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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请联系授权 昨天早上，乘着诗意的翅膀，去兰州参加市文联举办的的十场文学活动一“兰州市文艺创作骨干与中国文学名刊名编见面会”，活动掀起了文学大刊编辑的神秘面纱，让《人民文学》《十月》《芳草》再一次走近了它们的读者或作者，再一次拉近了编辑和读者及作者的心理距离。这确实是一次心灵交流的契机，也掀起了“诗意兰州——写一首情诗给兰州”活动的高潮。祝愿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像兰马一样，会给这个城市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会让全国人民关注兰州，来这里旅游，为兰州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美好前景。 其实，举行这些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令人担忧。随着多媒体的凶猛发展，多渠道的信息来源，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电脑或手机，手机在手，万事不愁，不再依赖书籍或报纸获得知识，这对纸媒是一场浩劫。去年在微信圈里就看到许多报纸停刊，纸媒从业人员的生存受到威胁，已经有部分人员处于半失业状态，文学早已是边缘职业，振兴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这些大刊原本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走向基层，走向民间也是无奈之举，再好的刊物没有读者就是塑料花，没有生命力，失去了它传播历史和文化的自身价值。 我重拾旧梦，写了五年的诗，在《兰州日报》及公众号发表的也不少，但从不敢说自己是诗人，只是觉得这是抵制颓废的一种方式。近两年还参加了不少市文联举行的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深切理解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担忧，也感谢他们的良苦用心。至少我发觉周围的人，有人开始关注孩子的读书，有人谈论或传阅好书，尽管人群里这样的人不多，但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久，我们期待更多的孩子拿起书本而不是手机。 多媒体的好处每个人都在享受，但它是双刃剑。《芳草》编辑哨兵说：“现代信息的多渠道传播是对文学和诗歌的伤害”，他说，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单一，很慢，很难，诗人有时间把每一个汉字的意蕴发挥到极致，而现在的诗泥沙俱下，原因之一就是传播方式的便捷和快速。写一首好诗或者坏诗并无多大意义，要写出命中注定的独特的诗才重要。他认为现代诗歌应该寻根于杜甫，杜甫的诗有很深的时代烙印，他后期的诗歌写出了人性幽微，和现实有血肉的联系，他通过叙事抵达抒情，叙事的方式准透、彻确。诗，不应该分好坏，应该在处理情感和表达方式上另辟蹊径，剑走偏锋，敢于打破传统，敢于反叛，要在汲取营养的同时，走出创新的路。 这些编辑们开讲前都谦虚地说，自己没有做过多的准备，但是学者风范令人敬佩，腹有诗书气自华，早有诗意在心头。随口便是诗歌的引用，或者对某一部作品的谙熟，而且对于他们选编的作品铭记于心。《人民文学》编辑古禾说，他曾经选编了一个普通作者的小说，就是因为所写的内容是当下普通人面临二胎开放政策后生与不生的抉择和两难。他甚至选编了一位打工者的几首诗，因为触动了他心灵的最软处。他说，甘肃是诗歌大省，不乏有名的诗人。文学创作不是新一代诗人出现了，上一代人的功劳就会销声匿迹或落后了，每一代有他自己的使命。文学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东西，八零后或者九零后的诗人，诗越写越浅，就是缺乏诗歌的某种精神。 真正的诗是孤独的，远离热闹，远离人群和鲜花。我们不能依赖微信圈，沉迷于“点赞之交”。他的话引起了几个八零后诗人的不服，在后面的提问环节中，他们强调自己经历着的生活和父辈或者七零后作家经历的生活没什么两样，他们呈现出来的就是现实。古禾当即反驳：同一个月亮，看月亮的人却不同。我觉得一方面说明我们西北的经济发展缓慢，偏远地区几十年生活还维持着老样子；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有时候急于求成在所难免。 古禾反对写一些应景作品，比如节日或者季节到来时仓皇应战。他还说，文学也呼唤真感情，当初，乡村的贫穷使我们努力奋斗逃离乡村，多年后我们并不愿意回归故里，但为了写乡愁，“为赋新诗强作愁”，我们又假惺惺地去歌颂乡村的愚昧与落后，这就是脱离现实，就是违背了文学的初衷。文学力求反映现实，有阴暗，也有痛苦，作者要善于观察世界、人与内心，观察社会的变化，写出有韵味的深厚的作品。 对于这一点我很认同。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装出一副热爱乡村，留恋乡村生活的模样呢？我们一边打破头在大城市买房定居，一边又假模假式地哀悼乡村的消失？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呢？我从下生活在农村，贫困的生活造就了我吃苦耐劳的品格，我陪伴父母一代从一贫如洗到现在的衣食无忧，我深深感到社会经济发展之快，深深为国家脱贫致富的政策叫好。我12岁考到县一中就读初中，四年的师范毕业之后教书，一路坎坷，才走到今天。 现在我终于可以喝着咖啡，安静地享受不为生存而担忧的光阴，故此，我对乡村没有太多的依恋，故人已去，重要是让身边的亲人过上好日子。记忆里最多的依然是贫穷带给我的自卑和屈辱。我从来写不出更多乡愁的诗篇，只是看到父母那一代人挥汗如雨、忍饥挨饿平整的大片土地荒芜、废弃感到心疼。当下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过渡，怎样尽快地振兴转型社会下的农村，而不是怀念和歌颂原始的落后与苦难。 《十月》编辑刘汀谈到最多是如何选稿，即编辑如何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及文学价值。他把《白鹿塬》和《平凡的世界》做了简要分析和对比。他说《平凡的世界》影响了一代人，甚至让某些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但是，在文学史上来说，它对于重大的社会变革，对于解决农村困境没有找到或提供可行的方案或答案，它只是塑造了一代人追求个性完美的理想模式。因此，《白鹿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无可厚非的。他说编辑要有清晰的趣味、宏阔的视野、杂食的胃口才能选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后来回答作者的提问时说，西部文学是象征和特色，也是一个巨大的枷锁，它已经是带有地域性的写照，如果无法打破这个局限，写出新鲜感和陌生感，写成一个模式，那么就是死路一条。 作者要抱着为全人类写作的野心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编辑选稿在于文本的文学性，与你所从事的事业和环境无关，与你所选取的素材属于某个领域也无关，只要你的视角独特，能反映时代特色，不漠视现实就是好作品。 “写一首情诗给兰州”，这个活动听着就有诗意。成都是一个诗意浓厚的城市，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充满诗情画意。成都是天府之国，自古以来生活富足，为诗而聚会是四川诗人的常态，他们包容豁达，细腻、勤奋。我曾给《成都商报》投过两次诗，组诗之一“坦荡的爱”被入围冲击头条诗人发表，另一首“宽窄巷子”也入围最美成都十佳诗歌选，只要你的诗歌能够打动他们，他们就认可你，没有地域的歧视，至少没有纯粹的排斥。拉我进诗歌群的诗人也是四川诗人而不是兰州诗人，仅仅因为我的一首诗他喜欢。甘肃的诗人还划分圈子，陇东诗人群等，是诗人太多不好区分吗？微信圈的诗人们，点赞不是看诗，而是人情和他的交往圈子。正如市作协主席汪小平所说：陇军不抱团，互相拆台，老担心别人抢了自己的饭碗似的。本来可以把有实力或有潜力的诗人推到最高的文学殿堂，但是，我们全在半山腰呢，都爬不上去。 因此，他说，写作其实练得是胸襟。我们接纳别人就是接纳自己，我们一边写作，一边交友，享受愉悦，在不知不觉中会名利双收。作为主席，他考虑的是全局，考虑的是整个甘肃的文学发展，考虑的是基层写作者的出路与不易，所以，他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全国的诗人们互动交流。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振兴甘肃文学事业，如何让作者们有更好的渠道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一点让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们跃跃欲试充满自信。 兰州，许多年来只是我购物的一个地方，对它没有过多的情感。只是近年来，在一个公众号里，读到了生活在兰州的几个作家写的有关兰州的散文，逐渐地有了感觉。记者眼里的黄河风情，文友圈里的白塔晨光，让我感觉到兰州在我心里活了起来，就如爱人，每天在一起生活，早已懒得表达爱意，早已忽略了他的好，突然有一天，当你从别人那里听到赞语，你恍然大悟，哦，原来，幸福就自己身边。突然感觉幸福有了重量。因此，我已经不自量力地早早写好了一组诗发到邮箱了，至于能否得奖，只有拭目以待。 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些诗人们坐火车从北京或武汉过来，吃一碗牛肉面，就坐在小礼堂，侃侃而谈，文学和诗歌就在他们心里，他们随口就能说出某部小说及其作者，某首诗及诗人。对于兰州，自己的城市，我们熟悉它应该就如熟悉自己的发肤一样，我们为何写不出情诗呢？真心最可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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