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读到一篇《汉高祖叫啥名》（《今晚副刊》6月17日），指出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皆未明写汉高祖刘邦的大名，拈出一个有趣的话题。不过，其解释往往不得要领，比如认为“司马迁、班固的皇皇巨著对汉高祖这么一个大人物，却连其名字都未写明，甚是费解”，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司马迁和班固也许是伟大的文学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 实际上，《史记》《汉书》这样写，绝非司马迁、班固个人的学识、见识问题，也绝非他们作为史学家竟然搞不清当朝皇帝姓甚名谁，而是受制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观念：帝王之名讳不可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即引清代王鸣盛之语谓：“马、班自以为汉臣也……帝王之尊，当时为臣子者，固不敢书其名字。”才算说到要害处。不妨查一下，岂止汉高祖的名讳在《史记》《汉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其他汉代帝王——文帝、景帝、武帝等等，又有哪一个在这两部书中明确写出呢？比如《史记·孝文本纪》开篇只言：“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其他一概不交代；《汉书·文帝纪》写法完全一样。这些只能说明：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时代，正是儒学鼎盛时期，作为“礼法”一项重要内容的“名讳”规则之繁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行文之时不但要避帝王之“名”乃至“字”，更到了根本不能写出来的程度！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一书中举出《史记》中若干触犯“帝讳”之处，比如《史记·周本纪》“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封禅书》“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犯高帝讳。《殷本纪》“盈巨桥之粟”，《乐书》“盈而不持则倾”，犯惠帝讳。《封禅书》“北岳恒山也”，《田齐世家》“以为非恒人”，犯文帝讳。《夏本纪》及《殷本纪》《孝文本纪》《燕世家》等，皆有启字，犯景帝讳。陈垣先生特别指出：“此非避讳未尽，即后人以意改易者也。”这些“触讳”的字在当时可能都以其他字代替，但这些字眼儿太常见了，实在无法避免使用，时过境迁，后世刊刻这些史书时就恢复了原有用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好像并没有避讳。
正如《汉高祖叫啥名》一文所说，汉高祖刘邦的大名正式出现在历史上，是东汉末期汉献帝时的事，但《两汉纪》中“汉高祖讳邦，字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即是说，此前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能写出来罢了。这也说明，到了东汉后期，那些专横的“礼法”松弛了，所以从那之后，帝王虽亦有名讳，但至少还是可以写出来的。比如《后汉书·光武帝纪》开篇言“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就交代得清清楚楚，此后的史书大致都是这样。这也并非《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有什么“进步思想”，而是因为从《后汉书》起，都不再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而是后代人写前朝史，避讳当然就没那么严格了。
“避讳”早已成为历史，却并没有与我们完全隔绝。懂点儿古代的“避讳”知识有助于读史，否则就真的“甚是费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