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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登基初年（公元605年），隋国力已至鼎盛，四夷咸服，唯独高丽私结突厥，阴怀异志，隋炀帝数次召见均未来朝，于是炀帝以“国家殷盛，朝野皆以高丽为事”准备讨伐。 第一次征高丽：公元612年正月，炀帝亲率30军、12卫共计113万余人自琢郡（今北京）出发。三月十四日，大军至辽水（今辽河）西侧，双方沿河岸展开部署，隋军展开渡水作战。四月中旬，隋军渡河后乘胜进围辽东城（今辽阳）。隋军猛烈攻城，城内高丽守兵招架不住请降，前线将领没人敢决断，派人奏报炀帝，等炀帝旨意传回，城中守兵修整完毕又开始拒战。如此反复，到六月上旬，仍未能攻克辽东城。炀帝一方面亲自督军攻城，另一方面命宇文述率9个军计30余万人，沿陆路越过沿途城池，穿插迂回，与水军一起突袭平壤。士卒携带百日粮和大量武器装备前行，人人不堪重负，士卒趁夜挖坑埋粮，行至中途粮已殆尽。水路方面，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于六月下旬从东莱（今龙口市）出发直趋平壤，先到后未待宇文述军到达即展开攻城，中伏兵大败，退回至海边。七月初，宇文述率军渡鸭绿江、萨水（今清川江），距平壤30里驻扎准备攻城事宜。后见士卒疲敝、城防险固，且得知水军败退、依赖水军携带军粮无望，于七月下旬引军西撤。沿途遭高丽军追击掩杀，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剩2700余人。水陆攻击均告失败，炀帝不得已于八月下旬班师回朝。 第二次征高丽：公元613年正月，炀帝下诏征兵集于琢郡。三月初，炀帝亲率大军再征高丽。四月二十七日，军渡辽水，一面命诸将围攻辽东城，一面命宇文述率军越城直趋平壤。六月，在攻坚作战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国内传来杨玄感（杨素之子）造反的消息，炀帝遂率军班师。此次撤军，因布置得当，高丽军未敢追击。 第三次征高丽：在平定杨玄感之乱和其他造反势力后，炀帝于公元614年二月，再次聚议东征高丽。当月下旬下诏征天下之兵，百道俱进齐聚琢郡，因当时国内政局已现乱象，直至七月各方人马才陆续汇合。炀帝亲率陆军出辽东，遣来护儿自东莱率水军东进，围攻平壤。此时，高丽政局、民生也现困弊，高丽王元无力抵抗，派使臣请降。炀帝大悦，召来护儿还师。得胜回朝，征高丽王元入朝觐见，元又拒绝来朝。炀帝大怒，欲整装再伐高丽，但因为国内局势已乱，无果而终。 炀帝三征高丽未果，短短三年时间即耗尽国祚。从战略层面来看，其所得之处在于：为作征伐准备，大规模挖掘、疏通运河；普建仓储制度，协调粮食物资调用；为确保后方安全，筑长城、开驰道，等等，这些举措在保障后勤物资畅通供给的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就征伐本身来说，战略过失远大于功劳，兹分析如下。 1.战略决策上好大喜功，犯了盲目激进错误。炀帝即位后，开疆拓土、四夷咸服，国力所达：东至黑龙江、台湾，西至里海，北起贝加尔湖，南至越南。国力鼎盛、诸藩来朝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炀帝好大喜功，三次远征均亲自挂帅，一方面体现出欲征服高丽的必然决心，但另一方面折射出其骄于远大之功，好高骛远。这一点决定了他根本听不进臣属的直言进谏。首次出征前，庾质谏言：“战而未克，惧损威灵，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第二次出征前，左光禄大夫郭荣上谏：“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 2.指挥体制上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高度集权，统得太死，一线将领没有决断权；另一方面一军两主，相互掣肘，无法当机立断。指挥体制讲究快速高效，充分发挥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各自优势。隋炀帝亲率大军出征，把决断权牢牢握在手中，处处遥控指挥。第一次出征围攻辽东城，高丽兵请降，前线诸将都无法决断，因为出征前，炀帝就命令“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所以第一次渡辽诸军，均未能建战胜攻取之功。命令宇文述率9个军袭击平壤的同时，又因为于仲文善计谋，令9军均受仲文节制，一军二主，诸将卒无所适从，故仲文怒曰：“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 3.军队机动行动迟缓，贻误战机。用兵贵在神速，然而三次征伐高丽，都表现出大张旗鼓、击鼓而行、行动缓慢的特点。第一次出征前，兵部尚书段文振就谏言：“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第一次出征，正月出发、四月才突破辽河防线，直至六月都未能攻克辽东城。七八月进入秋霖季节，先遣军后勤供应不上，已陷入“势穷力竭”困境，敌人乘机反攻，隋军全线溃退。第三次出征，二月下诏，七月才出发，假若不是高丽国内窘困，胜败亦是难知。 4.战争动员上过度铺张、劳民伤财。当时高丽国内军事实力，根本不值得隋炀帝举全国之力作战争动员，并御驾亲征。究其原因，是其炫耀武力思想在作祟，以期牛刀杀鸡、泰山压卵的功效。《隋书》记载当时动员情景：“七月，发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琢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返在道，常数十万，填咽于道，昼夜不绝”“十二月，发民夫运米前出，积于怀远，车牛往者皆不返，运卒死亡过半”。炀帝这种庞大错乱的动员与后勤措施，过度透支民力，令百姓穷困、国力凋敝。 5.吝惜赏赐，将士忿忿，人心离散。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炀帝在征高丽和平定内乱过程中，吝惜功名赏赐，也是导致征战不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次征高丽因杨玄感造反不得不回师，待平定玄感后，论功行赏，立功受奖人数仅占极少数。《资治通鉴》中记载：“一战得第一勋者，进一阶；其先无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战得第一勋者，至秉义尉；其在行阵而无勋者，四战进一阶，亦无赐。”之后，炀帝再议征高丽时，将士无不愤怨，无法有效凝聚士气。 6.稳定国内局势时未能顺势疏导，高压平叛、大肆屠杀导致叛乱日盛。后方稳定是进行征战的基础和前提。征战高丽采取举国动员模式，劳民过甚，遂导致国内纷争乱起。炀帝未能听取谏言，采取剿抚兼施手段平定叛乱，待平定后停止征战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采取高压平叛，大肆屠杀叛乱者。在平定杨玄感之乱后，屠杀三万余人、流放六千余人；平定江南刘元进之乱后，诈杀乱党三万余人，等等。高压治乱如火上浇油，反而导致叛乱愈演愈烈，曾经鼎盛富强的隋朝，快速趋于总崩溃的边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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