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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末我来到这个公社卫生院时，连我一共四个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本地青年，卫生院负责人是部队卫生员转业的，另外一个西医一个中医都是本县卫校培养的，数我“学历”最高，在这里可是十八种手艺都得学，我又是唯一的女性，全公社的妇幼卫生工作就义不容辞落在我身上。 我是学习的护士专业，仅仅能够处理正常的分娩。幸亏在县医院时，参加过一些妇产科的重症抢救处治。和我一起从省城下放的妇产科医生是湘雅医学院52级的老资格，（现在成为牛鬼蛇神横扫到另外一处大山深处当农民去了）58 年我们下放到县医院时，县医院的条件可能比不上现在的区乡一级，处理一个重病人常常全体动员，在那个时候我经常给他（她）们当助手。60年代初，他们还不止一次带着手术包，一个四人的班子，到农村的产妇家里做剖腹产。我刚到这里不久，在一个农民家里，就有一个妇女对我说，“我的儿子就是你的老公在这个堂屋里做手术救出来的”。但是他们现在都失去为病人服务的机会。而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却要担负着一个公社的妇女的医疗的重担，深感责任重大。 一天，公社卫生院抬来一个女病人，这个妇女全身浮肿，抽搐不止，十分危急。揭开被子一看，病人身怀六甲，已经足月，心里就有个八开。话不宜迟，马上给她一量血压，血压很高——严重的妊娠毒血症，已经发展为子痫。这是在现在城市已经少见只在教科书里可见的危急重症。 当时的紧张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卫生院在家的几个人都来参加抢救，马上给她先肌肉注射一针镇静剂，再挂上液体。氧气的，没有！液体里加入降压、止痉的药物。我坐在病人床边，一边量血压，一边手拿一本《妇产科急症》——我的上级医生。不会有人来嘲笑我，好在不需要这样检查那样折腾，（因为没有任何检查的设施）所以没有什么检查的数据要考虑，一切凭直接的观察，我和他们轮流守在病人旁边，半小时量一次血压。幸好听诊胎心一直还在正常范围以内，病人的抽搐渐渐停止，血压也逐渐接近正常，病人虽然仍然昏睡，但是也因为用了冬眠药物的关系。 我第一次主持这样的危重病人的抢救，两个人的生命维系在我的手中，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至今不忘。 晚上，病人情况稳定，他们就叫我先休息。午夜过后，值班的医生来叫我，我起床来看病人，只见她烦躁不安，在床上辗转折腾，一检查，原来病人已经临产。我们又忙着接生，后来还用了“胎儿吸引器”，这在现在大概没有人还会用这种原始的器械了。简单地说，就是一个金属的火罐套在胎儿头上，制造负压，像拔火罐一样把孩子拔出来。我只在以前看过这样的操作，经过我们几次的努力，终于将孩子拔离母体…… 这是怎样一个生与死的战斗啊！在这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在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木楼的病床旁边，（没有手术床、无影灯，没有氧气、吸引器…….）我和年轻的医生小杨，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又重新开始。我十分感谢小杨，他永远是我在当时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和亲密战友，从不气馁从不抱怨，永远精力充沛又永远合作默契，只要我能够坚持，他就会支持。我想，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可能坚持不下去。 后来的情况不细述了，婴儿出生以后有窒息，我们给他吸引羊水、口对口人工呼吸，婴儿终于哇地哭出声音。处理好婴儿，又来给产妇缝合切开了的会阴，产妇仍然神志不清，但是已经知道疼痛，开始不合作了，于是几个人将她抵在床上，经过好一阵折腾，才给她处理好，此时，天色已经大亮。 后来啊！当然是母子平安，我们来不及、没有时间庆祝胜利，因为总是有新的任务，新的挑战又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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