继续研究安阳西北冈的铜器，需要精确的绘图辅助表达，就去找陈明达、莫宗江两位帮忙。● 8月26日至次年2月16日，学社完成第三次西南大型田野调查——川康古迹调查。此次考察最早计划调查川、黔，后在调查途中将其调整为川、康之行，调查四川、重庆和西康共30多个县市（图7）。● 8月26日，因梁思成脚趾感染，刘敦桢带着行李只身先行，于9月4日抵达重庆。陈、莫两人9月6日乘车抵达，梁思成则于9月9日乘飞机至渝。一行人一边在重庆联络前往成都的车辆，一边调研了重庆的老君洞、五福宫、崇胜寺、缙云寺等处（图8）。这一期间，经市政府与相关学者的介绍，加之金石学的记录，学社对此次的调研对象做出了预判。刘敦桢在日记中写道：“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占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此外，汉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量难以计算，而隋、唐崖墓石刻，亦复不少。故汉阙、崖墓、石刻三者，为此行之主要对象。”学社根据地域遗存不同而调整用于调研对象的工作方法，从原来在华北、云南以地面木构研究为主体的调研思路，扩大到非木构实物的佐证研究，并重点聚焦于石质建筑遗存的调研。图8 学社调查重庆老君洞（左一刘敦桢，右一梁思成，中间人或为陈明达）● 9月26日，学社四人从重庆前往成都。于9月30日参观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内展陈了许多西方人在当地收集的汉代遗存。看完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收藏后，学社又参观了金陵大学近岁收藏的西南汉代画像砖等。当天下午，梁、刘又与李筱园、商承祚、顾颉刚等交流，得知新津县江口、宝资山及嘉定、渠县等处均有汉代崖墓。这些凸显西南汉代建筑遗存的信息让营造学社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增加了芦山、雅安、乐山、峨眉等15个县，川、黔古建筑调查正式调整为川、康古建筑调查。● 10月6—10日，学社四人赴灌县调查，10月18日前往雅安。20日见到高颐墓阙。他们在现场对高颐墓阙进行了约7个小时的测绘工作。刘敦桢在考察日记中猜测此阙的石刻斗枋或为宋代“材”之前身。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分析斗栱时，总结斗栱远在汉代确已成型，其结构较后世简单，“至于后世以拱身之大小定建筑物全身比例之标准，则（汉代）遗物之中尚无痕迹可寻也”。● 10月22日，调查芦山樊敏碑，与埋在土里的樊敏阙失之交臂（樊敏阙于1957年被发掘修复）。● 10月28日抵达乐山，接到林徽因信件，得知天津资料被淹，痛心无比（此年夏天，天津遭遇特大洪水。学社寄存麦加利银行的资料全部遭水淹没，浸泡近两月，图籍、仪器、照片损坏严重。水退后，朱启钤将资料取出运回北平，带领乔家铎、纪玉堂、赵法参精心整理，费时三月。之后为方便学社研究，朱启钤将整理后所得测稿、照片寄往李庄）。当天辜其一来信为学社介绍仁术医院院长杨枝高作向导。30日，杨枝高带学社调查乐山、夹江古迹。31日学社四人见到了白崖山崖墓，梁、刘皆从建筑学的角度，根据该崖墓檐瓦斗栱的仿木做法，判断其与川康汉阙属同一文化系统，并非“蛮墓”。早在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在共同发表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已经提出了从石窟中的石刻建筑反推其建造时所参照之木建筑的研究思路。这种从仿木遗存中提取木构信息的佐证方法在学社后续的研究中不断成熟，为后期《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无木构实存的上古、中古初期的建筑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11月1日，为节省时间，四人分两组行动。梁、陈赴峨眉，于飞来寺飞来殿见脊瓜柱之下仍施叉手，足证边远地带保存古法每较中原为多，后成为《图像中国建筑史》中证明明清羁直时期醇和遗风的实例；于圣积寺见铜塔，形制极似五台山显通寺之铜塔。刘、莫留乐山再访白崖山崖墓，后测绘夹江杨氏阙，又在彭山县考察崖墓，于王家沱一崖墓中，见斗栱之两端下缘较上缘微凸出，足证日本法隆寺斗栱形制导源于中国。见当地崖墓甚多，刘敦桢感叹：“若能逐一开掘，穷其究竟，当于汉代历史文化，裨益匪浅。”后来学社与史语所、中博院迁往李庄后，共同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首先以彭山崖墓为发掘对象进行发掘，即是得益于学社此次已进行了必要的探路工作。● 11月11日，四人于成都汇合。16日向周诒春报告运津件整理经过后，启程考察新都、广汉、德阳三县，后于20日抵达绵阳。21日考察西山观及子云亭（图9），22日测绘平阳府君双阙，阙身上加刻梁代造像，为川省最古老的佛教艺术。梁思成从该阙中得到了许多仿木构信息，如阙身之上施五层逐步扩大的石层以模仿木建筑的出檐；最上一层枋交叉出头，应为后世普拍枋之渊薮。● 11月24日，四人离开绵阳，25日抵达梓潼，于26日分开行动。梁、陈去县西卧龙山千佛崖调查初唐佛教摩崖造像，刘、莫则于此县调查石阙4处及明构玛瑙寺大殿。梁思成在后来撰写《西南建筑图说》时，将此处发现的四川最古汉阙李业阙与后来所见的川中诸阙对比，认为李业阙极小的收分（按比例近乎为碑）应为四川石阙较古的范式。28日四人一起去七曲山调查文昌宫，宫内多座建筑为明构，收获颇丰。● 11月30日，四人离开梓潼，经剑阁、昭化前往广元，于12月4日抵达。访皇泽寺摩崖造像、唐家沟崖墓、千佛崖石刻。因见石刻被滇缅公路毁去一部，又闻公路仍需南展6米，梁、刘于7日下午访县政府，请求保护千佛崖石刻。离开广元之后，梁思成仍心系古物，于12月29日上书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及交通部，希望停止炸崖拓路计划，并请求交通部通令全国，道路工程建设注意避让古迹。次年1月，交通部发训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转饬所属工程人员，对于有关历史文化之古代建筑雕刻等物，严加保护，不得率意毁坏。● 12月9日，四人于广元登船，经苍溪抵达阆中县，调查涧溪口、桓侯祠、铁塔寺、柳伯士街清真寺等。17日离开阆中，沿路调查南部、新城、蓬安三县后，23日由周口转折前往渠县。● 12月24日，四人抵达渠县，25日得渠县县志知沈府君阙、冯焕阙位置，27日在渠县发现7处汉阙，测绘与拍摄工作持续至29日（图10）。7座石阙分别为：冯焕阙，沈府君双阙，拦水桥无铭阙，赵家坪南侧、北侧无铭阙，王家坪无铭阙。对此收获，梁思成叹为“环顾国内，仅此一处，足称甲观”。梁评价冯焕阙的比例形制为“汉阙中的唯一逸品”；刘的观点一致：“诸阙中以冯焕阙比例雕饰，最为无懈可击。”面对沈府君阙和拦水桥阙，梁思成判断其为东汉物，因两者形制极为接近，“几疑出于同一石工之手”；赵家坪双阙及王家坪无铭阙，梁思成则多依照雕饰与形制，判断三者为汉代以后的作品。刘敦桢根据县志，以渠县之岩峰场与土溪场之间汉阙如此之多，推测古賨国及宕渠郡在此附近。并认为研究渠县汉阙以前，“宜先阐明当地之史地沿革，则一切文物设施，不难迎刃而解矣”。图10 学社在渠县考察汉阙（图中为渠县沈府君双阙）● 12月30日，梁、刘、陈、莫四人离开渠县，经广安抵达岳池（乐池），于次年1月1日造访当地千佛崖、旧文庙及数座崖墓后前往南充。● 12月31日至次年1月4日，刘致平参加环昆明湖旅行活动，沿昆明—呈贡—晋宁—昆阳—海口—石龙坝—安宁—碧鸡关—昆明路线环绕昆明湖步行一周，途中测绘、摄影数处古建筑。旅行后做《昆明湖环行记》一文，1940年6月在《旅行杂志》上发表。● 是年，梁思成任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国古代建筑文献编辑委员会主席。● 1月2日，四人到达南充，5日抵蓬溪。先访蓬溪县北的鹭峰寺和定香寺，接着返回蓬溪县，经过宝梵寺前往遂宁。期间所见鹭峰寺内有南宋白塔及明中叶木构三处，为此行中重要木构实物。1月9日四人抵达遂宁，短暂调查后，于1月12日抵达潼南县。● 1月13—14日，四人于潼南访涪江摩崖石刻，大佛寺摩崖造像、千佛崖。13日这一天，他们从当地赵姓县长那里得知大足宝鼎寺有唐代千手观音石像与摩崖造像，遂决定北绕大足调查，再经铜梁、合川返回重庆。● 1月15日四人离开潼南县城前往大足县，途中在县外五桂场发现一座牌坊，梁思成观其木枋下的遮椽板及支条皆以枭混曲线造型，形似西方的“cyma recta（凹弧饰下连接凸弧饰）”，为川省中初次所见。17日入大足县。18日访北岩佛湾摩崖造像与白塔、报国寺（图11）。20日访宝鼎寺与摩崖造像，刘赞叹造像数量规模“为明代石刻中所少见”；其中一躯就崖石凿佛涅槃像，梁思成评价：“真容伟巨，殆为国内首选。”图11 学社调查大足北崖佛湾摩崖造像（右下为梁思成）● 1月21日，四人离开大足，经铜梁前往合川调查后，24日返回重庆。2月2日乘坐车辆先后经黔返滇。四人乘车时聚时散，几经波折，于2月15日在昆明汇合，2月16日抵达龙泉镇麦地村兴国庵。川康古建调查收获汉代建筑遗存信息尤其丰富，弥补了华北地区田野调查中中古初期遗存不多的缺失。部分遗存由此被梁思成载入《图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川康古建筑调查和云南两次考察的成果成为学社向中博院申请课题合作的基础资料，后刘敦桢主持了这项合作工作，详见下文。● 梁思成在回龙泉镇不久，周诒春提名梁思成为学社社长。此时梁思成得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称中基会）中有人认为营造学社的工作是“不急之务，且不能自立”，不愿继续补助，甚感焦虑。● 3月5日，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专门提到营造学社，一是称赞了其工作，二是陈列了学社的经济困难，希望胡适能向中基会申请拨给学社一万五的原数；并请胡适逢机请美国人捐款资助（当时美金与国内兑换率约为1∶18。3月10日，梁思成也致信胡适，信中提到，傅斯年了解营造学社的情况后，大为着急，并告诉梁思成，胡适一句话就可以影响许多人的观点。梁遂请求胡适在4月15日中基会开会以前为学社进言几句，并请勿核减。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的复刊词中可见，至迟到1944年，中基会依旧每年补助学社。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十六次报告》后附录，自1940年6月1日至1946年12月31日，中基会共补助营造学社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元，但因通货膨胀等原因，营造学社仍然时常处于经费欠缺状态。● 3月8日傅斯年在宝台山上的弥陀殿大殿外举行蔡元培追悼会（3月5日去世），史语所、中博院、营造学社等参加了追悼会。● 5月，梁家从麦地村搬到了两里路外的棕皮营村，这是梁林二人自己设计的房子。梁家原在兴国庵的住所，改由陈明达、莫宗江二人居住。● 6月，法德议和，欧局改观，越南局势受到影响，滇越路停运。时处昆明的中博院又复检装藏品，等待搬迁指令。同时史语所决定再次搬迁，派芮逸夫先赴四川考察，寻找合适地点。● 6月，中博院与营造学社双方协议，由学社指派研究员及书记各1人，调查西南诸省建筑与附属艺术，供中博院制造模型与陈列展览之用。合作期暂定为一年半，即自1940年7月至1941年12月。所需经费中博院按月拨付国币550元，作工作人员一部分薪给及文具杂费之全部。其总额为国币9900元。同年7月，学社派刘敦桢担任此项工作。1942年4月，刘敦桢完成《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呈交中博院。这属于先做研究，再向中博院申请项目的做法。调研工作于1940年2月已经完成，但资料的整理、撰写工作仍然在继续。由于该项目是与中博院合作，刘敦桢作为专员在中博院领取月薪，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都在做西南调研的成果整理工作，详见后文。● 9月，刘敦桢于昆明麦地村兴国庵写就《丽江县志稿》。有学者认为这是学社受丽江地方政府之邀，由刘敦桢为当地县志所撰的建筑志稿。● 9月，梁思成的书评《评中原佛寺图考》（艾术华著）在《图书季刊》第三期出版，文章总结了全书内容，并指出：艾术华虽然以建筑师的身份研究中国佛寺，此书内容却将佛寺建筑放在一个陪衬的地位，不免令人惋惜。● 9月29日，傅斯年致信中央研究院特派员芮逸夫，让他尽快租下李庄的张家院房，并让中博院和营造学社一起迁往李庄。营造学社派陈明达先行。● 10月初，经多方筹划商洽，中博院与史语所等机关，得军事机关协助，始将迁滇藏品开始运送，职员眷属及应用公物等，亦陆续启行。学社成员随之分批次前往李庄。● 10月19日，刘致平与王崇武押运第四批史语所古物图书前往李庄。11月10日，因民生公司货船倾覆，史语所第五批货物在泸州落水。11日捞起，15、16两日彻夜开箱、经检验估计损失后开始救护工作。晾晒了接近三个月，于1941年1月中旬才到达李庄。● 11月29日，莫宗江和吴金鼎、赵青芳等，随叙昆铁路局车押运第八批史语所文物档案前往李庄，林徽因带着孩子和母亲，与刘敦桢一家随车同行。经毕节、叙永、泸州等地，于12月10日到达宜宾，与莫宗江，陈明达汇合。12月13日上午，一行人从宜宾乘坐小木船到达李庄，立即前往离李庄镇约一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张家院子。张家院子的主要部分都被中央博物院租用，而营造学社仅使用了其西侧的一处独院。● 林徽因抵达李庄后不久，肺结核复发，因条件艰难无法入院治疗，几月后高烧渐退，但日后病情仍反复发作，李庄期间只能天天卧床度日。● 12月中旬，梁思成和李济、陶孟和、王志维一起，随第九批史语所资料从昆明出发，于1941年1月2日全部抵达李庄。● 是年，梁思成在重庆中央大学作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及特点系列讲座。（致谢：特别感谢赖德霖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宝贵建议。）微信编辑：张维欣 责任编辑：杨 澍 审核：赵 荣 冯棣，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黄沁雅，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黄福丹，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3年第2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冯棣，黄沁雅，黄福丹. 中国营造学社西南编年事辑（1937—1940）——长沙、昆明[J]//建筑史学刊，2023，4（2）：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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