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生于1937年10月，家庭富裕， 1938年春家乡沦陷，成为家庭命运的转折点。曾祖母与年富力强的祖父，在我不记事时相继去世。父亲是飞行学员，又是长子，在南京有家不能回。祖父去世，只能由我这个长孙代替他为祖父送葬。家中只有祖母、母亲，她们都不识字，一个年幼的叔小学毕业就辍学，多数时间不在家，很少过问我。我成了无人管束的娇子。
虚岁6岁时，奶奶送我上名闻遐迩的本村大顾家小学。受日寇和维持会的欺压，家境日渐败落，每况愈下。我之爱读书，是因为父亲高中毕业，在家中留有一大木箱读过的书，父亲爱读书的基因通过这些书籍传承给了我。这些书籍内容非常广泛，《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中国文学读本》、《世界文学读本》和很多精美的英文书籍等，我想翻哪本就翻哪本。《中国文学读本》里有一篇写济南惨案的文章，母亲被日寇炸死，月光下婴儿趴在母亲怀里吃奶。这个惨景播下我对日寇国恨家仇的种子，至今仍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读书如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所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知识的增长，不仅积累了知识，更渐渐懂得了怎样做人。我上学时间较少，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上三年级，1946年家乡第一次解放，冬天我生了一次毒疮，差点掉了小命。到1947年暑后，我上四年级，到1948年深秋，家乡再次解放，我上六年级。1949年春，改为春季始业。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放两周秋忙假，我被村农会推荐到区里填写公粮单。毕业后，因全家5口人只有身体单薄的母亲一个人干活，服侍整天咳嗽痨病的婆婆，还要替戴地主分子帽子开会挨批，照顾两个幼小的侄子侄女，实在不堪重负，我就主动辍学帮母亲干活。当年13岁，推磨，种庄稼，推小土车，耪高粱，什么活都干。1951年冬天又被村里推荐到区里，到县里学习填写土地房产证。学习回来，随大顾乡人员分到白布乡授贤街驻地，指导各村填写3周。 1952年春天，考取邳县师范初中班，上了两年半。1954年7月毕业 ，报考运河师范中师，名落孙山（30年后得知因政审不合格被除名），又回到广阔天地当农民。种田，学编芦席，当三个月小学代课教师，还当民校老师。1956年4月考取徐州专署在邳县办的师资短训班，学习三个月。1956年8月转入运河中学速成师范班（速师班）学习一年，毕业后分配工作。1957年8月走上教育工作岗位，成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一名人民教师。 从1994年9月调入徐塘发电厂职工子弟学校任教，政治逐渐宽松，虽然不敢再写日记，但还是以学习笔记的名义开始记一些重要经历，如现在仍然保存的几本“业务学习笔记”，其中一本是1978年11月11日从《中国青年报》开始摘抄的《天安门诗抄》，到11月25日摘抄26首。又如1979年1月13日开始摘抄《陈毅诗词选》、《冬夜杂咏》等几十首，1979年摘抄赵朴初先生的《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1980年后因教初中，经常到徐州一中听课或参加教研活动，如徐州一中语文教研组长张清华，房树民等老师的公开课或经验介绍，都有详细的听课和会议记录。 1981年调入运河中学后的读书笔记现存多本，1982——1983年的读书笔记，就有关于开展“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的通知和推荐书目，1983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2月1日发表过张海迪自述《是一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老一辈革命家向雷锋学习手迹等，我都有读书笔记。但仍有很多极为宝贵的经历没有记下来，成为憾事。直到1985年才开始断断续续写日记，所以1966年5月到2019年之间有20年的空白。在日记即将面世之际，对九旬高寿的史晓风先生为日记题签，百忙之中帮助编辑的徐景洲、吕立言、杨光正、顾大勋、刘企华等诸位友好表示由衷地敬意和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