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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外大范围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始，其实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200年，一条鲜为人知的经贸大通道就已经在运作了， 它就是由蜀商开拓的“蜀身毒道”，后世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这条中国古代的国际商贸通道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缅甸，到达身毒(印度)等南亚各国，总长2000多公里。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之前，这条路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商品贸易。蜀商为了商业利益开辟了这条贸易通道，同时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也成就了蜀商极高的商业地位，他们将蜀地的商品销售到国内外的广大地区，影响之深远为后世所惊叹。 史家对西汉蜀商的记载, 最早见于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 战国时期巴蜀的繁荣与富庶离不开这些蜀商。到了西汉，巴蜀地区以成都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成都的户数高达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的 80800户，成都与长安、临淄并称为当时全国的3大城市。  成都平原 成都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而且成都还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那时可是当之无愧的“北上广”一线城市啊！ 早在南方丝绸之路还未显露于世之前，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蜀商就已经在这条商路上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最先着墨的就是蜀商，分别是卓氏和程郑，被司马迁列为西汉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之首。司马迁如此看重蜀商，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蜀商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
蜀地的丝绸很早就通过“蜀身毒道”远销南亚，被印度阿萨姆人称为“蜀布”。考古发现，蜀商很早就开始与印度、缅甸进行商业来往了。 20世纪80-90年代，在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若干海贝、象牙等文物，生物学家考证这些物品的产地只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证实了蜀商与印度、缅甸的商业往来。  不仅是南亚，蜀商也开辟了中亚市场。1936年在中亚的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出一座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城—亚历山大城，城址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绸，也被认部分是蜀商运抵的。公元前4世纪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可见蜀商的商业影响力之大。 蜀商还将商品和蜀文化传播至南越国，在今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 在东北亚，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以北的巴雷泽克谷地曾经出土不少中国丝织品，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出土了一批蜀布和广汉郡的漆器，都被认为与蜀商有密切的联系。蜀商的商业足迹覆盖面广，是因为他们很早就通过蜀地的各条对外商贸通道与国外进行经贸往来，在当时无疑是开创性的。  张骞出使大夏时，发现了当地有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对蜀商的商业表现很是惊讶，并报告了汉武帝。
据研究表明，早在商代蜀商就已经往来于“蜀身毒道”上。西汉时期，蜀地外贸主要输出蜀锦、茶叶、漆器、铁器等产品，当时卖到身毒、大夏的物品不不止邛竹杖、蜀布，只是张骞只看到了这两种罢了。 而蜀商对外贸易的成功也无疑极大鼓舞了汉武帝和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决心，并影响了中国和世界2000多年。  巴蜀大地在人们印象中，那可是闭塞，交通不便的代名词，以至于唐朝大诗人李白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家喻户晓。 既然是交通不便，蜀商是怎么将商品运出蜀地，从而做出这么大的成就？这不仅让人好奇心倍增，其实这是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我们就来看蜀商是如何做到在商业领域独步天下，成功致富的。 蜀商在商界的成功以及将商业贸易扩张到国内外广大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巴蜀地区远离战火硝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蜀商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巴蜀地区位于西南腹地，地形易守难攻，利于防御和自身生存。自从公元前 316 年巴蜀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之后，作为秦国的后勤基地，蜀地一直处于相对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之中，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反观其它地方，不仅经历了战国七雄争霸和秦国统一战争，在短暂的喘息后又发生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战火四起、满目疮痍。西汉统一天下后，由于战争的摧残，各地商业贸易恢复也非常缓慢。  而巴蜀地区，受战争的直接冲击小，社会经济保持了稳定，社会经济和工商业均得到较好的保护，商业发展一枝独秀。 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下》:“巴、蜀、广汉 本 南夷,秦 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从夏商开始，蜀地农业便持续发展，至西周时期蜀地己经成为重要的富庶农业经济区。 除农业外，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为冶铁、、盐业、纺织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相互促进，使得人们衣食富足，产生了极大的商品交换需求，为蜀商经商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历史上蜀道的不断拓展也为蜀商与外界交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但四川盆地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令其对外交通十分不便，道路难行，但地理的不便和封闭却挡不住古蜀人对外开放交往的决心和意志。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南面的云南地区，东面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无数条通往外界的曲折道路，许多陆路也由人行马驮的小道拓展为走马行车的大道。  据考证，当时蜀地通往外界的道路有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剑阁道、阴平道、米仓道、越雟道、僰道、南方丝绸之路(今称)和长江上游的水路等十余条，这些都为蜀商与外界商业贸易提供的非常便利的条件。 蜀地陆路相对难行，但水路交通却非常发达，发达的水路离不开那些优秀的中华先祖。大禹在川西高原岷山地区及川东重庆地区治水;春秋时期，开明帝鳌灵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修筑都江堰工程，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流经成都城外，东流而下，在嘉州与青衣江汇合，至今宜宾与金沙江相汇，因而古代成都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成都平原更是沃野千里。  李冰父子 正是由于古代先民对于岷江的开发和利用，令航运极为便利，沿岷江而下即可东入长江，经三峡，出夔门，可直达吴楚。
巴蜀水路交通的发达，也使得军事行动得以顺利开展。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秦将司马错、张若在成都等地造船积粟，率巴蜀之众10万，大舶船万艘，米600万斗，日行300里，浮江伐楚”；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萧何发蜀地“万船”载军粮沿江而下支援前线；汉武帝时期，江南、山东发生水灾，汉武帝两次诏令调拨“巴蜀之粟”以解江南之困，数以万石的巴、蜀之粟即通过岷江一长江航运运至灾区，赈救灾民。 可见巴蜀地区因为水路交通发达，不仅成为秦汉帝国统一天下的后方基地，也是和平时期救助灾民的重要通道，更是蜀商将商品畅通地销往国内外广大地区的交通大动脉。  先秦时期的蜀国就有多条联通外界的通道，既有由岷江、沱江通向巴、楚，汇入长江而抵吴越的水路;又有北联关中、南接滇僰的陆路;还有水陆相继通达南越的商道。西汉时期蜀地道路交通建设也如火如荼，可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最终让蜀商的商业活动更加便利，将商品行销全国乃至国外。 3、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为蜀地经济和商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蜀商也为之崛起。
秦国以及其它六国大量的贵族、工匠、豪强地主、富商巨贾，纷沓而至蜀地，他们很多人从事工商业，从而发家致富，前面提到的卓氏和程郑就是优秀的代表。  巴寡妇清 另外秦汉时期国家的鼓励政策使得商业发展得以兴盛。秦始皇曾对以畜牧及贩卖织物致富的乌氏倮和开采丹砂的巴寡妇清倍加赞赏。
这里的意思是说乌氏倮和巴寡妇清，因为有经商头脑、懂得致富受到秦始皇的赞赏。到了西汉时期，汉惠帝、吕后、汉文帝都出台了很多吸引移民，发展商业的优惠政策。其中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对巴蜀商业的发展最为利好，文帝赐宠臣蜀郡南安人邓通拥有严道铜山，可以私自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 蜀商掌握先进冶铸技术与汉初朝廷对私营盐铁的宽松政策相互作用，让蜀地冶铁业迅速发展成为蜀地的龙头产业，并推动了农业、手工业、交通建设、商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 商人地位在法律上虽然不高，但实际获利却最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成为真实写照。 武帝时期，政治上在西南夷、南越统一置郡，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政策，抑制了私营工商业;另外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北方丝绸之路”取代“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蜀商的发展势头，但蜀地仍然依靠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和丰富的物产资源持续推动蜀地的商业贸易发展。 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给蜀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蜀商做大做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蜀商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开拓冒险精神也是其能富甲天下的重要原因商人都是非常头脑的，蜀商更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代表，他们会发现地理区位优势，利用巴蜀丰富的矿产获取利润。就如蜀卓氏看中了临邛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就迁移到那里，除了铁矿资源，他还了解到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良好的商业氛围，不久他就富甲天下，成了西汉前期首富。 冒险精神也是蜀商的优秀品质，为了追求丰厚利润，蜀商跋山涉水，飘洋过海将他们的商品带到西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敢于开辟新的贸易商道，与尽可能多的人进行商业往来，有时为了取得高额利润也敢以身犯险从事走私贸易。 巴蜀地区经济繁荣，物产资源丰富，而蜀地南面的西南夷、南越则经济相对落后，对巴蜀地区的铜、铁、竹木、纺织品等需求很大，于是蜀商就将铁器、蜀布等商品贩至西南夷，以交换西南夷的马和牦牛等，双方各取所需。 秦朝时曾管理西南夷一些地区，秦朝在这些地方设置官吏管理，当时的西南夷与巴、蜀、关中之间商业往来很多。但汉朝建立之后，汉武帝之前西南夷、岭南等地区并未完全并入中国版图，加之北方匈奴边患严重，汉朝专门应对匈奴，就关闭了蜀地与西南夷的要塞通道。 当汉朝关闭了这些要塞通道后，蜀商为了获取利润，有的冒险犯法向这些地区出口被汉朝法律所禁止出口的粮食、武器等;一些蜀商越境贸易或进行边境市场贸易也未持有汉朝政府颁发的‘符’、‘传’、或‘过所’等，对此行为汉朝廷是采取严厉打击态度的，汉武帝时期就一次就处决了长安城里涉嫌有走私行为的500多个商人，但在丰厚利润诱使下，蜀商仍然以身犯险。 汉朝前后西南夷先民形象 《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 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窃出商贾就是指蜀商从事走私活动。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从秦惠文王灭巴蜀到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南越，将它们纳入郡县管理之前，蜀商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冒险开拓精神利用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交通优势，以丰富的资源为基础，在秦汉王朝政策的扶持下迅猛发展，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前就将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和丰厚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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