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边疆厅的历史嬗变 ——以吐鲁番为例 作者 摘要 文章利用传统文献与档案资料,首先就吐鲁番直隶厅的设置时间(乾隆说、咸丰说与光绪说)进行了考辨,兼论作为行政区划厅的标准问题;其次论述了传统文献及“遗留性史料”档案记载中的“吐鲁番厅”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边疆直隶厅;最后论述了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吐鲁番后,善后局与吐鲁番厅两个并行权力机构的情况及其关系问题。光绪七年(1881)善后局裁撤后,完全意义上的吐鲁番行政直隶厅得以出现。吐鲁番直隶厅的历史嬗变正是清朝治理西北边疆社会在民政领域由“因俗而治”到边疆与内陆行政体制一体化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 清代 西北边疆 厅 吐鲁番 厅或直隶厅作为清代特有的行政区划组织,随着清朝将其统治力量推进边疆地区后,厅或直隶厅这一行政区划也被广泛设置于边疆地区,并呈现出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仅就清代西北边疆而言,当地厅之建制在当时官员及现代学者的认识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以吐鲁番为例,试从吐鲁番厅的历史嬗变探讨清代西北边疆厅的复杂设置过程。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从吐鲁番直隶厅设置谈起 “吐鲁番厅”的出现 可见文中所述吐鲁番同知旧日铜质关防文曰:“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之关防”,即吐鲁番同知具有管理东部郡王所辖回民事务之权力,这在档案中也可得到印证,如道光十三年(1833)奏折有“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据署吐鲁番扎萨克印务土撒拉克齐爱哈特巴黑呈报,回子郡王阿克拉依都署内婢女胡尔班克思,因与管家回子莫亥子巴海口角撕殴,被莫亥子巴海推跌倒地,用膝盖跪伤胸膛身死私埋匿报一案,当经饬委同知保忠验讯去后,……应照受雇抬埋并不知情仍照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司而辄移藏律杖八十”,但此类案件较少。 质言之,乾隆四十四年(1779)移设的吐鲁番同知并无自己独立的行政单元,但具有处理钱粮刑名等职能,且主要负责粮饷供应及处理“旗民交涉事件”以及“兼管理事回民事务”,且拥有一套自己的行政机构。虽然按照今人有关行政厅的定义,尚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区厅”,似乎也谈不上“吐鲁番直隶厅”的建置。但在当时清朝官员看来,吐鲁番厅属于镇迪粮务兵备道所属二厅之一,而镇迪道及吐鲁番同知又归乌鲁木齐都统所辖,据此吐鲁番厅又毫无疑问属于“政区厅”的行政直隶厅,可知吐鲁番厅乾隆说并非无凭据。综上,同治三年(1864)新疆大乱以前史料中出现的“吐鲁番厅”应该属于一种特殊形态的边疆直隶厅,即吐鲁番同知拥有吐鲁番地域的部分民事、刑事及钱粮等职能,但并不完全,实由当地复杂的三元政体(吐鲁番领队大臣、吐鲁番札萨克郡王及吐鲁番同知)所致。 光绪初年的吐鲁番厅与善后局 至于吐鲁番善后局的情况,按照左宗棠对战后社会重建“八大善后政策”安排,主要针对南疆塔里木盆地,因该地旧制未复,善后局便成为临时性的主导善后社会重建权力机构。但吐鲁番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又属战乱之区及南路门户,要完成重大紧急的“八大善后任务”绝非当地吐鲁番同知这一机构所能承担,因而左宗棠也在当地设立了善后局,而雷声远的全称则为“钦差大臣委办吐鲁番善后抚辑採运总局候补道”,吐鲁番善后局关防全称为“督办吐鲁番抚辑採运善后事宜之关防”(如图2),其功能多样,但主要侧重于军事。如此一来,在光绪初年的吐鲁番盆地便形成了两个并行的权力机构,而非有些论著所言善后局为后来吐鲁番直隶厅前身的错误认识。两者之间的职能不仅交叉,而且还有一转换过程。 如作为战后官粮征收章程是由当地善后局清丈地亩后,按照上中下三等征收。加之收复吐鲁番后南疆战事正紧,吐鲁番同知有向善后局提供粮食之责,如奎绂光绪三年(1877)十月向左宗棠和善后局报告:“卑职遵即自开征起,至九月二十日止,征获京石小麦五百六十七石九斗五升五合,按旬折造,于九月二十一日移拨采运粮局京石小麦五百石,卑职眼同该局员盘交讫,其余京石小麦六十七石九斗五升五合,容俟催收成数,再为拨交。”此外,吐鲁番同知还将收获的地课银两交收善后局点收,如“卑职遵将光绪四年三月分收获三年地课库平银二十一两七钱三分折湘平银二十二两三钱七分二厘,卑职照数解赴善后总局交收”,而作为经济来源重要补充的厘金也由善后局分派各地设卡征收,并在各地设立善后分局,如鲁克沁善后局、胜金善后分局、三堡分局等。其部分戳记如下。 并且有时也会涉及一些刑名案件移文吐鲁番厅办理。甚至有时吐鲁番将征粮之权也移交善后局办理。总之,两个权力机构有许多职能的重合与交叉,加之负责善后局的雷声远为候补道,其地位反高于吐鲁番同知,所以后者往往向前者汇报。但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多久,至光绪七年(1881)初,原属吐鲁番善后局承办的善后税厘各事便收归吐鲁番新任署理同知杨大年所有,吐鲁番善后局就此裁撤,结束了吐鲁番自光绪三年以来两个权力机构并行的特殊现象。 “吐鲁番政区厅”的出现 从奎绂光绪三年(1877)六月六日署理吐鲁番同知起,标志着吐鲁番行政区划厅的正式成立,至光绪七年(1881)五月善后局雷声远相继向吐鲁番厅移交了新垦地亩及牛只等项为止,在此三年间,虽然吐鲁番同知的职能与善后局有所交叉,也是当时出于办理军需的临时安排,这在其后的档案中有明确的印证,如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十五日上谕所言: 从前各省办理军务,创立支应采办转运等局,本属一时权宜,不能视为常例,军事敉定,又以善后为名,凡事支应,隶藩司者分设各局,名目众多,盖务则督销分销,局卡林立,大率以候补道员为总办,而会办随办各员其数不可胜计,所有专管之藩运两司转以循例画诺为了事。 据上,善后局的作用说的再清楚不过,因为新疆经历同治年间大乱后,光绪初年吐鲁番领队大臣并未恢复,原属领队大臣专辖的吐鲁番西部四个苏木转而直接听命于吐鲁番同知,而东部原属吐鲁番札萨克郡王的管辖区也因郡王漂泊南路未归,其土地人民处于吐鲁番同知的直接管辖之下,吐鲁番同知便成为善后局裁撤后,未划设鄯善县之前,整个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民事行政官员。其统辖行政区域及对象可从每年春季的点卯册中窥知一二,点卯制度本是地方官府对所辖行政区域内基层首领的一种当堂点验与考核制度,可以作为考量官府的实际行政区划的重要依据。如光绪八年(1882)二月“台吉苏们各头目人等卯册”显示,其头目人等包括属于原东部吐鲁番郡王札萨克旗下的台吉三员和西部原属领队大臣下的四个苏目及伯什户,以及鲁克沁南北渠、洋海、吐峪沟、二三堡、胜金、木头沟、连木沁、秋望克尔、苏巴什、汉墩、辟展、二三工、树柏沟、西安工、罗布淖尔、色尔海普、东西山、沙河子、鲁克沁、葡萄沟、煤窑沟、托克逊、伊拉里、宁夏工等地各色各类基层头目(达尔瓜、米拉布、乡约等)。这就非常清晰地呈现出吐鲁番同知的管辖区域和对象,涉及整个吐鲁番盆地及汉回维吾尔各类人群。 而作为行政区划厅的另一个主要指标“刑名钱谷”职能,我们也可从吐鲁番同知的卸职交代中管窥一二。如光绪六年(1880)署吐鲁番直隶监督府奎绂“为造移文粮石事,谨将敝厅光绪三年八月征收起,截至六年六月十七日止,所有照章征收各色粮石,并开除拨运粮局,以及籽种数目,分晰造具总册,呈请查核”,又如光绪八年(1882)吐鲁番同知杨大年交卸时,起首便言“为移造银粮交代事”,将“所有经手过银粮等项汇造交代总册,移请查核接收”,类似案例举不胜举,有时造报交代内容与例不符,还要面临赔交风险。质言之,光绪初年收复后的吐鲁番厅已经演变为实实在在的政区厅。但是否属于直隶厅,下文将继续探讨。 吐鲁番直隶厅问题 如前文所论,惟一直接表明吐鲁番在建省后光绪十二年(1886)升为直隶厅的《清史稿》记载属于孤证,是否成立,必须在爬梳传统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原始档案文献以及新疆建省前后的行政建置背景,才能比较令人信服的回答吐鲁番直隶厅的设置问题。 虽然光绪八年(1882)清朝批准了刘锦棠拟设的新疆南路郡县方案,但需特别注意的是刘锦棠当时强调“除自哈密南至吐鲁番、北至精河,应暂照臣钟麟原奏,无须另设多员”,清末方志《新疆图志》也明确记载:“明年(光绪八年),陕甘总督谭钟麟暨刘锦棠因损益宗棠先后所条列上之,于是新疆行省之议定。……凡设府一、厅五、直隶州四、县四。改县一,徙县一。其哈密、镇西、吐鲁番如故。”这个“如故”便指吐鲁番(直隶厅)同知这一职官行政如故,前文已经论述同治新疆大乱以前,在时人看来,当地存在吐鲁番厅之建置,归属镇迪道管辖,因此理应属于行政区划的直隶厅。除此之外,刘锦棠在光绪年间陆续委署人员前往南路上任,光绪九年(1883)就曾奏请:“吐鲁番同知系冲、繁、难三项缺,查有甘肃候补直隶州知州黄丙焜,才具开展,有守有为,堪以请补。”另据黄丙焜履历册显示自己“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具奏,甘肃候补直隶州知州黄丙焜借补吐鲁番直隶厅同知”,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吐鲁番直隶厅”之最早记载,其后类似记载更加普遍,如光绪十年(1884)“吐鲁番直隶厅同知兼蚕桑局”,“光绪十九年十月初十日在新疆省城由驿附奏准补吐鲁番直隶厅同知朱冕荣饬赴本任”等。传世文献如《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更将“直隶厅”冠名其中,行政区划寓意浓厚。但清人在公文档案与传世文献中并不总是称之为“直隶厅”,亦常有简称为“厅”者。据李德龙考证成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至光绪二十四(1898)年间的《新疆四道志》,其目录便列有“吐鲁番厅图说”、“镇西厅图说”、“乌什厅图说”、“库车厅图说”、“喀喇沙尔厅图说”等,毫无疑问,这些所谓“某某厅图说”正是“某某直隶厅图说”之简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八年(1882)奏请设立南路郡县时,其直隶行政区长官关防均含有直隶厅字样,如光绪十年(1884)正月刘锦棠奏刊给南路各直隶厅州的关防有“理事同知衔喀喇沙尔抚民直隶厅同知关防”、“库车抚民直隶厅同知之关防”、“乌什抚彝直隶厅同知之关防”、“英吉沙尔抚彝直隶厅同知之关防”、“玛喇巴什抚民直隶厅通判兼管水利之关防”。这在同年四月初二日英吉沙尔给吐鲁番直隶厅的移文中得到了映证(如图5)。但吐鲁番直隶厅关防与上述南路直隶厅关防则有所不同。奎绂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六日到任后启用木质汉文“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之关防”,木质关防属临时权益之计,须奏请礼部重铸方显礼制,后礼部指出“吐鲁番同知关防一颗,本部旧模系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之关防,今准吏撰拟吐鲁番同知关防,并无兼管理事回民事务字样”,因而行文“该督查明,现在是否兼管回民事务,并有无裁撤之处,详细声复报部,以凭核办”。重要的是第二任署理吐鲁番同知杨大年报告光绪八年(1882)六月接到光字六百七十八号铜质关防,准备于二十一日启用,并将旧用木质关防截脚呈缴,实际上已在启用关防的公文中盖印使用,这方礼部铸造的满、回、汉三体“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之关防”(如图6),一直使用到民国初年。片冈一忠《中国官印制度研究》一书收有其印文,但模糊不清,无法释读。该印文自左向右依次为满文篆体、关防日期(badarangga doro i sunjaci aniya ilan biya\光绪五年三月)、回文(察合台文)与汉文篆体之“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之关防”。可见,收复后的吐鲁番同知继承了此前“兼管理事回民事务”的权力,这便与南路诸直隶厅关防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正是刘锦棠所言的“吐鲁番如故”的来历。因此,随着州县制度在天山以南地区的确立,尤其新疆省以及随后新疆布政使及按察使兼镇迪道的到任及其职能运行,完全意义上的吐鲁番直隶厅得以出现。至于吐鲁番直隶厅最早出现于档案中的光绪九年(1883),正是州县制度正式运转的年份,而《清史稿》中“光绪十年,裁领队大臣。十二年(1886),置直隶来隶”所显示的不同时间节点,正是晚清新疆原有行政体制发生巨大变革的真实写照。 06 结语 清朝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建立了以北疆伊犁将军、东疆乌鲁木齐都统及南路回疆参赞大臣为代表的“军府制度”体系管辖天山南北。但在民政领域,大体上在乌鲁木齐周围及天山北坡一线施行直接管理的州县制度、在南疆塔里木盆地维吾尔社会中施行间接管理的伯克制度、在靠近内陆的东疆(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社会及土尔扈特等部落中施行间接管理的札萨克旗制。但作为南疆门户的吐鲁番,当地不仅有来自内陆的汉回民众与驻防满洲八旗及绿营官兵人群,更有本地人数众多的维吾尔民众,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得吐鲁番兼具三种并存的管理模式,即属军府制度的吐鲁番领队大臣、属札萨克旗制的吐鲁番郡王及属州县制的吐鲁番厅同知三元行政体制,此乃清朝前期治理新疆社会所采取的“因俗而治”政策的集中反映。但其内部却存在权力交织问题,吐鲁番领队大臣虽然主管“驻防八旗官兵差操一切事务”,但乾隆四十五年(1780)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辟展办事大臣改为吐鲁番领队大臣,所有该处一应员弁升调预保军台屯田暨回务应咨应奏事件,呈报乌鲁木齐都统分别奏咨,以归画一”。不难看出吐鲁番领队大臣与前文所述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及处理“旗民交涉事务”两项职能有所重叠,前者归乌鲁木齐都统管辖,后者归镇迪道管辖,如此两者之间似乎形成了两个并行的权力机构,但在清朝治理新疆前期主要采取“以军统政”的军政制度下,作为军府制度地方代表的领队大臣似乎更愿全权掌握整个吐鲁番的权力。因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吐鲁番领队大臣伊江阿曾从同知办理当地案件、征收粮谷效率及避免苦累驿站等角度出发,认为应仿照此前辟展同知将诸事禀报辟展办事大臣之例,应由领队大臣管辖吐鲁番同知。但乾隆四十四年(1779)移设同知时,文献明确记载:“辟展同知应移驻吐鲁番,所属地方事向由镇西府详道,但该府驻扎巴里坤,相隔数站,往来需时,应令径呈该道,由道转详乌鲁木齐都统,”似乎此前辟展同知也未完全归辟展办事大臣管辖。此次申请同知归领队大臣管辖,朱批“已有旨”并未名言是否允准,但所引满文奏折在归属领队大臣管辖处有夹批fulgiyan fi(朱批)字样,亦不能据此认为朝廷同意其请求。因为正如本文第二节论述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务及处理旗民交涉问题时所举道光年间案例显示,一方面吐鲁番同知往往将人命案件通过镇迪道上报乌鲁木齐都统,这与当初移设吐鲁番同知的行文规定相符,但另一方面吐鲁番领队大臣也可饬委吐鲁番同知验讯一些人命案件,虽然“同知衙门仓库钱粮均归领队大臣盘查”,且档案中亦明确记载吐鲁番同知“俸满时领队大臣有考核之责”,但这更多属于官职高低问题,并非隶属关系。 在吐鲁番三元行政体系中,领队大臣与同知虽职权各有侧重,但均不同程度具有管理内陆移民及札萨克回部民众的职权,其中领队大臣处于首要地位,同知次之。其后新疆经历同治年间的社会大乱后,这种特殊的三元政治体制由于军府制度的崩溃,在经历了短暂的善后局与吐鲁番同知并享权力格局后,至光绪七年(1881)善后局裁撤以及旧有札萨克的乡绅化,使得吐鲁番同知成为专管当地各族群之全权最高行政长官,吐鲁番也因此在建省前后正式转变为一元直隶厅。而这一转变过程正是清朝治理西北边疆社会成功的精髓所在,即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治理对象因地制宜采取“因俗而治”方略,晚清则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再次适时调整边疆治理方略,通过建立行省制度,最终实现了边疆与内陆的行政一体化,而吐鲁番从动乱之前的三元行政体系转变为一元直隶厅行政体制正是清朝治理西北边疆社会的重大行政制度演变的真实写照。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文字略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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