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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年号万历，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创造了明朝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军事较为强盛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应当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有其勤政的一面。大明王朝，自朱元璋开始就实行了经筳制度，即组织经传和时政学习，这也是提高皇帝和大臣们治国理政能力素质的重要方式。朱翊钧即位之初，根据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目的是让朱翊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朱翊钧也非常勤奋好学，虚心求教，颇有明君之风范。朝鲜使臣曾对万历皇帝朱翊钧执政前期的好学勤政颇为称道：“《四书》《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毕读，自近日始讲《左传》。百司奏帖，亲自历览，取笔批之。”“因闻皇上讲学之勤，三六九日，则无不视朝，其余日则虽寒暑之极，不辍经筵。四书则方讲孟子，纲目至于唐纪，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讲迄，各陈时务。……虚心好问，而圣学日进于高明。下怀尽达，而庶政无不修，至午乃罢，仍赐宴于讲臣，宠礼优渥云。呜呼！圣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于后日长进不已，则四海万姓之得受其福者。”当时朱翊钧虽年少但头脑清晰，审阅章奏认真，善于发现问题。在位期间还进行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中华疆土，也是可圈可点的政绩。
然而，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没有了约束，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并推翻张居正的改革政策予以清算。万历十五年之后，朱翊钧开始怠政，嫌参加经筳时间长且枯燥无趣。当时首辅申时行为迎合他，便想出“进呈经筳讲义”的懒招，即皇帝不参加现场授课，只看看讲义材料就可以了。而对于每日早朝与大臣们商议国家大事，朱翊钧也嫌耗时费力睡不好觉，便采取通过谕旨的形式处理政事，而非以“召对”面对面认真商议。到万历十七年，朱翊钧干脆废除了早朝制度，甚至皇帝必须参加的太庙祭祖活动也不亲自参加，“日夜纵饮作乐”。朱翊钧对批阅章奏非常头疼，申时行又想出“章奏留中”的法子，于是大臣们的章奏可留在宫中待阅，章奏常被搁置在宫中无人问津，一些大事要事无法得到及时处理。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朱翊钧最后索性不再接见朝臣，近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录、升迁、丁忧等需要皇帝表态的人事安排都没有办法进行。由于自然减员，御史台和各衙门人数越来越少，有些州府甚至二十多年没有主官。“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以致刚入内阁的大臣都不知皇帝长相如何，即使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也置若罔闻。1620年，朱翊钧长期酒色无度，病重不起不久离世，其死后仅24年，明朝灭亡。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评价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以致史书评价，“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纵观朱翊钧主政的明朝，可谓成也万历，败也万历。成败之间，懒政怠责的历史教训尤当汲取。
懒政怠责弱化能力担当。万历中后期，朱翊钧二十多年不上早朝，不看章奏，不见朝中官员，不祭祀祖宗，不处理政务，只知在宫中吃喝玩乐、沉湎酒色，可谓严重的懒政怠责。久而久之，朱翊钧的思想层次和执政水平逐渐落伍弱化是毋庸置疑的，也令其之后面对立太子之事、党争和百姓抗税起义等政事束手无策而“甩锅”。正如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在奏折中劝诫的：“若不将大小政务整顿一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复一日，盛年渐往，蛊惑益深，即欲挽不返之势于倦勤之余，亦无及矣。”这也启示我们，习惯懒政怠责必然庸碌低能，抱守为官不为必然降格落后。只有学习勤钻研，岗位多尽责，工作敢闯试，才能实现素质提档、能力升级、作风过硬，真正挑得起重担子，啃得下硬骨头，打得了攻坚仗。
懒政怠责堕落党性政德。懒总是与贪、腐、庸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与懒政怠责为伍，朱翊钧的贪财贪色的本性也暴露无遗。与国家社稷相比，朱翊钧“好货成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包和奢华生活：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也让其渐失民心政德。从朱翊钧的堕落轨迹中不难发现，懒政怠责也是贪图安逸、淡公求私的代名词，极容易滑向蜕化变质的价值取向，背离奔跑追梦的时代精神。勤政尽责是党员干部的精神标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需要坚持权为民所用，责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把一心为民作为最强党性，把尽责奉献作为最大政德。
懒政怠责侵蚀执政根基。朱翊钧因少壮勤政，支持张居正大刀阔斧地进行吏治和赋税改革，实行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成就了“万历中兴”。也因后期倦于朝政，二十多年疏于理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导致国内矛盾重重，党争长期持续，朝政日益腐败，明朝逐渐走向衰亡。同时，朱翊钧“晏处深宫”“万事不理”，使得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加之辽东萨尔浒之战惨败，为将辽东战争每年约四百万银两的庞大军费开支转嫁给百姓，朱翊钧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辽饷”，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不满，掀起反明农民起义。内忧外困之际，加速了明王朝走向衰亡。朱翊钧的勤与懒，关系国之兴衰存亡，也赋予生动的借鉴启示：勤预示希望，懒潜伏危机。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亦如此。奋斗新时代，如果让懒政怠责占据心神、大行其道，就会败坏党的形象，丧失人心民意，进而动摇执政根基。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鲜红旗帜，当勤勉敬业、真抓实干成为时代风范，就能让群众看齐追随、爱党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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