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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潇湘冬雨的清晨，手机铃声蓦然响起，耳畔传来洪亮的声音：“辛红娟，我是你杨玲老师啊！”一如二十八年前，那样洪亮而温暖。于是，我的一整个上午都洋溢着来自家乡的温暖，来自少年时代引领我前行的长者的温暖。 老师在电话中说，那年我赴美研修，他一直联系不上万里之外的我；老师说，那年他出版了三十余万字的自传《红烛春秋》；老师说，他清点旧时杂物，找回我大学时给他写的信……往事一幕幕，宛如烟雨长卷迎面铺展。 老师随后寄来的《红烛春秋》因春节将至，学校放假，辗转两月竟又寄回了故乡的邮政局。终于有幸拜读老师的大著，走近那位伴我走过千余日求学岁月的长者，书中扑面而来的是岁月的馨香，是对故乡绵绵密密的回忆，是老师年复一年放飞的希望。一遍又一遍，《红烛春秋》伴我许许多多个夜晚，然老师嘱我为其新著《杏坛春暖》写篇文章，无奈终是因为情深言浅无法付诸文字。 离开家乡二十余载，很多人和事渐渐淡忘在日日的繁琐中。然而，不能忘的是，母校师长放飞青春学子的目光和殷殷叮咛；不敢忘的是，母校师长立下的真善美典范和拳拳赤子情。对自幼生活在大运河畔的我而言，人生的第一份惊喜是如愿考入省重点中学——运河中学。那儿是故乡人才辈出的地方，那儿是我少时梦想的殿堂。没想到，开学后两周，人生给了我一份更大的惊喜：原本分配在初一（5）班的我，因学校统一规划，被调整到同学和家长们眼中的重点班初一（1）班。我不在乎是不是重点班，我在乎的是终于能够分到杨玲老师任教语文课兼班主任的集体！ 杨玲老师在语文教学上有着高度的前瞻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大多数人仍孜孜以求死读课本的时候，杨老师就意识到课外阅读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他组织全校学生开展红领巾读书活动，当然，受益最大的是我们班！他引领着我们这群曾经只知道在大运河堤坝上疯跑的孩童进入一个宁静的书香世界，《东方少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读书报》、《语文报》……一本本杂志、一份份报纸，镌刻着无悔的青春岁月。大量的阅读中，我不再视作文课为畏途；大量的阅读中，我结识了古今中外无数的良师益友；大量的阅读中，我开始质疑父母耳提面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高中文理分科之际，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慎重的选择。 “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当时人才培养的主旋律，杨老师却率先将目光投向学生的情商教育，关注美育陶养。在“民族魂，中国心”的读书活动中，杨老师为我们开列众多关于爱国英雄的书籍，方志敏、赵一曼、黄继光、董存瑞、张思德、夏明瀚、江竹筠……等等无数革命先烈的故事一时激荡在课堂内外。十三、四岁的我们，开始学会在无忧的和平岁月中思考，开始体会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的和平环境多么珍贵；十三、四岁的我们开始知道爱国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行动。为配合爱国读书活动，杨老师给我们讲述云南边陲戍守官兵的故事，组织全班同学给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解放军写信、赠书。1985年春天，老山前线邳县籍战士给班里的运动健将索慧同学寄来6块弹片。那6块用红布包着、装在一只小木盒中的弹片将全班同学带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 我很庆幸，在我世界观形成之际，能够遇到杨玲老师，是他给我注入了持续一生的爱国情怀。正是他那一身正气，使我在美国课堂中面对国际翻译学大师埃德温·根茨勒教授对钱钟书成就的错误论断时，将原本拟定在麻州大学举办的关于中国文化经典《道德经》翻译的公开讲座临时更换为“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翻译研究”，为中国学者正名；更是他那一腔爱国情怀，使我在韩国学者、越南学者歪曲中国历史时能够挺身而出，愤而播放成龙、刘媛媛在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上合唱的《国家》一曲并逐句翻译成英文，向来自巴西、印度、意大利、越南、韩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阐释“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风一更，雨一更，甘为红烛，经年伫长亭；山一程，水一程，身系杏坛，夕阳传深情”，仅以拙文向引领我前行的杨玲老师表达诚挚的谢意！ 辛红娟，1984年考入运河中学初一（1）班。现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浙江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哲学博士后。中美合作富布赖特研究学者、芙蓉百岗教学名师、升华育英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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