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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汉书》卷三《高后纪》随笔
有人这样评价：司马迁是“站”着写《史记》，班固是“跪”着写《汉书》。其实，所谓的一“站”一“跪”，绝对不只是姿态和姿势的问题，更显现出一种史学家的风骨。前面讲过，司马迁《史记》中写《高祖本纪》，更多的是把刘邦当作一个“人”来写的，班固〉《汉书》中写《高帝纪》，是把刘邦当作“帝”、近似“神”来写的。司马迁因为西汉王朝第二位皇帝——汉惠帝执政期间有“位”无“权”，就干脆在《史记》中不为他立传；班固是“正统论”的信奉者，尊重序位的排列，就在《汉书》的“本纪”部分明确写入“惠帝纪”。再看看司马迁《史记》卷九的《吕太后本纪》，可谓人物形象丰满鲜活，而《汉书》卷三的《高后纪》就显得枯燥、生硬、干瘪。 相对司马迁写帝王人物比较喜欢“揭丑”，班固在写帝王人物的时候就比较“遮丑”。把《史记·吕太后本纪》与《汉书·高后纪》做个比较，就会发现司马迁在写吕后迫害刘家宗族的时候，有生动的描述。比如，对待第二代赵王刘友，吕后听信谗言，把他召到京城长安，却“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最后，赵王刘友是被活活饿死了。到了班固《汉书·高后纪》中，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春，正月丁丑，赵王友幽死于邸”，不仅显得叙事枯燥，更显出一种作者的冷漠。 对于第三代赵王刘恢，司马迁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详细描述了赵“王有所爱姬，王后（吕太后）使人（鸩）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到了班固《汉书·高后纪》中，只有“六月，赵王恢自杀”。这里，大概已经不能用“冷漠”二字形容班固了，其背后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我看来，对于司马迁敢于“揭丑”也不必抬得过高。对于已经遭受过刑罚的司马迁来说，至少在政治上是死过一次了。刑后可以重新拿起笔来写《史记》，并且把《史记》送给皇帝看，对于他来说是“死而后生”。尽管他的身子已经回到“体制”内，但他的心已经游离于“体制”外了。竭力“揭丑”，对他来说是一种快乐、一种宣泄、一种报复，这也因此歪打正着，让后世读者了解许多本来可以淹没的历史真实。而班固则是一直在“体制”内的，他的理想是写一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但并不想为实现这个理想而身首分离。他没有司马迁那样“死”的体验，他也不想去拥有这样的体验，因此他在书写的时候，特别对帝王人物的时候，就知道回护、躲避，知道巧妙地运用曲笔。 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这种做法，我以为没有必要非黑即白地给予一褒一贬，而要看到这是他们不同的生活抉择与生存智慧。（2020年7月30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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