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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公众号穷装逼 北上广深大概只占全国面积的0.33%，加上新一线城市，也只是占了全国面积的3%。在剩下的97%的土地上，有着约300个地级市，3000个县城，40000个乡镇和66万个村庄。全国约84%的人在这里消费，生长。  县从哪里来 中国的县城上演着最真实的中国故事。要理解这些故事，得从很久很久之前说起。自秦代推广郡县制以来，中国的“县”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 古时城郭沿着交通干道分布，但交通不便，除了华北、东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广大的平原，其余的县城大都位于通航河流沿线及山谷间的驿道。 比如沿着汾河河谷分布的山西县城，沿着丝绸之路分布的河西县城，沿着长江上游各大支流分布的四川县城和沿着丘陵山地低处分布的浙闽县城。  川菜流派地图，沿河分布的县城形成自己的餐饮文化 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云南丽江，四川阆中，安徽歙县，山西平遥，除了丽江其余都是县级建制。 人，是县兴盛的根本。 两千多年来人来人往的商道、粮道和兵道大体构成了中国县城的地理布局。 这些传统县城在千年的兴衰交替间活了下来，若是去查他们的历史，每一座县城都会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发过光。 现代交通布局和发展规划的因素把大多数县城的命运洗牌，挨着都市近的的，区位好的，得利；生不逢时的，只能成为偏远山区，人口流失，逐渐凋零。 除了传统县城外，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崛起的工业，也带来一批资源型县城。他们大都分布在东北、华北广袤的平原上，也有的身处西南和中部复杂的地貌地形中，国务院颁布了三批共69座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慢慢“死去”的城市 图片来源：网络 这些凋零的城市历史并不没悠久，新中国崛起的历程中功不可没。不少城市都因移民而兴起，资源枯竭后，移民又纷纷外迁。 人没了，城就没了。不被当代机遇所光顾的县城，正在慢慢被杀死。 离家的青年 当代县城挣扎在传统与现代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是农耕文明，地里长出食物，养育了人，即便县城“不堪”，人与地，人与城，也是有感情的。 这种情感连接与大城市的都市文化不同。  在一线城市生活久了，会听见许多有趣的声音：“怎么还会有人不会使用智能支付啊？”“月薪3000可怎么活？”“这年头谁还不用Iphone？”这些声音也是最真实的声音，源自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 本来这些声音仅属于城市的圈层，但当代信息媒介发达，加之互联网无限程度地放大精英的话语权，使得这些原本真实的声音变得扭曲，成了虚伪，成了“何不食肉糜”。 华北浪革的这首《县城》B站刷屏，有才华的县城年轻人们通过自己的镜头展现自己的家乡，我认真的翻阅了每一首根据这首歌而做的视频，认识十几个我不曾听闻的县城。  没有在县城真切生活过，是我目前人生巨大遗憾之一。听不见“城”的声音，还好能遇见“人”的声音。 我想有一段县城的生活经历。每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真正从县城和农村出来的朋友时，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以幸存者偏差的心态在“作”。 “要是真的生在一个封建落后的环境，一切的才华和思维都没办法展开，你可能会拼尽一辈子逃离。”  的确，我对县城的印象完全停留在不切实际的文学作品中——莫言的书、贾樟柯的电影和五条人的音乐。 有些难以想象的残酷真实直击我心。混乱的社会治安、破败的城市街景和腐坏的人心，原本我也认为这一切皆是文学创作，长大后方知即便有文学加工，其核心也源自真实。 真实，残酷也温暖。  生活在残酷“真实”中的人们也带着最“真实”的温暖，在无序中建立起秩序。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公平，人们对“真实”的诉求越低。每个人都得彬彬有礼，带上面具迎合整个社会机器制造的规则，时不时得压抑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 我们真的已经厌弃了过度商业化带来的趋同。 在这种社会机制生活久了，我想不少人也会及其想念那些曾经主流所鄙夷的混乱无序。不僭越社会底线的前提下想放肆就放肆、想骂人就骂人、想大声吼就大声吼，摘下面具，颇有快意恩仇的江湖侠气。  可惜，这一切都停留在我从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以及自己短暂停留时的经历，依然片面且不够深刻。 于是我采访了许多在县城生活过的朋友。 他们来自闽北、华北、川渝、西北、荆湘等全国各地。我得到的答案都无一例外——关于人情的怀念，还有关于经济矛盾、理想抱负的纠结。  县城的土壤是人，养育了浓厚的人情。人与人的链接永远是县城的主旋律，对于生长在那里的人来说烟火气与人情味都是唯一且不可变的。 有人认为县城是一棵树，每座县城都有自己的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陪伴一代人的成长。县城不大，树上开花结果时满城飘香，它代表着一座县城的风骨和特色。而树下还有很多人，孩童、老人他们最忠于县城的树，年轻人呢？带着树根、花香，走出县城了。 时代铸人，时代造城，也有一些县城的朋友不必远离他们的“树”，只需要到隔壁“树”下打拼，若是累了，踏两步回家便是。这些县城分布在省会或大城市周遭，既可以享受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也能时不时回到半小时开车到尽头的小县城回味树下的温暖。 还有人拼命地想要逃离县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不但在县城得不到满足，还容易被闲言碎语和过重的传统气直接重伤。逃，远远地逃，永远不要回家。他们怀着一个悲情的心态来到大城市，在冰冷的都市中摸爬滚打，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状态。此时他们也怀念曾经那个痛恨的“县城”，竟有一丝丝的怀念，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我的朋友们说出了三种县城青年不同的声音。  县城青年的话语权缺失，没办法以“月薪2000”“小城青年”等不抓睛的字眼在互联网上占据强势地位。 县城青年的生活更有想象力，相对而言，他们的人生不必在出生时就被单一的人生模式绑架，既可以选择到大城市生活，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生活。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选择便是自由，从这点来看，县城青年的自由程度比大城市的孩子更广阔。 没有县城 万万不能 如果说县城青年的生活状态代表了精神层面的主要矛盾，那县城的长辈们则一辈子为了经济矛盾而挣扎。 我是吃货，对我而言，没了县城，生活少了一半的乐趣。 拿我的家乡四川省来说，除了被成都打出名声的大牌川菜外，我更偏爱梓潼片粉、富顺豆花饭、江油肥肠、乐山钵钵鸡、中江挂面、什邡板鸭和双流老妈兔头。 县城的生活节奏慢，真正把生活融入生活的也只有慢节奏的人们。他们可以花费一天的时间在食材处理和味觉烹饪上，以本地的物产做出最具特色的食品。到了大城市，这些小吃往往进行商业连锁化，消费升级成为卫生又靠谱的品牌。 当你坐在北上广深的高档写字楼办公时，打开外卖软件，里面总有一些比较熟悉的餐饮字眼——兰州拉面、杨国福麻辣烫、沙县小吃…… 这些餐饮品牌的背后挺立着一座座县城。 市面上的兰州拉面并非全部都是兰州人奔波四海开的，反而大都有青海化隆县的身影。 化隆回族自治县位于青藏高原北麓，很早就是国家级贫困县。1988年，首家化隆拉面店在厦门开业，如今已经遍及全国271个大中型城市，数量1.5万家，全县从事拉面行业的人数近11万，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该县12万贫困人口已经脱贫，其中9万人靠着拉面产业。 因为穷，而拉出了一个品牌，拉动了一座县城。 网传麻辣烫双雄张亮和杨国福是亲戚，真实如何不得而知，但两家麻辣烫都源于同一个县城——黑龙江省哈尔滨宾县。一种四川特产，跑到东北扎根，演化全国品牌，这也是所有县城面临的经济矛盾带来的结果。 东北经济持续多年低迷，下岗的工人们有大量无收入时间，要么去搞烧烤，要么去搞麻辣烫，据说张、杨二人就在其中。 通过结合东北本土特色的改进，一时间获得口味受众的广泛提升。他们带着县里的老乡们奔走四海，在一线城市的张亮麻辣烫和杨国福麻辣烫，你总能听见店员的一口大碴子味。 大城市的消费层次多元，从最低端几块钱的一碗面，到上不封顶的奢华顶级大餐，应有尽有。对于在大城市打工的底层来说，沙县小吃可是救命草。 如今的沙县小吃有两万家店铺、六万多从业者，每年70亿营收，其创始人竟然在当年负债逃亡，在厦门的路边自己搞起家乡小吃，最后基本带动了整个县的发展。 在福建三明市沙县本土，每年的12月8日都会举办中国小吃旅游文化节。 县城的经济矛盾，让数以万计的人背井离乡，造就了大城市丰富多元的消费水平。除了餐饮，还有很多听都没听过的小城，在我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 湖南省常德市新化县，20万人从事打印行业，2010年北京高校抽样调查显示，大学里65%的复印店都是新华人开的； 河南省许昌市，号称假发之都，在北美和非洲的市场上拥有20%的占有率，奥巴马夫人和碧昂丝的一些假发都来自许昌； 浙江省温州市青田县，全县人口55万，其中有33万华侨旅居世界各地，其中以欧洲为主，青田人在欧洲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当之无愧离欧洲最近的县城； …… 类似的县城还有很多，这些县城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商业分析经常避免谈“穷”出来的品牌，一来这些品牌缺乏话语权，二来不符合资本要求，甚至在一些人严重根本谈不上“品牌”。 大咖们都喜欢在成功之后讲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的故事，冠之企业文化，拿来做品牌价值。以一种成功者的姿态登上舞台给自己的品牌增值，这的确无可厚非。 但县城品牌总是低调的，他们生于经济矛盾纠结的县城中，注定难以光鲜亮丽登上大雅之堂。他们与刚奋斗出县城的青年们一样，成为时代的无面人，淹没在大潮中，默默地耕耘。  我认为这些县城值得被记住，如同县城青年的状况一样值得被关注。 即使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请记住“没有县城，万万不能”。 麥克 宗教/文学/文博/旅行/语言 没有定位的烂写手 敦煌学爱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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