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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报-三联生活周刊8.22
【点睛】
在前期的传奇性之下，后半段的光芒时常被遮蔽，而这两个阶段的考察和研究合在一起，才能完成学社的初衷，共同指向这个宏大命题——如何书写中国建筑史。详情请见今日[封面故事]。（封面图：1939年12月13日，梁思成在苍溪烟崇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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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2年8月22日
星期一
农历七月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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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封面故事：
[营造学社，在战火之中的行走与研究]
>>寻找“沉没的历史”
>>从昆明到李庄
>>最后一期“汇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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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营造学社，在战火之中的行走与研究]
1937年是营造学社前后期的分界线。如今谈起营造学社，被人津津乐道的总是第一次独立考察的独乐寺，发现佛光寺的高光时刻，从零开始解读《营造法式》的艰难重担等等，这些都发生在1937年以前。以梁思成和刘敦桢为主力的营造学社用了5年多时间，实地测绘了华北五省最重要的木构建筑。
这之后，在动荡的时局下，他们做出一个被迫的选择，辗转到西南地区。在这次川康调查中，他们看到了有别于北方以官式为主体的古代建筑面貌，虽然木构不如北方精彩，但汉阙、崖墓、佛教造像、民居、道观、清真寺等其他类型的遗存都在意料之外。在前期的传奇性之下，后半段的光芒时常被遮蔽，而这两个阶段的考察和研究合在一起，才能完成学社的初衷，共同指向这个宏大命题——如何书写中国建筑史。这一切，都发生在战火之中。
◎薛芃
>>寻找“沉没的历史”
1939年8月到次年2月，营造学社展开了一场漫长的古代建筑和古迹调查，这是学社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调查，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调查。他们从昆明出发，目的地是四川省和西康省。就在他们出行前八个月，国民政府才将四川西部划出，与现在的藏东地区统一划归，正式成立西康省。如果说在当时的战局之下，重庆是全国的大后方，那么西康就是大后方的后方。就像瞬息万变的时局一样，考察的方案也是不断调整的，随着调查的深入，目的地不断在变化、在增加，这一次考察被称为“川、康古建筑调查”，他们的行走织出了一张密集的川地古迹网络，细致而扎实，这在以往的考察中并不多见。
如今翻阅有关这段考察的文献，最详细的记录来自刘敦桢的日记。读刘敦桢日记，颇有一种读《徐霞客游记》的熟悉感。他详细地记录着每天的所到之处，去过哪个寺庙，看过几处阙碑，做了哪些测绘，在山间行走是如何折返、登坡的，如何乘汽车、坐滑竿，几时吃饭，微雨还是天晴，哪里有警笛，何处又被炸毁。刘敦桢长子、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刘叙杰向我忆起他的父亲，说他是一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文史功底好，仔细又周全，就像他的日记一样，即便是到了战争年代，几乎每天不落地写，这与他在留日期间养成的习惯有关，现在看来是还原那段历史最好的一手材料。
除此之外，1937年以后学社留下的文献资料远没有此前丰富，再加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出版第六卷之后停办了8年，在战火之下，很多考察难以整理成文，一些研究也就此搁置。那么西南呢？四川的情况很特殊，在经历过南宋人口锐减和明末张献忠入川之后，这两次毁灭性的战乱让四川的人口换了一茬又一茬，若是想寻找更古老且一直延续的川地文明的幸存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四川能考察什么？怎么考察？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张宇向我解释道，按照营造学社在华北的经验，从1931年的独乐寺到1937年的佛光寺，调查基本都是有计划性的，提前研究好，奔着一个个目的地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偶然性，比如在榆次换车时，恰好看到了雨花宫，又或者在汽车站瞥见晋祠一角，但总体来说都是带着目的性的考察；另一个特点是，由于华北铁路比较发达，他们在交通上相对比较便利，坐车到一个大的集散地，以此为中心再分散到各处，最终回到集散地。然而在四川，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
2018年，作家萧易受梁思成遗孀林洙的委托，拿到一批3000多张的照片，内容都是营造学社在四川地区的调查。他邀请张宇一同对这批照片进行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图像上丰富的环境和细节信息让他们意识到，川康考察虽然是以建筑调查为主，但更像是一个西南边地全域式的观察。
张宇发现，这半年的川康调查是一次一次在扩大的。刘敦桢他们从昆明出发，经过贵州、重庆辗转到成都时，已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刘敦桢在1939年9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他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博物馆，午后，当地友人邀请他们坐坐，“饮于南大街”，同席的还有历史学家顾颉刚、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副馆长林名均，他们对四川古迹很熟悉。经过一番介绍，刘敦桢才知道新津县江口、宝资山及嘉定、渠县等地都有汉代崖墓，巴县南谌寺、资州北崖还有唐代摩崖，新津观音寺、广元武则天寺有明代壁画。这些信息让刘敦桢如获至宝，调查范围即决定从川扩大到川、康。

这样一来，原本顺着古蜀道金牛道和水道的计划，就开始加上了些枝节路线，深入到川康地区的县市。后来，在嘉陵江沿线，又增加了一些川东考察的地区；直到搬到李庄后，除了在宜宾附近进行一些小范围调查，可能还增加了其他调查。就这样，调查的范围一再扩大，从“大血管”走到“毛细血管”，时间也被一再拉长。这样的工作方式，很符合刘敦桢缜密而周全的研究思路，他不断地添砖加瓦，在大历史的框架下，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小历史，让调查变得更丰富。
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这一路上，学社成员走得久、拍照多，得益于相对充足的经费，这对于战乱年代的考察是奢侈而难得的。当学社在1940年底搬到李庄后，解决经费成了最大的问题。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多次写道，父亲又要赶往重庆，去找重庆政府寻求资助。这笔经费中，很大一部分仍是来自于1930年创办人朱启钤申请到的一笔“庚子赔款”。七七事变爆发后，营造学社能否继续，这笔费用能否继续支撑建筑调查，这个难题落在了梁思成与刘敦桢的肩上，他们必须继续共同合作调查，缺一不可，经费才能顺利拨出。这才正式开启了营造学社从北平南迁，转入西南地区的征程。
>>从昆明到李庄
南迁并不是突然的决定。1935年末，日本政府否认对华北的侵略意图，之后的一年多，北京得到一段“暂时的喘息”。美国学者、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后来在回忆好友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文章中写道，那时候日军直指北京，清华大学已经在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们纷纷归还从图书馆借来的重要书籍，学生们穿梭在书架之间，长袍下面塞满了正在搬动的书。费正清伤心地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
这个时候，梁思成已经意识到，营造学社的文献和收藏也必须转移。他们曾经有过沈阳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绝不愿忍受这个。”费慰梅写道。在这段“短暂的喘息”中，学社继续在中原进行调查，用梁思成的话来说，他们在“与时间赛跑”。
真正的撤离是在七七事变之后。朱启钤决定留守北京，梁思成与刘敦桢一起南下。刘敦桢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刘叙杰说，因为父亲曾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留学，既有专业技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又通日语，日本人很希望像他这样的留日的中国人能为己所用，“可父亲一早就看清了，所以必须要尽快离开，不然就跑不了了” 。他如果不及时离开北平，可能会引来无法掌控的麻烦。
全家离开北平的时候，刘叙杰6岁多一点，该念小学一年级。现年91岁的他还记得，除了日常用品和简单的资料之外，他们并没有带太多东西。当十多年后再回到北平家中时，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一路经天津、长沙，最终在三个月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史语所等机构也同时选择在昆明落脚。选择昆明，一是因为地处西南，离战事前线较远，二是滇越铁路可以直通海外，通达的铁路可以成为这些研究机构采购图书设备的通道。
林徽因依然喜欢召集聚会。她的“客厅”从北平的总布胡同换到长沙火车站附近的小宅院二楼，又换到昆明的巡津街、龙泉镇，然而聚会再不复往日的欢乐，梁再冰还记得，大人们之间的交谈充满了唉声叹气，战局之下，大家忧虑地探讨着国内外局势——战争打到哪里了？能不能打赢日本？
如今在昆明北郊的龙泉镇，还能找到兴国庵的基址，这是营造学社在昆明的办公场所。然而现在被包围在一片久未复工的地产项目中，复建的脚手架还一直搭着，不知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当时的龙泉镇还汇聚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史语所、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所等一批科研机构。1939年8月，营造学社搬到兴国庵不久，川康考察就开始了。林徽因没有去，留守在昆明。刘、梁一行人先后出发不久，远在欧洲战场的德军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随即占领几乎整个欧洲，日本也很快加入“轴心国”阵营，战争局势愈发紧张了。
刘叙杰说，大人们当时想找到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先是同济大学找到了李庄，原本在龙泉的不少机构也陆续搬去，1940年底，营造学社跟着史语所和中博院筹备处一同迁了过去。在李庄期间，脊椎组织硬化一直困扰着梁思成，他的背更驼，体重甚至降到了不到100斤。但此时经过多地调查的他，正迫切地要完成那本《图解中国建筑史》。另一边，刘敦桢也终于有了完整的时间，开始整理《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和《云南古建筑调查记》。他在开篇便写道，中博院与营造学社协定一同调查西南诸省古建筑与附属艺术，供中博院制造模型与陈列展览之用。因此那段时间，学社年轻的成员莫宗江、刘致平还有后来的罗哲文每天都忙于绘图和做模型，抽空也会去周边做一些简单考察。

图1：李庄营造学社旧址
当梁思成在撰写建筑史的时候，刘敦桢也在为自己要写建筑史收集更多材料。与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的初衷几乎相同，多年以后，刘敦桢在1958年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上谈道：“我搞中国建筑史的念头，是在40年前学生时期，因读弗莱彻的建筑史，把中国建筑列入非系统范围内，感觉是一种耻辱。心想有朝一日，要写一本中国建筑史。”同是写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的方法是“做减法”，他希望用这些实例来解读《营造法式》，从而串联出一部具有中国建筑“文法”的建筑史，这在他后来写的《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谈到过：“要研究中国建筑之先，只有先学习中国建筑的'文法’，然后求明了其规矩则例之配合与演变。”他所说的“文法”，“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方式与建筑体系”。而刘敦桢更喜欢“做加法”，他认为中国建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营造法式》规则之外的，民居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渴望收集更多实例。
>>最后一期“汇刊”
完成“川、康古建筑调查”大约三年后，1943年，营造学社几乎失去了经济来源。
刘敦桢离开李庄，搬到重庆去中央大学任教。为了补贴家用，他变卖了珍藏的《辞源》，“这对于一位在学术上有相当地位的教授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可悲的讽刺”。第二年，小女儿刘叙彤因脑炎离世，给刘敦桢一记更沉重的打击。
陈明达在刘敦桢离开李庄后不久，继而离开，前往西南公路局工作。他留守北平的母亲和妹妹相继去世，未婚妻在地下抗日工作中牺牲，弟弟妹妹尚未成年，也杳无音讯。
梁思成依然留守李庄。1944年末，他决定出版第七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此时距离上一卷汇刊已过去了8年多。由于李庄的条件有限，出版从曾经的铅字排版印刷改为手刻油印，每一篇都是不同的字体，一共出了两期，每期定价250元。
开篇的“复刊词”中写道：“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渐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 梁思成认为在西南边地，“就建造艺术方面而言，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特征值得注意”。由于战争的中断，1937年之前在华北和江浙地区的一些测绘和摄影都没能发表，时隔这么久，才又重新刊发，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张宇解释道，当学社在川、康地区的调查逐渐扩大的同时，另一方面，成员在研究的时候，又在做一个碎片化和精细化的加工。这从第七卷的研究就可以看得出来。刘致平的《云南一颗印》是他在昆明时对昆明本地民居的调查，所谓“一颗印”，指的是民宅院落四四方方，俯瞰下去仿如一枚印章；莫宗江的《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和王世襄的《四川南西李庄宋墓》都是学社在李庄期间对宜宾一带做的调查；还有宗教建筑方面卢绳的《旋螺殿》，这也是对一座距离李庄不远的明代建筑的研究；刘致平的《成都清真寺》开拓了国内对伊斯兰教建筑研究的先河。这些建筑类型，对于营造学社的调查来说都是“新鲜”的，它们不同于以往的大木构建筑，也不再是解读《营造法式》的案例，它们意味着，学社的研究方向变得更多，而且细分，建筑类型拓展到了更民间的领域。
在第七卷第二期中，还有一篇文章十分有趣，来自林徽因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在此之前，学社从未讨论过现代住宅设计。她在文中介绍了英美的住宅案例，甚至具体到租金、造假、人工、地皮、结构、消费需求、居住需求等很具体的问题。林徽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现代住宅感兴趣的，又是在什么契机下意识到应该把西方住宅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关这个问题，在昆明或许可以找到线索。昆明理工大学研究古建筑的唐莉老师指出，1938年前后,昆明市区建了一个篆塘新村，这是昆明第一个现代城市住宅，在当年有关该住宅设计的文件中，出现过邀请林徽因作为顾问的记录，所以林徽因可能参与过篆塘新村的规划和设计，这就与她对现代住宅的兴趣挂上了钩。虽然营造学社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书写中国建筑史，但在历史的基础上，他们思考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建筑？中国的建筑将走向何处？

在第七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作者中，梁思成与刘敦桢不再是绝对的主角，年轻一辈的学社成员已经可以独立胜任调查、测绘、撰写报告的工作了。这似乎是一个引子。在战争的尾声，学社的成员各自离开李庄。梁思成回到清华大学；刘敦桢在经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之后，最后落脚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开启了民居与园林研究的新篇章；莫宗江跟随梁、林到了清华，卢绳去了天津大学，叶仲玑去了重庆大学。他们各自撑起了一片天，这几所高校也成为未来中国建筑学专业新的希望。（参考资料：《刘敦桢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营造学社史略》，林洙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梁再冰口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年版；《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脚印·履痕·足音》，刘叙杰著，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荒野上的大师：中国百年考古纪》，张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本组封面故事老照片选自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集》，萧易、张宇编）■（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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