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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微文化”为东营市作协重点扶持文学公众号。平台宗旨：体现人性本真,歌颂人间温暖,传播正能量......关注微信公众号“东营微文化”，每天推送有温度的文字！    卖 猪 作者丨陈建民 摄影丨韩 健 上世纪六十年代老百姓养猪难，卖猪更难，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那年足足喂了一年的猪父亲要卖掉，一来为了补贴生活，二来是实在喂不了了。因为粮食供应证上已没有一斤，父母便商量着把养了足有一年的那头猪卖了。那时是计划经济，粮食市场尚未放开，即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一头猪往往要养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还不够秤（不够标准）。当时公社食品站规定生猪毛重须达到120市斤方可收购，那个年代人还吃不饱，哪有粮食喂猪？但是老百姓家家户户每年都养猪，为的是踩一圈粪交到生产队换点工分。虽说工分值不了多少钱，但那个年代人的思想好，谁家养猪积肥多谁家就先进。开会戴大红花，广播里经常表扬。有的还请到公社开万人大会进行表彰，场面热闹得很，人更风光。 虽说那时的猪肉每斤才6毛8分钱，但老百姓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猪肉白菜饺子，平时吃不上肉。因为给猪吃的净是刷锅水和草菜之类，粮食基本摊不上，所以猪长得特别慢，油脂也很少。谁家过年找熟人买二斤腰窝肉（五花肥肉）那这个年算肥了，撕下点大油上锅炼炼真香。如果谁家买到猪前后腿带骨头的瘦肉便恼了大花脸，过年心里都堵得慌。虽然前后腿带骨头都要去秤，前腿去七两后腿去八两，但还是不愿意要。 那时卖个猪可是大事，都把徐队长请来长长眼色，如果他说差不多就绑起来称称，他说不靠谱就不能逮。俗话说得好，“绑一绑十天不长”。当时徐队长说我们家猪应该够秤，看毛色挺顺溜膘还可以，于是把猪绑起来四条腿朝上，用村里大杆子秤钩挂上，两人抬着队长把秤砣挂在秤杆120斤准星处。秤砣差点掉在脚上，他赶紧抓住秤砣用力向后一抹，整整差了三斤。这下可大家全傻了眼，父亲一脸失望，母亲则流下了眼泪。徐队长赶忙说，“今天看得不准走了眼，我家还有点瓜干借给你们，喂个十天半月稳准够秤。”于是把那可怜的猪放到圈里，重新喂养一段时间再说卖的事情。  经过近半个月的精心喂养，借的地瓜干已喂光，这头猪看起来比原先要好看了许多。这回父亲也没叫队长，随便找了个帮忙的绑起猪一称，带绳子121斤。一般绳子去半斤，这要在义和食品站还能够秤，那时收猪的标准就是120斤。但我家离义和庄足有三十多华里，又没有机械运输，全靠小车推，没有一晌午时间是到不了的。这回全家更犯了难，卖还是不卖？不卖又没啥喂，又怕推到义和卖不上。最后还是父亲拿的主意，决定碰碰运气。于是借来一辆手推车，把猪四条腿朝上绑在耙头子上，另一面放上两个土坯。我当时才6岁，便坐在土坯上面，为的是衬偏。一路上父亲歇了好几次，渴了到沟里用手捧着喝点水，我记得水很脏，还有许多小蝌蚪。饿了啃块干玉米饼子，四晌午（大约十一点左右）终于到了义和公社食品站（公路以北，现义和颐品茶庄位置）。 食品站验级员老刘从屋里慢条斯理地走出来，看到手推车上的猪，用手指捏了捏猪背部和两肋，十分把握地说道：“这猪不够秤，推回去喂喂再来吧！”我父亲对眼前这个人并不陌生，五十上下的年纪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黑黑的脸庞，下巴有点翘，最起眼的还属右脸上那颗长着“长命毛”的黑痦。父亲仍坚持说：“大老远推来总得称称吧！看也有走眼的时候。”老刘仍自信地说道：“我在食品站工作快三十年啦！上差下差不超过一斤，放到磅秤上当场治‘锅腰’。”结果抬到磅上一称，整整差了两斤。因为经过一晌午时间，猪也拉也尿哪能不掉秤！任凭父亲磨破嘴皮好话说了九千六都无济于事。最后那老刘一句话送到家：“你就是说下天来差一两我也不要！”无奈父亲把猪重新抬到手推车上，拢好绳子推着我和猪横穿公路到了路南边的义和供销社，在一排青砖大仓库前停下，叫我在车子上不要乱动，独自去找熟人。当时我坐在手推车上不敢乱动，生怕车子会歪倒摔着我和猪。一会儿功夫父亲领来一位年龄相仿但穿着干净的男人回来，以后才知道那是我们村赤脚医生的弟弟王玉书，在供销社酱菜园上班，论辈分父亲称呼其叔，我自然叫他爷爷。  王爷爷帮我们把那头绑了半天的猪松开绳子，只轻轻拴了一条后腿固定在大仓北边阴凉处一棵小榆树上，叫上我们父子二人到他宿舍喝水休息，并喊来一年轻徒弟，给了他一块钱到供销社开的“大众饭店”去买饭。一会儿功夫那年轻人便端来满满一花瓷盆杂烩汤，上面还飘着许多白肉片。油花花地馋得我直流口水，还顺便打来两条大面卷子（一条大约五个）。我父亲望了一眼盆里的杂烩汤对王爷爷说道：“王叔我看咱别吃了，给猪吃了或许能卖上。”王爷爷同意了父亲的看法，找来一只旧“钢盆”把杂烩汤倒上，怕太烫又加了些冷水给猪端了过去。那头猪在家没见过世面，邻近的公路上不时传来汽车喇叭声，再加上一路惊吓折腾直竖棕毛，根本就没有食欲。我们躲在远处看着，真希望它能吃上几口增加重量。一会功夫见那猪用嘴巴拱了拱盆，父亲一看有门。谁知它一嘴巴把盆子掀翻连汤带菜洒了一地。就这样人也没舍得吃猪却不吃。多亏了白面卷子没一块给猪，若不然都给祸祸了多可惜。我眼巴巴地看着地上的肥肉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 这时王爷爷说道：“这个食品站的老刘是个倔杠头，最讲认真原则，不过我豁出老脸试试，看能不能给这个面子。”于是父亲推起手推车跟着王爷爷横过本来不宽的马路，眨眼的功夫来到了路北的食品站。那大老刘一眼便认出了父亲，劈头一句：“你咋又来啦？”王爷爷赶忙接过话茬：“老刘啊，街里街坊找上门非拽着我来不行，我知道你干这行也作难，但他实在是养不了啦！你行行好给个脸面收下吧！先谢谢啦！”又是过年的话说了一大堆，最后王爷爷看无希望，便和父亲一同又回到供销社，临走用报纸包上从大众饭店打来的“卷子”，叫我带着路上吃。一路歇歇停停，傍黑终于到家。我饿得吃了一大半王爷爷捎的“卷子”，而父亲却说不饿从不舍得吃一口。到家后父亲又累又气，由于猪没卖上情绪不好始终愁眉不展，坐在炕沿上一个劲地抽旱烟。  那个年代因为卖猪闹出了不少笑话，俺村有个姓李的人，我叫他李叔叔。有一年他到肉食站卖猪，提前向队里请了个假，自行车后衣架上放个荆条筐，把猪一绑抬到筐里，不到两个小时便到了公社食品站。验级员还是那个老刘。把猪抬到磅秤上竟差半斤，磨了半天嘴皮子就是不要。无奈他把猪重新绑到自行车上，顺公路向西骑出不远，来到老新华书店向南拐弯处。由于转弯过急，本来自行车驮个活猪就不稳，一下摔了个大跟头，连猪带人跌进了拐角西边的一个大泥坑。里边黑泥没膝盖，这时猪从车筐里挣脱出来在泥中挣扎。虽然被他逮住，但整个猪已看不出丝毫模样，浑身上下毛里毛外耳朵里边全是泥，只有两只眼睛还惊恐地望着主人噗哧噗哧喘粗气。这时李叔回过神来灵机一动，迅速把自行车从泥水里捞出来，再把那头面目全非的“泥猪”提到车子上绑好，把车子靠到路边一棵小树上（自行车撑已摔坏），用本不干净的水洗了把脸，推起车子向食品站跑过去，公路上洒了许多泥水。离食品站也就是二百多米远，便很快来到。那大老刘一下便认出了李叔，便吼道：“你刚走怎么又来了？”李叔说：“一个模样的人多着啦！是你看眼花了。”老刘又说：“我不和你犟，这么脏的猪不要。”李叔火了大声说道：“老百姓养猪为踩圈粪，人还洗不上澡谁能给猪洗澡？你的思想有问题！对贫下中农啥态度？”这一吼不要紧，着实把大老刘给震住了。说实话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时代，谁不怕戴一顶反对贫下中农的帽子呢？于是老刘便叫李叔把猪抬到磅上称，结果是一百二十一斤，整整多了一斤，支了票子买了二斤猪肉和香油馃子（油条），高高兴兴地骑车回到了家中。李大叔因祸得福卖了猪，成了村中一大笑谈。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那头猪经过几次折腾，最后只剩下一百一十斤，还是托我村在利津陈庄食品站的张大爷走后门给卖的。记得当时是三级，每斤才三毛六分钱。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养的猪才换不到四十块钱，现在只能买三斤肉。那个年代养猪不够重量不要，猪肉一斤几毛钱还买不起。那时候买斤肉是为了当油吃，现在猪肥膘很少有人问津，猪大油没人要更没人吃，只能掺在饲料中喂鸡鸭。这就是社会发展的缘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个时候的手推车地排车到以后的摩托车，继而被现在的小轿车、电动汽车所代替。卖猪承载了那个年代农民的辛酸和无奈，也是那个年代的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作者简介：陈建民，1962年8月生于义和镇大牟村，现为东营市河口区田园农业生产资料服务中心总经理、河口区鑫瑞资金互助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河口区第七届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常委；现任中国农技协棉委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东营市委参政议政部副部长；河口区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河口区法院人民陪审员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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