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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图书馆展览都因故取消，读者也因为种种限制不能亲自到实地参观欣赏，特发此文，这是史睿老师为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所撰写的解说词，供读者在网上领略国家图书馆的珍贵古籍风采，也是出版人送给大家的七夕礼物。 
△史睿像，章静绘 这次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型古籍珍品展，规格之高、影响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本次展览展出了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民族语文文献等各类珍贵藏品，展品的60％都是一级珍品，有60余件秘藏珍品为首度公开展示，不少展品都是久负盛名的国宝，如甲骨“四方风”、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宋拓本《神策军碑》、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写本《律藏初分》 、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宋嘉泰元年到四年(1201-1204年)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宋廖莹中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等，还包括气势恢弘的大幅舆图作品《福建舆图》和《避暑山庄全图》《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地图》。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四大专藏，即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也全部亮相。
“善本”最初的含义，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文字讹脱的书本。现在则把古代典籍中具有较高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部分称为“善本”。国家图书馆藏古籍善本近30万册，直接继承了南宋以来历代皇家珍藏，更汇入了明清以来诸多私人藏书家的毕生所聚。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为四大专藏，古代戏曲小说、方志家谱完整而有特色，名刊名抄、名家校跋本颇为丰富。本次参展的还有上海、天津等地方图书馆和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图书馆珍藏的古籍精品。
此次展览有几件不可多见的铭心绝品，特地选出来和大家分享。唐仪凤元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本是武则天为其母杨氏去世所写，颁赐天下诸州大寺供养，以祈冥福，是典型的唐代宫廷写经。此卷纸张帘纹细密，曾经入潢、捶打、砑光、上蜡等步骤，诚属敦煌出土写经中的上品。卷尾保留了完整的写经列位，其中书手刘弘琏、装潢手解集等又见于其他同时代宫廷写经；参与详校的太原寺大德慧立，见于《宋高僧传》卷19《护法门》，曾参玄奘法师慈恩译场，著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属稿未成而卒，后彦悰继武，终于成稿。梁启超、胡适对此传推崇备至。本次展览尚有回鹘文译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回鹘语解读多依赖此件写本与汉文传本的对译。
唐写本《摩尼教经》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重要文献，开首略残，尾部完整，以漂亮的行楷抄写，书于精致的皮纸之上，其年代据考证约在中唐时期。摩尼教是世界性宗教，产生于3世纪的波斯(今伊朗)，由摩尼创立，曾广泛传布于北非和欧亚大陆。《摩尼教经》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摩尼教文献，最早由罗振玉刊布，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翻译为法文，并详加注释，从而成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摩尼教及其历史的重要文本。西方探险家在我国新疆发现的各种语言的摩尼教经残片，大多可以与这件汉文摩尼教经同出于一种古波斯语的摩尼教元典，所以这件汉文《摩尼教经》成了破译和连缀各种古语言摩尼教残经的依据。
△《摩尼教经》（国家图书馆藏）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编年体通史，其手稿至今仅存两纸，即国家图书馆所藏《资治通鉴稿》。这两纸手稿为司马光亲笔，所书结体方正，无一字欹侧，正如温公之为人。此稿为司马光对《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后编辑，重点在于指示文字的去取和连缀，故每段仅书头尾数字，而中间则省略，想必是各段皆已写定，抄手按此稿提示缮写之后，再经司马光润色，即为定稿，故此稿与今本通行的《资治通鉴》并无较大差异。此稿题跋自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始，历经千载，流传有绪。南宋廖氏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属朱熹校理本。韩集唐末宋元以来传抄、刻印、选编最多，可以想见当时韩学之盛及传播之广。廖莹中为南宋权臣贾似道门客，家富于财，刻印此书时以抚州革钞清江纸，造油烟墨印刷，历经千载犹能纸莹墨润，书香扑鼻，校勘精审，字体娟秀，有明显的欧体楷书风格。藏书家誉此书为宋刻中的无上神品，诚然。后世藏书家多加宝爱，曾经明代项元汴万卷堂、清代汪士钟艺芸精舍、丁日昌持静斋、杨敬夫海源阁、近代陈清华郇斋递藏。《曾子固先生文集》刻于平水(今山西临汾)，是金刻本的典范。曾巩不仅名列唐宋八大家，而且是宋代校勘名家，任职馆阁时曾参与大量典籍的校勘、印行，其文集中有不少序跋即因校印馆阁古籍所写，对于研究中古时期写本向刊本转化的过程极有意义。
《花间集》现存最完整的早期词选，收录晚唐五代自温庭筠至李珣共十八位词人的作品。此本虽为后印本，但用南宋淳熙十一、十二等年鄂州(今武昌)公文纸印刷，极具文献价值。十六国至唐代有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公文书可资研究，但是宋代公文书绝少出土或传世，这些公文书可以用来研究地方政治、行政运作、公文制度等等问题，与其他传世文献互相参证。故利用公文纸印刷的宋版图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除了宋版本身极为珍贵之外，背面的公文书更是独一无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曾辑多种宋版书上的公文纸为《宋人佚简》，然此后又发现多种公文纸宋版书，尚待补辑。《稼轩长短句》，元大德三年(1299年)铅山(今江西铅山县)广信书院刻本，为元代书院刻书的代表作。此书为世间孤本，全书写刻，校勘精审。此本书中缺叶，为顾广圻据毛氏汲古阁抄本配补，书末有顾氏题跋，论其版本、文献价值极为珍贵。邓广铭先生名著《稼轩词编年笺注》即以此为底本。《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元年至六年间所编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汇集明初以前图书七八千种，保存了大量古籍文献。今传《永乐大典))皆为嘉靖副本，又经清代翰林盗窃、八国联军劫掠，存世仅400余册，国家图书馆藏221册。展览中一册《永乐大典》最能反映此书流散的悲惨经历：清末从翰林院散出，为江南藏书家刘承幹收藏，有“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印；后刘氏破产，嘉业堂所藏善本散出，其中42册《永乐大典》为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购去，藏于大连图书馆，故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藏书印；抗战胜利，这些藏于我国大连图书馆的珍贵古籍被苏军作为对日战争的战利品运往苏联，加盖俄文图章，写有俄文图书编号，1952年归还我国。至今，尚有200余册《永乐大典》散藏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机构和私人藏书家手中。流传有绪是指经过历代藏书家鉴藏或著录的那些典藏，往往开卷即可见累累朱印，或是名家题跋。此次所展宋版书中，有两件是宋代蝶装原式，未经后世改装，极为珍贵。一是南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一是宋刻本《册府元龟》。这两种古籍都名列宋代初年官修四部大书之中，而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两种版本又都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代官府收藏。
△宋本《文苑英华》，来源网络 《文苑英华》原为南宋内府藏书，钤有“缉熙殿书籍印”、“内殿文玺”和“御府图书”的藏书印，是为其证；又有明代的“晋府书画之印”和“敬德堂章”，表明此书经明太祖朱元璋颁赐给晋王朱桐。周必大刻本向来以校勘精审著称，《文苑英华》也不例外，此书后附彭叔夏所作《文苑英华辨证》，详举周必大、彭叔夏校雠的方法，清代校勘学者顾广圻称为“校雠之楷模”，至今各院校文献学课堂上仍然奉为典范。《册府元龟》原是宋代监本，宋亡入元，成为元国子监崇文阁的藏书；明初入晋王府，也有“晋府书画之印”；此后为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所藏，钤有“后百宋一廛”和“袁氏世藏”印，唯“袁氏世藏”印颇为恶俗，袁氏另有题跋写于浮签之上，倒是符合爱书、护书的传统。
石刻拓本较之善本古籍更难以保存，所以传世宋拓碑帖稀如星凤。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拓《神策军碑》(图9)为传世孤本，宋代仅见于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且同为两册剪裱本。一张拓片剪裱为同样册数几率不高，故历来猜测此本即经赵明诚、李清照收藏。遥想当年承平之日赵明诚、李清照以诗书、金石自娱，摩挲赏玩的珍品中也有这件《神策军碑》拓本，真是令人神往不已。赵氏收藏经靖康战火而损失大半，劫余又为权势之家所得。此拓首有“秋壑图书”朱文印，后有“封”字朱文印，知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所藏；后贾氏家产籍没入官，此拓成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为宋代内库装裱样式，大约重装于此时。元朝灭宋，此拓归翰林国史院，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楷书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内库，拓本末题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桐，故首尾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朱文印。明末，归大收藏家孙承泽。孙氏故园即今北京琉璃厂之孙公园，当年孙氏于此消夏，顾炎武等名流都曾于此鉴赏碑帖。清代又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民国时，经南方著名藏书家陈澄中收藏，1949年，陈澄中夫妇携往香港，1965年成功地购回了“郇斋”所藏善本，入藏北京图书馆，其中就有《神策军碑》。现在，作为稀世珍宝，宝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
国家图书馆的善本有不少珍宝皆为藏书家捐赠，本次展览为了铭记藏书家捐赠之功，故特设专柜展示。主要表彰对于国家图书馆贡献最大的四位著名藏书家，即傅增湘先生、周叔弢先生、张元济先生、郑振铎先生。1951年，周叔瞍先生捐赠其珍藏的《永乐大典》时致信善本部云：“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责也。”傅增湘先生曾云：“文字典籍，天下公器，此殊尤绝异之品，宁终必为吾有?”正是这些藏书家化私为公的捐赠，使今天我们能够在展览中领略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永乐大典》的风采，凡此种种，皆是藏书家无量功德。
△从左至右：傅增湘先生、周叔弢先生、张元济先生、郑振铎先生
△阅读中的李清照和赵明诚
祝大家七夕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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