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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制度大国，而这一概念的形成，只怕也是来源于中国的皇帝制度。 在常人的眼里，皇帝掌握着国家的一切，皇权的不断扩张，让权力高度集中，让国家没有了民主，于是中国的两千年历史，就成为一部封建专制的皇权历史，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似乎能给我们一个解答，这本书主要讲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治制度存在的方式、原因，以及各种政治制度的雏形与演变、好处与坏处，分别从皇家、政府、地方、赋税、科举等方面进行了讲解，通过作者的讲解，让人对这所谓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又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首先，作者提出了任何时代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必然是历史、文化、现实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脱离了历史所属的时代背景，而单一的去说某一社会问题，那肯定是错误的。 比如，中国的皇帝制度是最受一般人诟病的，尤其再与别国的人民公意或民选制度相比，就更受批评，但中国皇帝制度的产生，其本身就是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因为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国家的疆土面积，早和现在差不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万个农村，户籍人口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这么多的人口，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 如此广的范围、如此多的人口、如此分散的居住，再加之受当时的交通、信息状况所限制，又怎么可能实现所谓的民主选举呢。 所以，在传统的农耕文化和现实情况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皇帝制度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上，是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皇帝制度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政治的自然选择。 由这一事例可知，社会问题的存在，是历史、现实、环境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制度，也往往受到历史、现实、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问题与政治制度是一种孪生关系，他们既相辅相成，也相生相杀。 其次，作者提出某一政治制度的好坏，必须由当时的真实情况来评说，我们不能单凭自己所处的时代，来主观的评论当时的政治，甚至认为只要是封建制度里的所有东西就都没有好的东西，而是要真正的了解当时的情况，从而有一个客观的判断。 比如，在常人的眼里，封建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又因为皇帝集权，而让国家没有了民主，但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从汉代起，皇权就已与国家相剥离。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只有皇族可世袭，别的贵族已不可世袭，皇族虽可世袭，但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其只是一种精神上的统帅，是一个国家的精神领袖。 而国家的一些具体事务，则由国家机构来完成，即国家的政务，均由宰相等政府官员进行管理。 一个是精神上的领袖，一个是具体事务的管理者，这其实就是皇权与相权最早的剥离。 皇权与相权的分割这一点，从汉代政府机构的设立可见一斑。在汉代，当时的皇帝、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而两边的组织，规模、权利各有不同。 汉代皇帝的“秘书处”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前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 而宰相的“秘书处”呢？其共有十三个部门，即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曹，而这十三个部门分别掌管国家的财政、军事、官员、奏章、赋税、诉讼、交通、农桑等各个方面。 这相府十三曹，比起皇室尚书的权利范围大得多，而且权利的比重也很大。由此，我们便可看出当时宰相秘书处组织之庞大，与其职权之广泛。 也就是说，在汉代时，国家的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处，而并不归属于皇帝。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汉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离，其实是皇帝与国家的分离，是皇族与政府的分离，这样的权利分割，在那个时代已属不易，而且这种权利分割方式，也是后来各朝代所遵循的基本方式。 当然，在皇帝与宰相的相处过程中，也存在相互争夺权利的现象。比如，宋代的皇权、相权之争，还有在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从此就废止宰相，并不准子孙再立宰相。所以明、清两代政府都是没有宰相的。 其实，皇权、相权是每个朝代都要面临的问题，而且，自来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君臣父子这一套，是中国传统观念里很重要的一点，在现实与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其皇权必大于相权，只是存在程度上的不同罢了。 而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当时的现实情况，更取决于皇、相两人的个人能力。但皇、相权利分割的行为，就是对皇、相的责、权进行划分，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确立。 而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事件的结果，也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弱化或短期改变了这一基本方式，但皇权与相权的分割，已显现出现代管理的理念雏形。 所以我们不能主观的、一味的否认封建制度下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岂不知，早在汉代，就已经确立了皇家与政府的基本相处模式，而且这种基本模式被延用了几千年。 再次，作者还提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历史、文化、现实的因素，但也都会因时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个制度最早的确立，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其最后的发展，却因为时局的变化，而让结果存在着不确定性。 比如，在汉代形成了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即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这种孝廉制度其实就是科举制度的雏形，只是这种制度最早是一种推荐机制。 这种推荐机制，其用意是在向国家推荐有德行、有能力的人员。这些德才兼备的人，在来到政府后，国家又刻意的对其进行培养，为其今后的从政打下基础。 所以，自此制度形成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汉代皇宫里的官员，就全都变成了推荐来的孝廉了，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官员，就渐渐都变成了读书人。 通过选举孝廉，让平民有了进入政体的可能，又通过学习，让平民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而国家又通过这种举贤制度，让国家机器中的人，不断的得到更新，并且更有素质，同时也甩掉了一些原有的贵族势力，让政权更加稳定。 但这样的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推荐孝廉的权利在地方长官，孝廉的分配权利又在中央，这种选举推荐的最终权利，实际上是在官不在民，那这期间就会出现人情的成分。 另外，古时因书籍的不易得，使得学习机会也有着极大的限制，所以，很多的诗书之家，会因为易读书，而更易接近政治，进而得到更多的机会，这便造成了后来的所谓“世族门第”。 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但就汉代察举制度的最初用意，其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但最终也逃不出环境、时间、人为因素的干扰，再加之中国本来的人情文化，也让本来很好的事情，慢慢的变了味道。 最后，作者提出来，政治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项，人类整部历史没有百年不变的，所以一定没有哪一项制度能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如果这样，那就不再需要后代人在政治上努力了。 只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来制定相应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就需要我们在政治上更努力、更精耕。 其实，历史的演变总伴随着社会需求、社会环境的改变。从汉以前的井田制，到汉代的土地私有；从汉代将皇室与政府分割，到明、清两代的不设立宰相，而致皇室集权；从明代的皇室集权，到时明代后期的太监弄权，再到清代的所谓“吏胥师爷势力”；从汉代由官员推荐的“察举制”，到唐代的自由竞选，即所谓“怀牒自列”。这每一种制度的建立，都是历史进程当时的一种政治选择，而每一种选择，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 但每一种最初的政治制度，在其实践的过程中，又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演变，带来政治制度的演变，不论其是朝好的方面演变，还是向坏的方面演变，这个过程必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么，妄想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去企求一个静态的唯一，无疑是在痴人说梦。所以面对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变，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机械教条，更不能亦步亦趋。 通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我们知道了五个朝代的更迭，有其历史发展的原因，也有政治成败的原因，又通过作者的讲解，知道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也知道了政治制度的复杂性。 同时作者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历史，和其相应的政治制度，我们都应在了解其当时的实际情况后，才能提出相应的历史意见，而不是站在自己的时代，枉自评论曾经的历史。面对历史，我们更应该客观的审视、理解，而不是主观的武断或想当然。 古语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时间缓缓的流转，历史慢慢的累积，时间就是历史，历史又诉说时间。对于由时间累积起来的历史，我们以其为镜，以其为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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