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继新:上一次跟王老师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感觉您一直非常重视一个问题,刚才您也再三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教育中的德育问题,即修身的问题。这确实是值得我们用心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也是把修身放在了首位,是“千里之行”的“始”。道德的优劣左右着一个人的一生,掌控着一个人行进的方向,并影响着周围甚至更广泛的人群和世界。 然而现在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个问题——德育的“假”“大”“空”。人们往往口头上强调德育为先或者追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中却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针对这种现象,王老师您是如何看待呢? 一、人人皆具良知 王崧舟:正像您刚才所讲的那样,学校的德育确实存在很多弊端。比如说:内容上比较假,要求上比较大,措施上比较空,这就是人们经常诟病德育的“假”“大”“空”。对学校德育,我想套用一句政治俗语,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学生这个德育主体的基本判断问题。现在的德育,对德育主体往往是不信任的。因为孩子不好,孩子容易变坏,所以我要好好教育他,我要规范他,我要约束他,我要引导他,我要批评他。这有点像西方文化对人性的一个基本判断,人性是恶的,是带着原罪来的,所以宗教、法律、道德、伦理这些东西都是针对这个“人性本恶”的基本判断来设计的。 我觉得,德育的这个中心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人性本恶或者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人性本善,但是,我们对德育主体应该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即每个儿童都是有“良知”的,德育主体首先是一个良知主体。通俗一点说,儿童不是病人,更不是罪人、犯人,儿童天生具有道德良知。 这应该成为学校德育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教育的基本判断、基本信念。说德育主体是良知主体,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问题、不会犯错,恰恰相反,任何良知主体都是在一次次失误、犯错中觉醒的。他们之所以出现问题,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良知被蒙蔽了。一旦祛除蒙蔽,良知之光就能瞬间照亮他们的生命。 因此,德育做什么?两个字——祛蔽。祛蔽就是祛除蒙在良知上的污垢、尘埃,唤醒主体内在的良知,擦亮生命的本觉,这个是德育的中心,或者说本质。 现在我们德育的大方向出问题了。大前提是不相信孩子,认为孩子是容易变坏的,所以我要去管他。完了,越管越糟糕,越管越分裂,越管孩子问题反而越多。什么原因?因为你没有看到孩子自身是有力量的,自身的良知是本身具足的。 陶继新:刚才您谈的关于德育的“一个中心”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啊!的确如此,最核心的问题如果都错了,出发点都错了,再夺人眼球的方法都将抵达错误的目的地。 记得有一次,偶遇一位家长,聊天过程中了解到,他的孩子在班里是令所有老师头疼的一个孩子,几乎每天都会因纪律、学习等问题被放学后留下。那位家长不无惭愧地说:“唉,他被放学留下是正常现象,要是不被留下反而不正常了。”这位爸爸还说道,班主任老师多次找家长谈话,有一句话令他特别感慨。老师对他说:“你孩子是全班坏孩子的头。”他说:“我孩子是调皮了些,不过,他并不坏。孩子曾经跟我说,他也很想表现好,而且有些方面还是能表现好的,只是因为老师对他印象不好,他总也没有机会表现了。还有一次,孩子不知怎么的,超常发挥,考试考了100分,他同桌是个比较乖的男孩子,却没有考到100分。孩子对我说‘爸爸,我这次不得了,连我同桌这样的好孩子都没有考过我’。孩子是一脸简单的得意,但是我听了真是心酸啊。孩子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坏孩子了。唉!”从这位家长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感觉他的无可奈何。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学校里,尤其是小学里,何其普遍啊!哪个班里没有几个老师的“眼中钉”、同学们的“公敌”啊。试想已经被钉上了“坏孩子”这个烙印的孩子,或许整个的学生时代都将无法翻身,甚至可能像这个孩子一样,在他自己的内心也会渐渐地认定自己的“坏”,并慢慢地真正地滑入“坏人”的行列。 所以,这个核心问题何其关键。教师内在的认定或者信念将直接投射成学生的外在现实,教育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不正是这一现象的实验性研究吗?皮格马利翁效应又称罗森塔尔效应,“罗森塔尔效应”产生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的一次有名的实验: 罗森塔尔和助手来到一所小学,声称要进行一个“未来发展趋势测验”,并煞有介事地以赞赏的口吻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交给了校长和相关教师,叮嘱他们务必要保密,以免影响实验的正确性。其实他撒了一个“权威性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根本就是随机挑选出来的。8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个个成绩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且各方面都很优秀。再后来这些孩子成人后也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干出了非凡的成绩。 显然,罗森塔尔的“权威性谎言”发生了作用,因为这个谎言对教师产生了暗示,左右了教师对名单上学生的能力的评价;而教师又将自已的这一心理活动通过情绪、语言和行为传染给了学生,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教师的热爱和期望,变得更加自尊、自信和自强,从而使各方面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进步。 在这里,教师对这部分学生的期待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受到了权威者的影响,坚信这部分学生就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也正因如此,教师的一言一行都难以隐藏对这些学生的信任与期待,而这种“真诚的期待”是学生能够感受到的。 在小学阶段,对孩子来说,老师无疑就是最大的权威,其地位甚至超越了父母。基于孩子在小学阶段权威意识的发展显示,儿童期孩子的自我评价基本仰赖于权威的评价,也就是老师说什么一般小学生就信什么,包括老师对他的人格、能力、未来发展的评价性认定,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本质上就是老师所说的那样子的。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更完善的青年期,或许基于一些自我发现的学习,自我评价会更加全面客观起来,但是儿童期来自老师或家长的评价依然会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所以,如果在德育当中老师有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孩子性本恶,不教导、不设规矩、不严加看管就会露出坏的本性,那么孩子自然会读出老师即使未说也会流露出来的评价,并使之成为自己成长中的阴影。所以,把出发点设在假设孩子是有问题的本身就是为德育设置了路障。 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进行德育,效果就截然不同了。认同孩子本性的良知,并告诉孩子基于这种良知的正确的行为是什么就可以了,引导孩子成就自己的人生,帮助孩子明确做人的根本,足矣。 良知就是天理,是每个人本来就具有的天性。孟子曾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自然就会亲近他的父母;稍微大一点,自然地尊敬兄长。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两种品德是天下通行的。 大哲人康德说过,世上有两样东西最使他敬畏,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是外在的必然,心中的道德律是内在的良知。佛家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其实就是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与生俱来的良知。作为一个人来说,良知是生命之根,根深才能叶茂。所以,我们要想发展好自己的事业、组建和谐的家庭、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都要在这根基上下功夫。正所谓种下善念,收获良知;种下良知,收获道德;种下道德,收获习惯;种下习惯,收获性格;种下性格,收获人生。可以说,良知是成功人生的基础,一切事业都要从体认良知做起。 王崧舟:德育工作中,教师的影响更为关键。记得白岩松在《人格是最高的学位》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优秀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我想,一个教师,最主要的标志是健全的人格。用自己健全的人格去影响自己的学生、去爱自己的学生。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时不应该挫伤他们心灵中最敏感的角落——人的自尊心。”爱默生曾经说过:“教育的秘诀是尊重学生。”是的,尊重学生!我们说,德育的最高境界是塑造美好的道德人格,道德人格的树立却基于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在尊重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一句话,没有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就没有德育。 陶继新:教师作为施教的主要行为者,需要体认自己和学生的良知。没有这种体认,教师将可能因为平均分、因为班级纪律红旗等而放弃掉某些“差生”,教师也将失掉教学的乐趣,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变成一种苦旅;如果有了这种体认,老师将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不论这个学生表面看上去多么“恶劣”。从而也使自己得以不断处于一种与学生的相生相长的幸福之中。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四颗糖的故事,陶行知先生的内在信念正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良知的”,教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孩子看到他所本自具足的良知,看到他自身所具备的力量: 一次,陶行知在校园里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同学,当即制止,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王友已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没想到陶行知却给了他一颗糖,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瞪大了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对王友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停止了。”接着陶行知又掏出了第三颗糖:“我调查过了,你砸的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陶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我们说大人可以教育,孩子更可以教育。况且孩子本来良知就被遮蔽得很少,只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发掘出力量的源泉,教育就成了一件顺势而为的事了。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中庸》中就已经言明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顺着他的性子去做、去引导,这样学和教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原载于《语文的文化品格》,陶继新、王崧舟 著;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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