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江淹，别人多叫我江文通，也有人叫我江郎，南朝济阳人士，你们大都是从“江郎才尽”这个词知道我的。 不吹不黑，我可算得上是一个神童。小时候家里穷，但一点也不妨碍我看书，我六岁时候就能写出诗来，甚至比后世“七岁咏鹅”的骆宾王、“九岁作赋”的王勃、“十三能文史”的李白、“七岁属辞”的杜甫还要厉害一些，可这些后辈的名声却远超过我，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可也是情理之中，谁叫我后来，谁叫我后来“才尽”了呢，没留下多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说来也有点气，“江郎才尽”是我自个的自嘲，我甚至都极其委婉的借梦自嘲，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此世人都说我是“写不出文章的江郎”。 这还得怪钟嵘那小子，他在《诗品》把我做梦这事给记下来了，以至后来人尽皆知：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但确实，后来我确实没写出什么好东西，有时候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自个看不下去便直接撕了，所以留下来的便就更少了。“才尽”确是事实，可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我后来也冷静分析了一下，所谓“才尽”其实更多的是我不愿意写。  首先，当时流行“永明体”，我极为不屑。 永明年间，以沈约为首的那帮人，推崇什么“永明体”诗歌，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诗歌就是个空架子，有什么好的， 可偏偏人人都爱看，我才不要与这些人为伍，宁可不写！你们看过《南史·陆慧晓附陆厥传》应该都知道，上面有记载，在齐武帝永明年间，永明体突然就冒出来了：齐永明九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为‘永明体’。说白了，这个永明体就是一些”形式主义“，那种“争价一字之奇”的做法有啥意思。看看我写的《杂体诗三十首》，那才是写诗的正统，好伐？所谓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运兼爱者哉？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以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写诗最重要的还是内容和精神，那才是内核，要有充分的内容，以表现“情物”为主，说的再多，那帮子人也不懂，愚钝。在这一点上，钟嵘那小子倒是说的挺对，他的理念和我差不多，不枉我教导他一场。那群写“永明体”的人，甚至说“词采华茂”的曹植诗为“古拙”，古体诗如今沦落到被讥笑的地步，真是无语，就算如此，我也不会去写“永明体”，我的诗刚健峻拔，有一种“不平之气”，这和“永明体”简直格格不入，那帮子人恐怕也理解不了。唉，可话又说回来，我写古体诗要被人讥笑，难道要从众写形式主义的“永明体”？简直是进退两难啊！还不如索性做个“才尽”之人，得过且过吧。  其次，入齐之后，缺了一股写诗的“劲”。 回想一下，我写诗最频繁，质量最高的时期应该是在刘景素幕下那段时间。讲真，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早年的坎坷和艰辛在那段时间简直到了巅峰。大概是466年，我收到刘宋建平王刘景素集团寄来的offer（这么说，你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不久我就到了南兖州分公司，说实话，确实专业不对口，老板刘景素也不重用我，我一个神童出身的文化人，却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文员，我心里那个苦闷啊，可又不能说，只有静静的等候机会，不管是跳槽还是得到重用。谁知道，好事没盼来，却等来牢狱之灾！广陵一个县令郭彦文犯了罪，竟然牵连到我身上，那刘景素也不念及情分，直接将我关进监狱，好在他还有点良心，我给他写信说明白事情缘由后，他便把我放了，可不论青红皂白就把我关监狱这事，我算是记住了。后来，终于等来了机会，先是被举荐为南徐州秀才，后又调任巴陵王国左常侍。总算是有用武之地，情况不算坏，再后来，刘景素任荆州郡守，我又升任镇将，可随着刘景素权利越来越大，好多二愣子就开始进谗言，刘景素居然有了反叛的心思，我便引经据典好言相劝：谣言招致灾祸，这是管叔、蔡叔一同灭亡的原因；抵触招来怨恨，七国诸侯王因此被杀。您不求国家的安危，听信左右的计谋，就又会看到麋鹿霜露出现在姑苏台上。可刘景素完全不理会，他日夜策划，这个情况不妙啊，我又接连写了十几首诗来劝他，他依然不听，还把我贬到建安当县令，这一呆就是三年。  有才难用，仕途碰壁，那段时间我简直痛苦万分，心中满腹牢骚，我无处抒发呀，只有写诗，写出不少的好作品，你们感受一下：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恨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赵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别赋》虽然仕途上没啥成绩，可这时候我这诗赋写的确实还好，灵感说来就来，可后来入齐之后，这灵感就没了，可能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服，仕途又混的风生水起，所谓“饱暖思淫欲”，所以鲜有心思写文章吧。  477年，萧道成执政，召我做了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并且非常重用我，军中大小文件，都是我来写，官位也是越来越高，汲汲半生，这日子终于越过越好。后来入梁以后，我又得到重用一路升迁，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被封为醴陵侯。平生言知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官位高了，生活好了，心态也就好了，养尊处优的环境，创作素材实在匮乏，像《恨》《别》二赋那样的句子，确实写不出来了。而且，平常官务是在繁忙，做了大官还是要老老实实做事，写的最多的就是表、书、诏之类的公文，你们应该或多或少在文集中国可以看到，于是乎，便没有多少时间搞创作了，偶尔兴致来了写上一篇，也大不如前了。果然，安逸使人退后，苦难造就诗人，我算是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但若要选，我还是选择更安逸的生活，经历过苦难和艰辛的人才会体验到这份安逸，是如何来之不易吧。  最后，“文坛”“政坛”俱不关心，专注生活。 我其实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小时候命途多舛，生活困顿，无奈之下想要依靠所学谋求仕途，而不料仕途多艰，与我所期望的相差甚大，心中苦闷只得借诗文抒发，而后仕途顺遂，拜将封侯，不再为生活发愁时，我便也更想回归朴实的生活中去。这一生，不管是生活，或是仕途，我都走的格外艰辛。条件好起来之后，也便是时候追求一下理想中的生活，我在自序中有说，有心人或许知道：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爱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否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  退休以后，我便过起了平凡人的生活，在青山绿水之间，或独酌，或对饮，弹琴咏诗以自娱，不再惦念朝堂仕途，也不为文坛什么“永明体”劳心，不管政坛文坛，我都不关心了。 其实，我后来也写诗，却大都被我散于那山水之间，存之廖廖。世人说我“才尽”，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叟。况且，这人生本就如沧海一粟，星空一点，江郎才尽又如何，我这个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也曾在一瞬间发过热，发过光，便已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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