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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以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 外来人口竟然占据了85%, 其中苏北人是较大的移民群体, 约占上海总人口的13.7%, 1990年代上升到17.3%。尽管作为城市人口最为庞大的群体之一, 但上海苏北人的地位并不高, 居住条件、职业、风俗习惯、穿着和方言等遭到了自认为是城市主人的苏南和浙江一带吴语系移民的歧视。 上海苏北人遭受歧视及其最终消解,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歧视形成与普遍存在、有限歧视阶段以及歧视消解阶段, 分别对应于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 以及改革开放后30年三个时段。  第一阶段是对苏北人歧视形成时期。上海开埠以后, 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 逐渐在各自移民群体的基础上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同乡会、互助会等群众性团体。中国人历来都有同乡情结, 重视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网络, 初识之人往往因为同乡关系而陡增信任和友谊, 同时, 这也容易带来与异乡人的隔阂, 这在上海的移民群体中也同样难以避免。 上海城市人口流动持续的时间跨度也非常大, 可以说贯穿了整个近代上海一百年。在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和长时间的跨度等因素的影响下, 上海逐渐形成了包括江南 (或苏南) 与江北 (或苏北) 两大群体在内的众多基于同乡 (地缘) 网络的移民群体。除了地缘不同之外, 这两大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吴语系江南人大多从事体面的工作, 而苏北籍移民从事的职业却相对低层, 加之逃难而来, 居住条件之差有目共睹, 生活境遇上的种种差别遂导致了地域歧视现象的产生。 就职业而言, 上海苏北人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收入低的脏活累活, 例如旧上海时期的人力车行业中绝大多数是苏北人。上海市社会局曾经对上海的人力车夫进行调查, 在《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中深入分析了304名人力车夫的籍贯状况, 其中苏北盐城124人、东台91人、阜宁46人、泰县14人、江都4人、高邮3人、宝应2人、江浦2人、宿迁1人、通州1人、泗阳1人、淮安1人、海州1人, 共计291人。剩余13人分别为宜兴2人、上海1人、掖县3人、临邑2人、济南1人、湖北1人, 籍贯不详者3人。据此, 苏北人占总数的95.7%, 而苏南人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尚不到1%, 其他地区为3.3%。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强度高、收入底的职业并非苏北人意愿, 但是这的确造成了人力车行业为苏北人所“垄断”的情形。当然这种“垄断”仅仅是一种被动或被迫的行为, 同时这也会造成两种情况的产生:一是这个行业更容易接受苏北人, 或者说苏北人更容易进入这个行业;二是苏南人对这个行业因此产生轻视, 不愿意加入。 第二阶段, 即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是对苏北人有限歧视阶段。  上海解放以后, 人口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 由1949年的500万上升至1952年的620万, 在增加的人口中2/3是农村人。9到1957年间各地移民涌入上海的数量达到400余万, 其中1951年就有100多万人进入上海。此外出生率也升高, 1951年到1958年期间, 共有219万婴儿降生。10也就是说, 在1958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度之前, 400余万外来人口及出生在上海的219万子女都顺利取得了上海户口。从户口的意义上不难理解, 这些拥有了城市户口的人, 不管是上海江南人或者上海苏北人, 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城市真正的主人。而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 各行各业的工人在公私合营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工厂企业的主人。于是, 既然工农翻身做了城市和企业的主人, 职业不分贵贱, 那么在此种意义上以籍贯不同和职业高低而造成的歧视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 在1960年代初, 由于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落户, 并实行上海专业技术人员支援各地建设以及支边支农政策, 上海出现了开埠以来少有的人口迁出大于迁入的情况, 仅在在“文革”期间, 知青和支援三线建设的迁出人口多达200多万, 全国各地都能够看到上海人的身影。自小生活在大都市的上海知青一旦来到老少边穷地区, 比如东北、新疆、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区, 生活条件的艰难所造成强烈的对比, 冷却了此前的热情与激情, 引发了越来越浓郁的思乡之情。加之来到各地的上海知青, 尽管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而来, 为当地注入了新鲜的思想和血液, 但是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外乡人, 同乡情结因时因地日益凸显并强化。而这种情结在他们生活在上海的时候却并不明显, 甚至有时还会因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群体而淡化, 显露出来的往往是籍贯身份的认同, 比如上海苏北人、上海扬州人、上海宁波人、上海苏州人等等。 但是在知青的年代, 在上海知青扎堆的地方, 特别又处于生活困苦的落后地区, 相扶相持成为了上海知青之间交往的主线, 所谓的基于籍贯的地域身份观念发生弱化, 同时基于同乡情结的上海身份认同得到了加强, 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上海知青就是来自上海的上海人。 生活在异乡的各地知青, 在他们中间发生冲突时, 往往会使得同乡情结得到明显的加固, 特别是当上海的知青遭到欺负或者受到伤害, 上海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会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之后是对上海苏北人的歧视逐步走向消解的时期。 在这30年当中, 此前存在的有限的歧视进一步得到消融, 随着年轻一代的出生, 当年“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即上海江南 (或苏南) 人与江北 (或苏北) 人逐渐走向了融合, 彼此间的通婚, 生活习俗日益同化, 新上海人的身份认同重新形成, 几乎彻底消解了对苏北人的地域歧视。 改革开放以后, 上海重回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重新找回了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所拥有的实力与自信, 市容市貌“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苏北人聚居的棚户简屋大量拆迁, 昔日住在这里的居民陆续迁居新家, 除了拆迁难度较大的地区之外, 困扰上海百余年的棚户区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人们已很难寻觅当年苏北人聚集的棚户区的痕迹。 房屋拆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北人聚居的情况, 代之以相对散居, 在此过程之中, 搬离了所谓“下只角”棚户区的上海苏北人, 较之此前更能够进一步融入到上海社会之中, 无论是生活形态或是心理状态都牢牢地印贴了上海的标记。    正如前文所引用博客上的一段总结所说的:上海苏北人歧视和棚户区歧视, 延续了100多年, 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在上海大规模城市建设、旧区改造中, 随着一片片棚户区的消失, 从90年代开始, 快速地消亡了。原因很简单。 首先, 按照族群分布的聚居模式被彻底打破, 上海再也没有按照籍贯划分住居区了——例如著名的苏北人集聚的棚户区“三湾一弄”, 现在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中远两湾城”, 居民来自全市各区, 籍贯也五花八门, 已经不可能形成原来的族群了。 第二, 方言在上海, 是非常明显的籍贯识别标志, 早年苏北移民的第四第五代, 早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或普通话, 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彻底上海化, 除非自己申明籍贯, 否则根本无法分清谁是或谁不是苏北人, 族群已经逐步融合; 第三, 改革开放为所有人提供了重新洗牌的机会, 一些从前的“好人家”后代, 当年很风光, 现在许多已经衰落, 族群歧视的底气没有了。 第四, 90年代以后,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双向开放政策”, 即既对世界开放, 也对全国开放, 18年来, 上海增加了数百万新移民,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学历和经济实力, 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族群格局, 新移民没有籍贯和地域歧视, 为上海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而老上海的后代——上海年轻人, 没有传承当年老上海人对棚户区、苏北人的歧视, 这其实是上海的社会进步。 此外, 近年来苏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交通等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善, 区位优势更加凸现, 以南通、扬州等地为代表的苏北城市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新发展, 逐渐摆脱了昔日贫穷落后的形象, 几乎从根源上使得苏北地区与贫穷落后全面脱钩。特别是越来越多来到上海发展的苏北人, 再也不像当年逃难逃荒不得已而流入上海的先辈那样只能从事低端的职业, 而是很大部分投身商业, 或者拥有一定的学历和技能获得体面的工作, 如上海随处可见的苏北的建筑集团。这种与此前的苏北及苏北人截然不同的印象, 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歧视上海苏北人现象的消解同样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支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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