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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武圣、武财神,中国人拜关公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

2020-09-03  沐阳说

    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关公香案,尤其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最为常见。

    如今我们看到的关公像,大都是身着戎装(一般有红袍、金袍、绿袍之分),头顶巾帽,一张标志性的红脸,一双丹凤圆眼,手拿青龙偃月刀,脚踩祥云,透露出一股阳刚威仪的朗朗正气。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拜关公的场面,这些人不论忠奸,不论好坏,对着关公的神龛,总会亲切的叫声关二爷,并敬上几炷香。不怪乎有人说,关公一身正义,“黑白通吃”。
    关公,即关羽,又称关云长,如今我们所熟知是《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形象,其勇武异常,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捉放曹、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其传奇故事人尽皆知。
    作为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重承诺,守信用,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之大业,而后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忠义一时无两,以其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一身的神圣偶像。
    后世对关羽的称谓并不相同,有的称“关帝”、有的称“武圣”、有的称“武财神”、不难看出,关羽的形象在民间已经逐步“神化”,越来越多的人把关公作为全能保护神、行业神和财神,供于案台,时时奉拜。
    显然,这个以忠信义勇著称的英雄形象,已经成为全民通用的“神明”,甚至被当做商贾人士最热衷的“财神',不难想见,关羽的形象必然经过不断的发展与重塑,那么,对关羽的崇拜以及中国人“拜关公”的文化传统始于何时,又经过怎样的转变呢?

    或始于隋唐,形象凶悍配享武庙。

    关羽,一介武夫,古人对他的崇拜起于何时已经无法精确考证,据推测,也就是在关羽遇害后的四百年内。
    对于关公“封神”的首次记载是在隋代,公元592年(隋开皇十二年),据《佛祖统记)描述,一位佛教高僧在荆州一带传扬佛法时,忽遇关羽显灵,他声称自己是当阳山主,希望皈依佛门,于是高僧上奏晋王杨光,封关公为伽蓝护法神。
    在现在看来,这样的描述不过就是一场佛教的“营销活动”,但对于当时当地的百姓而言,皆信以为真,加之关羽生前在荆州的传奇事迹,也便慢慢尊其为神。
    有大量的资料记载,对关羽的崇拜到唐代时,便已经在民间某些地方流传,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
    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
    而关羽最初的形象,比如今也要更为凶悍,似乎是受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
    在《云溪友议》中有记载:
    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
    而《北梦琐言》中对关羽的形象描述也颇为相似: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
    而关公作为“祭拜对象”首次“登堂入室”是以配享武庙的形式。
    武庙,用于祭祀姜太公以及历代良将,唐朝时期,追尊姜太公为武成王,并设立武成王庙,历代简称为武庙,以张良为的配祀,以十哲和古今六十四名将为从祀。
    公元731年,始置武庙,十哲配享者为张良、孙武、吴起、乐毅等,关羽并末列其中。到了782年,有礼官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
    从此,关羽成为武成王庙的配享者之一,也是关公第一次得到官方意义上的祭拜。
    不过,在唐一朝,关公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虽配享武庙,可到宋时,曾一度将其撤出,而真正让关公的“神位”连升几级的,还是归功于北宋时期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影响,在那之后,关公在官方的地位才慢慢提高。

    宋元时期,关公形象“儒家化”。

    至宋时,三国的故事在民间颇为流行,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可见当时,民间街头多有讲三国的说书人。
    苏东坡也曾有记: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关羽的故事在大面积流传,因此对于关公的崇拜也迅速扩散,尤其在宋末,宋朝为金国所败失去大量北方疆土时,偏安一隅的南宋人在心理上与三国中的蜀汉同病相怜,并坚信“正统”在自己一方,又由于关羽在《三国志》中所表现出的“安汉扶刘”,以至于大量的南宋文人处于政治需要,开始大力倡导和扩散关公崇拜的思想。
    到了元朝,随着戏曲文化的兴盛,大量三国故事被改编,众多英雄角色在民间艺人的包装下粉墨登场,关于关羽的戏曲颇多,《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等。
    在这一时期,由于《三国志》故事的大量流行以及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的包装,关羽的形象得到了“重塑”,相对唐时人们对于关羽的“股栗”,宋代的关羽形象相对更为“平和”,据宋人《明道杂志》记载: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
    由此,宋代关羽形象可窥一二。
    总的来说,这种由“凶悍”到“平和”的形象转变,主要是通过对关羽人格“儒家化”的方式来实现的。
    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作为名将,神勇无敌可却鲁莽傲慢;宋元时期的《三分》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关羽诵《左传》的形象,进而在勇武之上又添加了忠义的人格,又通过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使得关羽的形象更加饱满。
    由于当时社会以儒释道作为主流文化,自然而然的,在重塑关羽的形象后,使其具有了典型的儒家理想人格。

    明清时期,关公崇拜的普及。

    由于《三国志》和《三分》这些民间故事的铺垫,元末明初较为《三国演义》出现,到明代中叶流传已经十分广泛,时人感叹“《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
    随着关羽形象的深入民心,明清宫廷对关羽的祭拜也格外重视,其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394年,明太祖特地在金陵鸡笼山之阳建关庙。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年间,“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
    到了万历年间,关羽甚至有了封号。
    后来清廷入关,建关帝庙于盛京;匝治九年,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年间又加封灵佑;嘉庆年间,朝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到光绪五年,关羽封号已经长达26字,称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可以说,到了清代,关羽的地位如日中天,关庙、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关羽毕竟是武圣,明清朝廷如此加封和追崇,从历史上呈现出来的时间点来看,果然是跟一系列的军事活动有关。
    不光是宫廷官方对于关羽的尊崇,民间的相关活动也十分普及。
    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而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显然,到此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关公的崇拜,已经非常普及,俨然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关公崇拜文化”。
    所以,对关公的崇拜其实是存在三个周期的:
    从唐代颇有“地方性质”的民间崇拜,到宋元时期官方崇拜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形象,再到明清期间官方与民间都普及开来的“关公崇拜文化”,在这三个周期中,关公的形象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重塑和完善。而官方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走向一致化。
    但不难发现,关公的形象其实是经过两个方面的融合,一是最开始民间从《三国志》中所接收到的“勇武、凶悍”的主要特征,二是代表官方所想要传达的“忠义、礼信”特征,而宋元时期所谓关公形象的重塑,其实就是民间文化和当时“正统”的儒家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在对关羽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赋予了当时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因此才创造出一个全民崇拜的关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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