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朝时，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到大都（北京），当朝统治者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贯南北，诞生了京杭大运河，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无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激发着他们的兴趣。 编辑 | 黄佳 马可·波罗 繁茂商都的城市印象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任元朝官员，根据他的口述撰成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大量的篇幅记述了他在中国运河区域的所见所闻。 也许是受威尼斯商品经济的环境影响，除了对“天方夜谭”式梦幻之城杭州的着墨，当时地处运河枢纽、以漕粮漕盐为依托的商贸之城淮安也深深地吸引了年轻的马可·波罗，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发展潜力。 1282年，马可·波罗自大都沿着大运河南下前往扬州赴任，途中在淮安短暂停留。他这样描述道：淮安是一座特别大的城市……这座城市船舶众多，在黄色大河之上穿梭。这座城市是州府一级的治所，因此货物很多，都在此交易。由于这里濒临黄河，大批的商品在此集散，通过黄河运到各地销售。这里还产食盐，不仅可供本城使用，而且还可输往其他40座城市。大汗从这种贩盐的交易中取得了庞大的税款。 元代的淮安城北便是古淮河，南宋初年黄河夺淮入海，淮安便是黄河、淮河和运河交汇之处，而淮安以南，便通过里运河沟通扬州和长江。水运的便利造就了淮安商品贸易的兴起，尤以盐运最为发达，支撑起其明清时代淮安和整条里运河的繁荣，马可·波罗文字中记录的这座商贸之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利玛窦 “世界奇迹”的漕运管理  明朝末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开始踏足亚洲进行传教，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一时期，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奠基人——利玛窦，而京杭大运河悄然间成为了他沟通中西方文化的纽带。 据王应麟《利子碑记》记载：“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万历二十八年（1600），为了传教事业，利玛窦亲自进京，朝觐大明皇帝。在朝廷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自南京乘船进京。利玛窦带着西学而来，沿着京杭大运河，航行北上。京杭大运河就这样无意之间帮助国人拉开了“东学西用”的序幕，也推动了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传播。 利玛窦对京杭大运河的美景印象颇深，称赞大运河为“世界奇迹”。他还在《中国札记》中特别对大运河的漕运管理和运输技术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入这些运河的，但居住在北面运河的人们除外。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以便运往皇城的货物不致糟蹋。然而，船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经常由于互相拥挤而在运输中损失许多时日，特别是运河水浅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在固定的地点设置木闸来节制水流，木闸还可以作为桥来使用。当河水在闸后升到最高度时，就开放木闸，船只就藉所产生的流力运行。 1610年5月，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皇帝允许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崔溥 运河沿岸风情画卷  同样在明代，朝鲜人崔溥应朝鲜李朝国王成宗之命而撰就的《漂海录》，逐日记录了他的运河之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状况和生活习俗，成为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不过，崔溥的运河之行来得更加“传奇”。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朝鲜官员崔溥听闻父亲去世，率从者42人渡海回家奔丧，途中遭遇海难，在海上漂流14天后，在中国台州府属地获救登岸。崔溥一行获救后，经当地官员审查，排除倭寇嫌疑后，由中国官员护送，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成为明代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崔溥一行所经运河，是明代最为繁忙的交通线。他在《漂海录》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运河全线的水陆交通状况：“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盖扬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驿，且闽、浙以南皆路经此府以达皇都，故驿路甚大……” 尤为难得的是，崔溥还详尽地记录了明代后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情。崔溥一路上比较江南江北异同，甚至各个城镇之间的差异，将运河南北部之间在市井风貌、饮食起居、仪容打扮、丧葬习俗、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以至对于农工商业的态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用具、水利资源的运用等，均作了具体而又形象化的论述。 中国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他们怀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大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投稿：zgyhw123@126.com） 来源：我苏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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