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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文革”开始，我才知道住在前院的那两个和和气气的老头老嬷，都是老地主。 地主老头原籍海州，儿子在本地马车社赶马车，经常出车，就把在海州老家的两个孙子叫来照顾爷爷。他们住的是一间十多平米的小草房。这小哥俩为了划清界线，宁愿挤在门口小锅屋里，也不愿和老地主同睡一个大床。 地主老头黑黑的脸，身子微胖，两只浑浊的眼睛总是瞪得很圆很大，又总是潮乎乎的。他拄着一根木拐杖，走路时，像爬虫，只能挪步，挪上半天也走不了几步。他几乎不出屋，只有在解大便时，才挪向百米开外的公共厕所。他一点点挪着，拐杖抖抖地点着地，嘴里喘着粗气，脸憋得通红，走得快了，就会跌倒。好不容易进了厕所，又要上石蹬。一手拄拐，一手扶墙，慢慢地，慢慢地，挪上石蹬，简直像爬山。许多时候，因动作太慢把大便解在裤子里。孙子不给洗，还一个劲喊“臭地主”，只好自己到河里洗。高台子西边是大鱼塘，下到水边有很陡的斜坡。他只能坐在地上，慢慢滑下去，然后一手扒着岸边石头，一手在水里摆洗。有一次，他脚一打滑，滑到水里，大呼救命，是过路的铁路工人救了他。 那老地主活得真是太艰难了，终于，在他孙子来了几个月后，死去了。死时，他家里没有哭声，也无人带孝，都如释负重似的。老地主躺在床上，脸上蒙张黄纸，身上穿的，还是平时穿的油腻腻黑乎乎的旧衣服。邻居都说，这老头还是死了的好。没过几天，地主儿子几十块钱卖掉草房，和两个儿子一起回海洲了。 女地主更胖，背驼得特别厉害，头几乎抬不起来，拄着一根粗粗的木拐杖，大家都叫她“胖老嬷嬷”。听大人们说，她划成地主有点冤，丈夫曾是共产党干部，北撤时牺牲了。解放后，她曾享受烈属待遇，后来与地主老头同居，撤销了烈属待遇。地主老头特强壮，是安徽人，一年来过几个月，家里还有一个地主婆。邻人们常议论，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当烈属而要当地主婆。 胖老嬷嬷为人很和善，只要我们从她门前经过，她都要拿出零食让我们吃，和左邻右舍相处得也很好。她靠拾破烂、拾烟头为生。我们经常到她门前翻她的破烂，她会很慷慨地把好看的瓶子、纸盒给我们玩。有一次，趁她不在家，我们透过门缝，用长长的铁丝，把她晒烟丝的筐勾了过来，偷走烟丝，用废报纸卷成香烟，大模大样在她门口走来走去，洋洋得意喷云吐雾。她一改往日和蔼态度，坐在门口破口大骂，我们吓得狼狈逃窜。事后依然对我们很好，常说小孩子不要学坏。她还遇到一件倒霉事，家对面砖墙上发现“反动标语”，“群专队”来调查，她是地主，是重点怀疑对象。好在她不识字，字迹又像小孩写的。排查大会就在她门口召开，说只要用科学仪器就能把写字的人照出来。终于有小孩出来认罪。又问是地主婆叫写的吧，得到否定回答，这事才算了结。她坐在前排，浑身抖得像筛糠，头几乎要低到地上。 胖老嬷嬷终于与地主老头断绝关系，又恢复了烈属待遇。她活了八十多岁，死时街道给送的葬。她铺底下还藏有几百块钱，听说都上缴了。 （本文作者：徐景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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