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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元旦刚过，基本完成了县政府的基建任务，也积累了一些施工管理经验，于是县里又安排我筹建县卫生院（它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等职能）。省卫生厅通知，在南京召开全省卫生系统基建会议，会上确定县医院的规模、投资和选址。投资5亿人民币（旧币），法定病床40张和200人次门诊，占地十五亩，由徐州设计室负责设计(当时设计不收任何费用)。徐州市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徐方策工程队负责施工（“徐方策”时为全国劳动模范）。由于领导的信任，我担任医院建设的主角，工程、财务一手抓，可谓大权独揽。当时对权的概念不是现在观点，认为权就是责任，就是任务。对国家的财产，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一尘不染。由于建设是包工不包料的方式，三大材（钢筋、水泥、木材）都要有国家计划指标，如木材计划需要到上海铁路局要车皮计划，核准后再到江西森林工业局樟树储木场发货。基建项目都是砖木结构，因此用木料量非常之多，仅5亿元（旧币）的工程，用木料近百立方米，装了两节火车，全部是一、二等杉条和圆木。在用料方面如果规格不对路，还要到当地木材公司购买或调剂。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建成门诊病房、职工宿舍、厨房等。当年八月，正值发大水时节，住在老邳城医院的工作人员，从邳城河乘船顺流而下，安全地住进新家，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医院。到了1958年，国家又投资7万元人民币，扩建病房手术室、x光设备以及职工宿舍等。医院的规模已达到110张法定床位，门诊700人次，成为邳县及周边地区一所综合性医院了。至此，建设卫生院的使命己经完成，正式更名为邳县人民医院，并将防疫站、保健所等部门分离出去，单独建制。
在基本完成建院任务后，组织上决定我留在医院工作，并任总务股长兼总会计和院委会成员。院委会成员由五人组成，即三位院长和医疗股长及本人，他们四位同志资历都很深，均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有的在建国之初就是县税务局的一把手，在白色恐怖的白区里做多年地下工作。张焕亭院长和刘文章股长在部队就从事医疗工作，在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度过的，55年转业到地方。唯我工作仅5年，算是个小弟弟了，时年24岁。我们五位成员中，他们四位是：张振乾、张焕亭、张印潭、刘文章，遗憾的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先后过世了。在医院工作四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完成基建扫尾工程和添置一批急需的医疗设备之外，逐步健全完善财务管理和后勤生活保障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1956年徐州专署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全区财务大检查，邳县卫生院被评为先进红旗单位。在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上一丝不苟，如一位院长赴南京短期学习，按规定只报销往返一次车票，而该领导擅自回家，在财务报销往返车票。经审核违反规定，该院长在院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退回票款。在基建方面，从未有吃吃喝喝，拉垃扯扯，经济结算往来，清清白白，没有丝毫徇私舞弊行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每想到那时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工作精神，总感到很骄傲。在财务管理工作中，最难处理的就是病人欠费问题，当时医院为人民服务宗旨是：“对病人如亲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患急症者即使无钱也得先予以抢救治疗，因延误治疗而造成死亡者，要追究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因此，常出现病人欠费逃跑的事。由于群众生活困难，又没有医疗保障，欠费逃逸与日俱增，虽经民政部门核销一批困难户欠费，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为此院里组织一班人，深入村户收欠，农民兄弟大都通情达理，无奈由于其贫病交加，实在无力偿还，只有呆帐，最后还是政府从财政经费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给予补贴，不足部分只有褂帐。还有件小事值得回忆：有一位官湖人叫汪世春，他在建县政府基建工地干临时工，工程结束后，他要求找点事干，我把他介绍到医院看大门。1955年卫生部号召西医学习中医，行政勤杂人员皆要学习针灸，老汪学习很认真，掌握了几个简单穴位针炙理论。有天下半夜，有十多人抬来一位腹部疼痛难忍、翻身打滚喊叫不绝的一位病人。由于值班医生脱岗，病人又那么急，老汪根据白天学的针炙知识，找准穴位只扎一针，病人立即停止疼痛。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病人可以下来行走，患者及其家属感恩戴德地说，到底是大医院汪医师(看大门也穿白工作服)，只用一针，就把俺的病治好了。以 后又送来煎饼、山芋，感谢救治之恩，又拜认老汪为干爷。听到有人反映后，我们批评老汪不应该收病人的礼物，更不准拜干亲，搞四旧哪一套。老汪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按礼物折价退还，并向病人家里道歉。通过这件小事，使我们了解农民兄弟缺医少药和他们淳朴的情感。也反应了我们在政治上非常清正廉明，一尘不染，抓思想工作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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