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文萃荟的丰县，传统历史文化、古色古香的淳朴乡风乡俗、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正在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为了自身存在拼命的抗争，一些浓醇的丰县味正在发展中逐渐消失，人们欣赏的古丰遗俗渐行渐远。一些被抛弃、掠夺的丰县文化正在成为异地文化瑰宝。 一、刘邦已成历史，感情渐渐淡化 本来，刘邦是丰生沛长的。原籍问题，据说在两个县还产生一些芥蒂。刘邦确实是丰沛人的骄傲。秦失天下，英雄逐鹿，刘邦在丰沛父老乡邻支持下，最终夺取了天下，入据长安，开创大汉朝四百年天下。丰沛均有很多刘邦的传说。作为出生地，刘邦也好，丰沛也好，总有割舍不清的感情。 对于丰县，刘邦的老父亲刘煓的感情更深。刘邦得了天下，封父亲为太上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接到长安安享晚年。但刘煓不久就闹着要回老家丰县。刘邦便请人到老家画图，依丰城原貌，在陕西临潼筑新丰宫（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刘邦从丰县将大批乡亲迁往那里，刘邦自认为，他是让地方乡亲跟着去沾沾光、享清福的。结果造成古丰县人们的亲人离散。据有的资料介绍，当时丰县迁去三分之一的老百姓，在临潼关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丰县。根据《临潼县志》记载，新丰宫建成后，因为造的太像丰县，迁去的左右邻舍自认家门，带去的鸡鸭鹅犬自动归户。西安临潼区新丰镇的很多居民，至今还自称祖上来自徐州古丰县。 丰县人民被迁去这么多人可不是好事。中国人历来最讲究亲属关系，分居两地的家人兄弟、亲朋好友必然相互思念。农闲时节两地丰县人相互走动，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实在困难。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跑到一两千里之外探望亲友，委托前去走亲戚转朋友的亲友顺便代为探望，送一些盘缠钱，代问亲人好，或者返途时送亲友点路费。久而久之，形成了丰县特殊的问候语：“有盘缠钱吗？”“有路费吗？”“有钱花吗？”我一九八四年秋第一次去丰县，在农村这种问候不绝于耳。当时他们解释是丰县人热情、好客、慷慨，没有人能够解释出这是汉高祖大迁民而形成的风俗习惯。而这个问候语标志着丰县人民对大汉朝的建立，对关中经济发展，乃至对汉字、汉语、汉文化、汉民族形成做出的巨大贡献，实在感到遗憾。今天这种问候语再也听不到了，取代的是“你好”等现代的标准问候语。刘邦已成历史，古丰、新丰历史陈迹遗俗渐渐模糊，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现代大潮中更是荡然无存。这个流传两千多年的汉文化之源也在衰退、在消失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二、杏花村遭争夺，原始地无声息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了一首《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为中国的酒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意境，为中国的酿酒事业打造了一个响亮的品牌。但是，杜牧没有 说“杏花村”在什么地方，后世一些地方因为这首诗，争得不可开交。竟然打起争杏花村的京控官司来了，其实他们只是看重杏花村的商业品牌。其中争夺最激烈的是安徽池州、湖北满城、山西汾阳三地。满城因资料不够过硬被首先出局。汾阳大篇幅宣称自己是古代的杏花村，用一些子虚乌有的传说，标榜杏花村先后讹传“绣花村”，更名“尽善村”。池州更抓住杜牧在贵池任两年刺史，一口咬定杏花村在池州。其实没有任何原始史料、遗迹支持。由于没有丰县的参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当然裁决池州为“杏花村”原始地。 池州又是杏花村所在地吗？池州杏花村旅游网上的资料显示称，位于池州西郊的杏花村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著《清明》诗使之名扬天下，邑人郎遂撰《杏花村志》，收录进中国《四库全书》。 世人誉杏花村为“天下第一诗村”。 当然，山西汾阳杏花村的材料大谈什么与杏有关的制酒材料，及杏花开放的时间，甚至连无稽可考的所谓民间传说也作为“证据”，但是史料中至今找不到杜牧在汾阳杏花村的足迹记载。同样池州虽有杜牧任职二年的记录，但缺少杜牧进入杏花村的记载。 杜牧笔下那个杏花村到底在那里?我们还要从杜牧原诗中寻找。能够在雨纷纷的清明时节，体会到路上行人“欲断魂”，要找点酒喝的只有作者自己。牧童指引的有酒店的地方是“杏花村”不是别的什么。杏花村到底在哪里？只能从当时情况来看。 杜牧写《清明》这首诗不可能是池州任职上所写的，前往赴任池州刺史是唐武宗会昌四年九月，离开池州是会昌六年九月改任睦州刺史。均不是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其余时间里杜牧作为当地的刺史，下雨天出去干什么？体察民情吗！是骑马、是坐轿？还要饱受雨纷纷之苦。刺史大人管地出行有没有随从，吃酒难道没有随从服侍，这个嗜酒如命的刺史大人和随从都不知酒家在何处，还要自己亲自询问牧童，池州说法者显然无法解释这些问题。任职期间不可能一个人在雨纷纷的时间去赶路找酒店。况且，杜牧任职池州属于升迁，何“欲断魂”之有。池州也不具备杜牧饮酒作《清明》诗的心情及环境状况。 一些地方“学者”声称杜牧没有到过丰县，其实并非如此。唐代江南及淮河下游去长安，丰县为必经之地。 我们再从三地对杏花村的连续记载，杏花村究竟在什么地方。杜牧，贞德十九年803年生，大中六年852年卒，一般认为，此诗应该为作者三四十岁时所作，把这时作为杏花村的最原始记录。假定杜牧作诗时为公元835年。各地争杏花村，但都拿不出完整的杏花村记载及传承。 汾阳第一次记载杏花村：1922年作家萧湘在大公报发表游记《诗人歌咏的杏花村》一文，文中写道：“原来杏花村是山西汾阳的一个村镇，距县城约三十余里”。民国年间乡绅刘天成所写的《汾阳遗事》记载，“杏花村，多酒坊”。离杜牧的诗作已经一千一百多年了。汾阳说法只能说明民国年间这个地方才称杏花村。但旧中国兵荒马乱、自然灾害严重，人口不断迁徙，村落经常易名，没有任何延续记载情况下，但硬说他是一千一百年前的杏花村显然没有根据。何况杜牧从来没有到过山西。 贵池的记录比较早，清代贵池人郎遂（1654—约1739，字赵客，号西樵子，一号杏花村）编辑了《杏花村志》十二卷传世。被搜入《四库全书》。但离杜牧写《清明》诗也有近九百年，其间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就是近代人写咏吟池州杏花村诗句，也只是用“依稀”、“相传”来叙述。显然只是表对杜牧做过池州刺史。杏花村及酒店无任何史料可查。而《四库全书》选择《杏花村志》一书称：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泛言风景之词，必以一村以实之，则话句反为滞相矣”。根本就不敢肯定自己所写的志书就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而是“泛言风景之词”。 满城杏花村资料更让人啼笑皆非，本来苏轼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称：“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明明早已远离朱陈村的“旧使君”苏东坡说的是曾经的事，不会在前来访友的朋友家乡的这个村。杏花村在朱陈，不在陈季常故乡麻城。苏东坡早已讲得很明白。 我们再看看丰县杏花村，唐代杜牧诗以后，宋代有苏东坡的诗，苏东坡在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丰县属于徐州。 明万历八年（1580年）时任丰县县令的庄诚曾写诗道：“断魂昔日寻沽处，异代而今尚有碑。胜地古来犹有迹，行人今去几多时。年年二月过春雨，日日斜阳照酒旗。好问东风乘一便，牧童歌里泛清卮。”分明是在叙述杜牧的 《清明》诗。并且指出当时“尚有（杏花村的）碑”。 明代隆庆本《丰县志》载：“按《古今诗话》：徐州古丰县有杏花村，东去二十里。苏文忠公题《朱陈村嫁娶图》诗云‘劝农曾入杏花村’。”而《古今诗话》（原书久佚）更是北宋年间李颀所作。清顺治本《丰县志》中的《杏花村》完全沿用此说。乾隆本《丰县志》所记“杏花村，县东南十五里，唐杜牧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即此”。乾隆本《徐州府志》、同治本《徐州府志》、光绪本《丰县志》，均采用乾隆《丰县志》说法。 清代汪灏在《广群芳谱》二十五卷·花谱·杏花：“诗话徐州古丰县朱陈村有杏花一百二十里，近有人为德庆户曹，过此村，花尚无恙。”据民国时任教于史店（今华山镇史店村）的尹子卿先生在讲杜牧诗杏花村时讲，杏花村即本村，村中老人讲，明末村中仍有酒帘高悬，酒馆罗布。盛时有九十九家酒罏，村中央一条南北大路，系当年九十九家酒罏云集之区。这大概是全国记载最兴盛的杏花村。 看来，只有丰县关于杏花村的记载，才是唐代以来一直没有间断的记载。 其余均为千年左右断代，何足为凭？！至于安徽宿州夹沟镇草料场也称杏花村或朱陈村，实属近年人为臆造。留待下文朱陈村辨析。 古代丰县是江南以及淮河下游去长安必经之路。根据《杜牧年谱》记载，杜牧一生至少五次路过丰县。大和十年（835年），杜牧从扬州幕府掌书记赴长安任真监察御史。开成二年（837年）从长安请假去扬州看望、照顾眼睛失明的弟弟杜顗。大中二年（848年）九月，杜牧从睦州（今浙江建德一代）刺史位置上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从建德赴长安。大中四年（850年）,白居易从长安自情外放为湖州刺史。大中五年（851年）升官考功郎中、知制诰，从湖州赴长安就任。五次均经过丰县，难道对杏花村、朱陈村没有耳闻。 特别是杜牧在湖州任上有一首著名的《怅诗》：“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看来风流不羁的杜牧确实在湖州有“欲断魂”的风流债。这首诗最大的可能是大中四年杜牧去湖州经丰县所写的。 三、朱陈遗迹何在？古俗面目全非。 与杏花村同时还有一个朱陈村，白居易在《朱陈村》诗开头即说“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是说朱陈村在徐州丰县，此后宋元明清，徐州和所属丰县的地方志都一直坚持这一说法，但没有明确具体地址。清乾隆《丰县志》记载，因为疏浚河道，在县西二十里的赵村挖出一块朱陈村碑，因此赵庄镇的朱陈村被县人认为是白居易所说朱陈村的所在地。今赵庄有朱、陈二姓为名且相邻的两个村庄，当地认为即朱陈村所在地，并树碑纪念。在众多关于朱陈村遗址的说法中，这是最为靠谱的一个。因为它特别符合白居易《朱陈村》的诗意，在徐州丰县，而且还有乾隆年间记载的出土石碑为证。朱陈村在徐州丰县，自古是没有多少异议的。今虽多地有朱陈村，地方史并无延续记载。偌大中国，重名村庄太多了。那个自称春秋时建村的、最古老的临沂朱陈村，殊不知当时朱姓尚未诞生。 不料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近几年来，徐州不远的宿州夹沟镇草场村，被现代人称之为唐宋时代的“朱陈村”，又称为“杏花村”。对丰县著名的两村朱陈村、杏花村来个通吃。 宿州朱陈村是徐州黄新铭先生近几年考察而认定。黄先生认为：宿州夹沟镇草场村是白居易、苏东坡吟诗的“朱陈村”。“草场村在唐宋时叫朱陈村，也叫杏花村，村中两大姓朱姓和陈姓。明初燕王朱棣北征时，发现这个地方适于屯兵，带着军队在这里驻扎下来，积草屯粮，朱陈村成了燕王的草料场，朱陈两大姓被迫外迁，朱陈村也易名为“草场村”了。后来有家武姓迁此定居，繁衍至今”。并根据：宿州市唯一市辖区埇桥区大龙泉寺，发现了一横卧院中的石碑，是该寺的重修碑记，碑上刻着“大明国直隶凤阳府宿州城北闵子乡新丰集徐王陵西镇头村龙泉禅寺……天启甲子（1624年）立。” 宿州人认为，这地方就是新丰集，唐以前是新丰县。并认为白居易诗里 “古丰县”的“古，故也”，这样建设以死去或故去地名如诗。又称“大龙泉寺”是白居易两次吟诗的“流沟寺”。已经为龙泉寺题“流沟寺”碑文，并立了碑恢复以前的名称。宿州人对“草场村”不叫“朱陈村”的解释是：“明初燕王朱棣征北在夹沟皇垫湖一带养兵十二载，朱陈村被征用为燕王军队的草料场，从此‘朱陈村 ’改名为‘草场村’。朱陈二姓被迫全部迁出，请来燕王之母马皇后（孝慈皇后，新丰集人）之表舅武忠一家来此看管草料。朱陈二家走后，此村便成了武家的天下”。笔者查阅一些史料，对上述说法不能认同。草场村从来没有称朱陈村或者杏花村，宿州历代古籍甚至民间传说根本没有此说法。把这些考证放在历史的大格局中更是风马牛而不相及。显然一些人是提供虚假的资料诱导别人为夹沟草场做出错误的论证。 1、把白诗中“古丰县”说成是“新丰县”即后来新丰集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当地不远的徐州丰县更古，才该称为“古丰县”，存在二三十年的一瞬间的小新丰县谈不上“故”丰县。东魏是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公元534年建国。疆域在河南汝南﹑河南洛阳以东、江苏徐州以北的原北魏统治的东部地区，东魏政权只存在十六年，也只有一代“皇帝”。高欢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傀儡皇帝，即东魏孝静帝。高欢实际掌权期间土地兼并情况严重，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内斗争激烈，外部大兵压境，且屡败于劲敌西魏的宇文泰。东魏政权为了平衡内部势力，设置小得可怜的郡县安抚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在宿州北设立睢南郡，辖符离、新丰二县。这个“新丰县”比乡大不了多少。550年，高欢死后，其子高洋，废掉元善见为北齐。577年，存在二十七年的北齐又被宿敌北周灭掉。北周政权已不再沿用东魏县制，隋统一中国后，于开皇三年（583）正式废除睢南郡。东魏在旧中国正统的观念里，是不被承认的反叛割据的伪政权，所以睢南郡及属县不是被撤、并，而是直接废除。难道白居易竟无视古老的丰县存在，把一个已经被废除三百多年、只存在二三十年、不为国家正统史学所承认的割据伪政权所设立的新丰县为“古（故）丰县”。 2、白居易并未在宿州生活二十二年，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中原大乱，白居易父亲徐州别驾白季庚“寄家符离”，送子女到徐州周围及南方各地避乱。 次年白居易“逃难于越中”。白居易第一首诗《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 就是客居江南，怀念兄弟之作。贞元七年（791年）白居易二十岁回符离准备次年考壬申科进士，与张彻、贾谏等共勉学。其间父亲除襄州(今湖北襄阳)别驾，弟幼美夭亡。白居易自云：“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以致名落孙山。归去襄阳父亲任所。贞元十年（794年）五月父亲病逝，白居易扶灵至符离并守孝三年。守孝满，兄幼文任浮梁县主簿。白居易去浮梁，后家移至洛阳。贞元十六年九月外祖母去世，至次年六月白居易代死去父亲去符离守孝。 《论语·阳货》记载，封建社会的守孝制度是：“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汉以后更量化：居丧三年内，孝子不能在家居住。需要为父母守墓。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穿孝服，睡草席、枕砖头土块，以此表达对父母的怀念。守墓禁忌，不能外出应酬，不能在家居住，不能饮酒，不能吃肉，夫妻不能同房，不能洗澡，不能剃头，不能更衣，春节不能贴红对联。难道还有兴趣且为世俗允许写诗！即便实际做起来管理的轻松一点，像白居易这样官宦之家，也不会再去作《朱陈村》、《流沟寺》等诗。四次到符离总计不是二十二年，而是五年多一点，一次逃难，当时白居易还没有诗作问世，一次苦读迎考，辛苦异常。两次守孝，规规矩矩，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在符离写诗。从此白居易再也没有到过符离。 3、《赋得古原草送别》及“古道”佐证不了夹沟，古道到处都有，倒是“又送王孙去”，怎么能在偏僻荒村呢，应该在京都吧！是白居易在长安谒见顾况所作。唐朝张固《幽闲鼓吹》记载：“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后世宋代尤袤《全唐诗话》、吴曾《能改斋漫录》、贾晞文《对床夜语》、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均做此考证。 同样流沟寺诗作证明不了夹沟大龙泉寺就是流沟寺。在白居易去世前两年，唐武宗李炎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唐武宗下了一道“杀沙门令”，长安城中一夜打死裹头僧有三百多人。至会昌四年丞相李德裕对唐武宗李炎奏书称：“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包括私立招提和兰若即僧居奴婢十五万），得良田约数千顷。其僧尼令隶主客户，大秦穆护、祅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那时佛教寺院已经被一扫而空。大龙泉寺从名称看不类隋唐古寺，疑似明代朱元璋这个和尚马上得天下后多出现的庙宇。白居易没有机会在宿州作诗，这个流沟寺也只能是白居易不知何时去过的另外地方。 4、至于燕王“朱棣北征草料场”之说更是于史不符。朱棣在迁都北京后，曾五次北征，但与南方的宿州无关。所谓燕王北征是民间讹称“燕王扫北”，而实际上是“燕王扫碑”，即扫除祖碑污点即“燕王靖难”。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明惠帝朱允炆即位，对自己亲属藩王严格控制，最终采取“削藩”手段。朱棣一度采取称病装傻逃避迫害。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反抗逮捕起兵靖难。燕王与建文皇帝军队在河北攻防，两年半时间，燕王始终没有突破德州、聊城、 济南一线，并屡战屡败。建文四年四月朱棣不攻城池，直取南京，六月十三日攻占南京。根本没机会在宿州夹沟草场村养兵十二年。夹沟草料场养兵之说的传说属于耳食之言。只能是某一代起义军在此收储粮草。 5、至于“明初燕王征北在夹沟皇垫湖一带养兵十二载，朱陈村被征用为燕王军队的草料场，朱陈二姓被迫全部迁出，请来燕王之母马皇后（孝慈皇后，新丰集人）之表舅武忠一家来此看管草料，从此“朱陈村”改名为“草场村”，朱陈二家走后，此村便成了武家的天下”。又称：“据朱德时介绍：宿县东北地区，时村一带，明代初年尚属湖泊沼泽地区，燕王曾在此屯兵。最初有朱、陈二姓从外地迁来，以打渔为生，后来朱姓渐旺，陈姓外迁，始有附近的陈楼村。目前朱姓占全村居民的四分之三，陈姓一户也没有。全村共有五百余户，二千三百余人。清代居民为防盗，曾筑寨墙，东西寨门上各有四块方砖刻的字，东门上刻“紫气东来”四字；西门上刻“朱陈古村”四字。毁于1958年。” 前后说法矛盾，前者说燕王屯兵于此，朱陈二姓被迫迁出。后者云明初为属湖泊沼泽，燕王屯兵后朱陈二姓迁来。至于陈姓外迁、寨墙、“朱陈古村”均无遗迹可考，正史、野史、地方史、传说等都没有任何记载。明史及各种典籍更无武忠其人。且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其母亲的表舅恐怕活不到朱棣靖难的1402年吧。且建文、永乐与所谓“武忠”是同样亲戚，怎么会能厚此薄彼！ 6、苏东坡不能到宿州夹沟劝农。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仅二十三个月。其中熙宁十年七月大水。十七日河决曹村，直到十月十三日水才止住。次年二月朝廷“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发常平钱米，改筑徐州外小城，创大岸四”。并于“东门为大楼垩以黄土名之曰黄楼，以土实胜水故也”。“八月癸丑，楼成”。“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 而符离自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划徐州的符离、蕲县，泗州的虹县初建宿州。宋代符离县属淮南东路宿州所辖”。符离一带自此从未复归徐州管辖。治水、筑城占去苏东坡徐州任职的一大半时间，剩下几个月时间还有大量公务，偌大的徐州就跑不过来，哪有时间去宿州管他人瓦上霜！毕竟朱陈村、杏花村均为当时影响不大的小村落，对于日理万机的知州苏东坡来说反正都在徐州，丰县、萧县各自有界线、归属观念，对徐州来说就没有这种观念了。因此在丰县、在萧县难免搞错，因此苏东坡把历代都有记载的丰县的朱陈村、杏花村说成在萧县也不足为奇。另一种《苏东坡诗》注称：朱陈村“在徐州丰县，离县远而官事少，…无旅行役劳，民多寿”。 7、至于只有草料场是山区符合白居易诗，丰县不是没有山，只不过山少一点罢了。唐宋时期，丰县尚有华山、岚山、驼山、白驹山。诗词文学作品中有真实与虚构的部分。在军阀割据的时代，难道“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不是虚构吗。明显是受陶渊明《桃花源记》影响。苏东坡诗：“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朱陈使君是泛指徐州、丰县一带，苏东坡是徐州知州吗。只能说明这个“旧使君” 管辖范围包括朱陈村，而宿州夹沟草场村不在徐州知州管辖范围内。 8、本来丰县文化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朱陈二姓均为丰县大姓。西周初年，曹挟在邾建立邾国，辖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地，是一个小国。在“春秋无义战”年代，邾国为了国家生存，得不依附于周围的鲁、齐、 晋、宋、吴、越、楚，保持平衡。国人先后被鲁、吴、越、楚掳掠，国内矛盾 突出，居民大量逃亡，但他们没忘邾国。当邾国灭亡后，他们去掉“邑”以“朱” 为姓，纪念失去的国家。故下邳、丰沛、盱眙、泗洪、一带朱姓都是一个主要姓氏。陈姓自胡满公，被周武王分封于陈(今河南淮阳)，由于后来的陈国国君不能励精图治，臣子也不能赤胆忠心匡扶社稷，君荒于上，臣嬉于下，政治腐败，国势很快便衰落下来。公元前479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杀掉陈国最后一位国君陈闵公，陈国灭亡了。陈亡后，因陈国后裔陈完在陈内斗中，避去齐国，改为田氏，已经夺得齐国天下。国人大量流向齐鲁，丰县一带留居很多陈国人。众多朱姓、陈姓，故丰县称之为朱陈村的不可能只是一个村。 这些朱陈村风俗习惯也不过大同小异。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村落均惊人的雷同。至于哪个是传闻千年的朱陈村，只有丰县人自己知道。白居易虽然用想象、夸张手法写出的诗，必然有他的原型。已经成为丰县文化的精髓之一，超越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陶渊明文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当时的“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白居易文却是实实在在的丰县朱陈村。也是封建社会人们向往的理想社会。很多地方村落有类似丰县朱陈村的风俗习惯。类似朱陈村不能代表他就是朱陈村，更不能以此取代而消灭丰县的传统文化。 四、华山掘为大坑，梁祝原型不存。 过去进入丰县地界，就远远的看到一座山，这就是东华山或者丰县小华山。一九八六年我去丰县，虽不算高的华山耸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凸显的十分威武雄伟。可惜黄河多次泛滥，携带大量泥沙堆积山下，越积越多，山就变得越来越矮。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建设需要石头，丰县最缺石头。农民不断开山采石，从根本上毁了华山！也毁了华山临近的岚山、堕山，丰县有山的历史彻底消失了。而今东华山变为东华池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华山虽不高，但其处于地势显要。远古炎黄族团及东夷部落融合点，历代兵家交通、攻防的要道，现代苏鲁豫皖结合部。因此产生很多动人的故事。这些都是华山的灵魂、丰县的精髓。丰县同时又是全国最著名的人口输出县。随着人口的输出，丰县的文化又传播各地。如镇江也有个华山村，二〇〇八我去镇江，到了位于镇江新区姚桥镇的华山村。镇江华山以三大古迹闻名，其中张王庙祭祀大禹的大将张勃显然是后人臆造。村中有一棵一千五百年树龄的张天师手植银杏树。张天师是丰县人，从第四代张天师居龙虎山。但无论天师张道陵本人及以后传承天师，均没有到过镇江的记录。只能说在镇江定居的丰县人或者道教徒崇敬张天师所为。 华山村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古今乐录》载：“《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 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女子唱的为《华山畿》第一首，共二十五首。历代文学把《华山畿》定位为《南朝乐府》，也确实为《乐府》声韵。但镇江一带南北朝以前唱的是吴歌，《华山畿》二十五首根本不像吴歌。两者区别很大。吴歌受以屈原为首的《楚辞》影响，不同于北方歌谣，故孔子删纂《诗经》，独不取楚风。二十五首南朝乐府声韵，足见《南朝乐府》是吴歌受到来自北方《乐府》的影响，而产生的新的变体。 我们再看看《华山畿》的“畿”字怎样解释，古代称靠近国都的地方为畿如京畿。华山畿当然是靠近华山的地方，而镇江姚桥仅仅有一个名叫华山村。产生《华山畿》只能靠近华山的畿。是不是丰县人把《华山畿》，带到了吴下， 影响原来的吴歌呢，答案是肯定的。西晋经历“八王之乱”，国家衰败。北方出现少数民族崛起，形成“五胡乱华”，士大夫阶级纷纷逃往淮河以南。东晋统治者为了解决逃来的北方士族与当地的南方士族的矛盾，在南方设立一些北方士族侨居南方的“侨郡”。北方州县在南方侨居的州县。就在京口（今镇江）设立了南方侨居徐州。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开始把淮北原来的徐州称为北徐，治铜山。淮南京口的徐州称为徐州，治京口。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加南方徐州曰南徐，而淮北徐州改称徐。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又把江南京口的徐州改为南徐州，治京口。丰县在北方时原来属于徐州，士族到了江南当然居住京口的南徐州。既然镇江有个徐州，徐州里面也应该有个华山的村落。为了纪念自己家乡，在山清水秀的江南，选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家乡华山的村落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至今无法查证出镇江姚桥华山村，在南北朝以前即徐州人侨居以前的名称叫什么？起源于丰县的道教张天师来搬了，家乡的美丽动听的故事、诗歌《华山畿》必然也带来了。 这个《华山畿》，可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原型，丰县不远的地方山东省微山县马坡乡也是著名《梁山伯与祝英台》之乡。看来《梁山伯与祝英台》应该最早起源于北方，最初的原型来自丰县华山的《华山畿》无疑。清朝初年浙江嘉兴秀水人朱乾对古代诗歌进行多年的认真考证，写出《乐府正义》一书，对《华山畿》是这样评论的：“南徐州，刘宋时淮南地也。云阳，曲阿也。华山当是丰县小华山。《乐录》（即《古今乐录》——笔者注）之说甚诞，未足信。”《华山畿》是民间传说爱情故事。他的原型在丰县一带，“永嘉南渡”移民带去了江南，让江南的山清水秀更给这个美丽的传说增添了润色。演化成了妇孺皆知、流传千秋万代《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也好，《华山畿》也好，本来都是传奇故事。镇江丰富的文化底蕴演绎这个脍炙人口民间故事，为这个美丽的传说完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镇江人资料称二〇〇六年在华山村发现疑似南朝古墓群之一的合葬墓神女冢。二〇〇七年年三月二十九日《华山畿和华山畿的传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为镇江祝贺时，更应该探究一下他的根源。以此挖掘一下东华山的历史文化。 丰县虽不是一个很大的县，但却是一个文化大县。丰县古来就是一个移民人口输出的大县。汉朝得天下，三分之一父老乡亲迁去长安，定居临潼。永嘉南渡，大批士大夫避居淮南，定居京口。秦始皇统一中国，由于暴政肆虐，仅三十六年而国亡。刘邦在丰沛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团结各地精英，重新统一中国。众多丰沛老乡，在朝为官，三分之一丰县父老乡亲西移长安，同各地同胞一起，在最初形成统一国家时期，奠定四百年汉家天下的稳定发展。汉字、汉语、汉文化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奠定了统一的中华民族（汉族）走向。而大多数移民都是“反认他乡是故乡了”。 丰县子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自己的家乡建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浩浩荡荡的黄河之水，带来的泥沙埋葬勤劳勇敢的丰县人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迹。游动四方的丰县儿女将丰县文化传播全国各地，在融合与演变中悄悄消失。 丰县人也太不注意保护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了，叫了千年的杏花村却因张姓人多，杏树成行改俗称杏行村或张杏行。在一些地方纷纷制造子虚乌有名称假称杏花村时，丰县却自己放弃了名称。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当上千年没有杏花村记录的贵池、汾阳，在没有任何依据提出杏花村时，一九八六年版本的《丰县简志》竟说：“中国的杏花村是很多的，杜牧诗中杏花村到底是指哪一个？各说证据皆不确绝，今已无法考证”。在汾阳、贵池、满城打起杏花村官司的时候，唯一有一千多年完整的历史记录、最有资格的称自己是杏花村的原始地的丰县，竟然缺席，却当起局外人来了。老祖宗的记录不相信，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不坚持，自己打起退堂鼓来了。 同时，自然资源十分缺乏的丰县人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下一代。丰县高中，长期以来在周围地区教学质量、输出人才名列前茅。丰县历代走出的这么多中华民族精英，又对丰县的经济文化建设有多大的返哺贡献。而南朝刘宋政权的开国皇帝刘寄奴，出生而母丧，寄居下邳外祖父家。后来做了皇帝后，还免除下邳三十年国税皇粮。现代很多各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名人不是在家乡建立各种纪念馆吗。为家乡经济文化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其实，保护丰县的历史文化对一些走出丰县的文化精英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回家看看，查查历史资料，丰县先人留下的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就一目了然。 笔者认为，轻率的对地方文化特色定格，也是造成地方传统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地方的文化特色，是地方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和沉淀。任何以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作为地方的特色文化定格难免顾此失彼，从而扼杀了其他时代、其他地方的优秀的历史文化。 坦率的讲，徐州地区的“南秀北雄、楚韵汉风”文化定格，并没有给传承徐州及各县的历史文化增添多少正能量。徐州之南，早期为楚地，文明之风遍中原时，被视为荒蛮之地，民风粗犷，故孔子删诗书，独不取楚风。北方文化发展，儒家礼乐仁义治国，民风秀丽。而后，中原人南渡，文雅之风遍江南，南方人秀丽。彪悍的蒙古铁蹄介入中原，北方人强悍。秀与雄只是相对的。 楚汉在的徐州共存文化是战争文化，何风韵之有？历史上先秦楚、西楚在徐州均存在很短时间，楚风不可能是徐州文化的主渠道。汉的出现时已经天下统一，汉文化成为全国共性文化，全国共性文化同等不了徐州及丰县特色文化。与其说徐州特色文化，倒不如以气功保健、饮食为主的古彭文化是徐州文化的源头。丰县特色文化倒不如说是汉源文化或华山文化，至少大汉之源来源于丰沛文化。中国古代就有十里路不同俗的古语，上下一致的诸如“楚韵汉风” 只能抹杀各地的文化特色。当哪一个人发表个人观点，当然允许人家对，也允许人家错，要尊重人家的辛勤劳动。诸如朱陈村的认定，但众多“学者”、“教授”不加分析，一股脑的欢呼认同，使一个令人尊重的诗人、文化态度严谨的文化人失去自我完善严肃规范、进一步考证的机会。这些“学者”、“教授”的文风，不能不说是现代史学界、文学界的一个悲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