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作家陈载暄给我邮来他的散文集《月亮还未爬起来的前夜》，并有意邀我加入他的团队。他目前正在主持译著中国古代名著系列。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婉言谢绝了。虽然这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但我这般年纪是该抛开的了。一来我的古文还没好到那步，若是勉强为之，恐怕耗时长久，反误了自己。二来我想写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那些发生在我身边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却也可以窥见时代特征，从一叶而知秋。若能再提炼点什么哲理来，也许足可聊以慰藉平生。
载暄是位有信仰的人，这让我肃然起敬。因为我深知，有信仰的人即使在无人看见无人监督的时候，他们仍然要对心中的“神灵”负责而坚持善行。所以我认为光靠法律是不行的，在法律效力不达的地方容易滋生罪恶。而吃素几乎源自有信仰的人。载暄是这样的人。在他《素食：悄然兴起》一文中，他指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餐餐不离肉……饮食失当，罹患或者诱发身体内的多年宿疾，难免饱受病痛的折磨。”不仅如此，还源于对其它生命的尊重。事实上，物种之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如果破坏了其中一环，极容易引起连锁反应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这种破坏具有“连续性、累加性、潜在性”，如果我们不加制止，最后灭绝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作者指出，悄然兴起的素食之风是因为适应了不同价值取向者的需求，佛教人士当然是首先的倡导者，此外还有动物保护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健康主义者等等。
然而不管什么主义，素食粗纤维对肠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载暄在另一篇文章《强大的国家》中的见解令人信服。我尤其赞成他这样的观点：“汉民族向来就具有全球性的开放心胸和思想”，只是落后的民族的侵入打断了这一本来领先于世的文明程度，使得中华民族的对外开放显得那么艰难曲折。要知道，中国火器的使用比西方早了许多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足足八十七年，且中华民族早在春秋战国就是“百家争鸣”，没有欧洲那样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以致宋明两朝完全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可惜蒙古和女真民族的入侵，把中国整整拉后几个世纪，特别是满清废弃火器的使用以致近代落到了只有挨打的份儿。
这是野蛮征服文明的悲剧，是值得当今世界警惕的！
当然兄弟民族的加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版图的扩大，白话文的蕴育普及等等。但是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汉民族的属性，士大夫坚持真理的精神几乎没有了，畏首畏足，见风使舵，奴性太强，严重妨碍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中华民族啊，亟需改良！
于是作者在《那个朝代最理性》中提出“当老百姓应在周朝”，我以为然！因为在周朝，要求天子“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反映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一面镜子，讲究德治，以礼治国。周朝的政府官员确实做到了爱民如子，绝不给老百姓超额的赋税和负担，绝不干涉老百姓的自由生活，达到了后来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周朝的礼治，纯粹为促进内心修养，让德行内化，要求人跟人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由此，周朝实现了真正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清明境地”。难怪孔圣人殚精竭虑修周朝礼乐，极力主张“克己复礼”。那时的《诗经》中有“许多篇章都是老百姓自发歌颂国政和民间爱情、生活的颂文，这可不是御用文人们违心的歌颂，是精神、心灵、生活统一和谐的真挚之作。”
可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这一切碾得粉碎。无数的战争造成残酷的血肉绞杀和滚碾，活活扼杀了生机。
作者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后来的不同朝代：
“当武将最为本民族建功立业的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打击侵略，拓展疆土，豪言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在这样的政治、军事最高统帅下，奉命出征的武将们不立功名也是不行了。”而“当个扬眉吐气、昂首自豪的官员，应当是在唐朝盛世当中。当时全世界都被盛唐的繁华所倾慕，不少外国人都来求官、求学，无论中国的哪个民族，在朝廷做官，自然也就自信轩昂了。”
作者认为“当个知识分子，最好的朝代应是宋朝”
可是抑武重文显示出赵家天子的小肚鸡肠，抛弃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最终招致自己坐井观天不说，造成了整个民族的第一次大灾难、大倒退，“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知识分子最后的命运也是悲惨的。
所以我以为文、礼、武要并举，不可偏废，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而我最赞成的是载暄关于“当个思想家和哲学家，最好的时代应是春秋战国之时”的观点，那时候“华夏大地上一面是诸侯的称霸争雄、争权夺利，一面是诸子们的思想百花齐放、各执己说、言论自由。纵观东西方人类的思想成果，除古印度的佛教外，几千年来的所有哲学内容，在华夏大地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们基本上都说完了，尽管后人们讲得再多、著述充栋，其实也没超过百家争鸣的所有内涵。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诸侯们逐鹿争霸，但对有思想、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们却不开杀戒，这是华夏先人们值得我们后人仰视的高度。”这一时期确实是最理性的，那时有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孙子的兵家等等，多齐全啊，汉民族如此发展下去，能文能武，真正才能实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建设保卫两不误。
记得年轻时我曾倍感“经商如同打仗”，誓言“不学孔子学孙子，不读春秋读兵书。”现在看来倒也肤浅了些。
载暄的这本著作厚达三十九万字，可见日积月累之功。其开门见山的散文“月亮还未爬起来的前夜”反映了现代化带来的烦恼和困惑和对过去山清水秀的怀念，烘托出两相迥异的环境和心情，引发我们的反思。
作者也讲了过年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节日的喜庆。其实这是农耕社会幸福的标志，我以为那种幸福感远远大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无情和泛滥，它其实也是中华民族凝聚的传统方式。
在“星光流泻的夜晚”一文，作者几乎用梦幻般的语言写了他和小女儿之间关于蛐蛐的故事，并催眠般地动情写道；“哪一天夜里，我定在这蛐蛐的和鸣中，重弹吉它，弹给妻子和小女儿听。”
相信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家人。
在“谁来捞月亮”一文中作者表达了对我们失去几千年优秀传统盲目崇洋的担心，坦言“不可否认，我们传统文化里，有着禁锢美好人性的负面元素”，提出“我们完全可以吸取好的、精华的营养，将那些糟粕加以改良。”“使我们的社会先进、文明、知礼、祥和。”作者不是将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表现出开明和智慧。
最后作者谈到“施与”，布施会使你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担心乞讨人群可怕地增加”，“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作者关切从根源解决问题，提出对富人加大税收调节，形成整个社会的慈善氛围等等，拒绝空谈理论，“若用‘良知’二字来拷问，只是属于理想主义的奢侈想法了”。
作者在《月亮还未爬起来的前夜》这本三十多万字的书里还讲了许多故事和感想，看似随笔，却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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