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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自楚武王起共有25王，其中有22王有谥号，楚王的谥号延续了近五百年的历史，已然制度化。不可否认，楚国谥号的主体袭用并延续了西周的谥号行用体例，但是由于楚国独特的自然、政治环境与兼收并蓄的文化观，使得楚王谥号在春秋、战国不同时间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自封为王，臣子议谥，对周王谥号的模仿，给谥宽松、出现了复谥。 自封为王，臣子议谥。众所周知，楚国君主的第一个谥号就是“武”，即楚武王。一般而言，帝王之谥由南郊请谥、百官议谥、进行策封。大臣的谥号由朝廷根据官级、政绩进行赐予。但是，对于有着独创精神的楚国而言，楚武王熊通，在楚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威胁姬姓随国，向周王室请封王号，遭拒之后，自封为王。从楚武王当时所在的春秋初期历史背景下来看，当时的诸侯国在政治上还是尊周王为天下共主，诸夏国家的统治阶级把礼看成生死存亡的根本，并且还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在以此“礼”为前提之下，春秋时期的中原诸国，除楚武王之外，还没有一个诸侯王被封为王，更没有敢于自称为王的列国。王作为封爵制度中最高等级，为周天子专有。因为在春秋时期，列国的邦君相互之间的称呼都为“君”，自称为寡君，群臣百姓对各君主的称呼为“公”。所以在史料中，在各诸侯国的国君去世之后，他们的称号大多是晋孝侯、卫桓公、宋穆公等等诸如此类的侯、公，却没见史书记载中有王这一称号。楚武王自封为王，并通过与西周军事的较量使周王室被迫承认楚王号的合法性，楚自然成为诸侯国中第一个敢僭越称王的人，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 在给谥制度上，楚国也未遵循周代诸侯向“天子”请谥的制度。西周时期，“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然后由天子派遣礼官与之商议谥号，再进行赐谥。例如：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卫襄公死后，向周天子行赴告之礼，且请求赐谥。但是楚国僭越称王，其议谥也为臣子所为。对于楚武王的议谥、赐谥过程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根据其身后楚成王和楚共王谥号的由来，可以推断出武王的谥号也应为臣子所为。在楚成王时，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自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 尽管此事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是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楚王谥号打破礼制，由臣子议谥是毋庸置疑的。同样的，在楚共王去世之前，请求大臣为其赐谥为“灵”或“厉”，但是大臣子囊却与众臣子商议，为其赐谥“共”。根据上述推断，本文认为楚武王的谥号也应为楚国大臣所议，并没有遵循礼制，请周天子赐谥。可见楚人在确立谥号制度之初，就没有把自己放在诸侯之列，至于楚人在先王去世后，议谥之后，是否也像周人那样有一个向上天“南郊请谥”的仪式，则无从考察，就按常理而言，楚巫风盛行，应该有类似的谥号给予程序。 值得关注的是楚武王及谥为“武”的政治意涵。出于对楚武王性情与行为的考察，大胆地做出一个猜测，周武王生活的年代在熊通之前，又是真正的开国君主。熊通自称为“武王”并不是一时兴起而为之，而是他自己潜意识就认为自己南征北略，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周武王有着同样的气概与豪情，有着同样的政治意义，象征楚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开端。建立一个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楚国，即是楚人建立谥号制度的政治意涵。于是自己在“请尊”失败以后，自称为“武王”，后世楚人更有走出江汉北上称霸的志气，所以与西周一样，仍然用“武”作为熊通的谥号。 周王室东迁之后，王室衰微。对诸侯国控制力减弱，各诸侯国独自寻求发展，不断地挑战东周王室的权威，在政治上的表现为以楚国为代表的封国开始自封为王，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多种文化的融合。楚国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确定了东进北略谋求更深层次发展的战略。在不断地征伐过程中，文化上不可避免地进行交流学习中原文化，欲在文化层面上得到中原诸侯国的接受，进而上升为政治层面上的认可。故而，楚国的文化里周楚文化融合的因素很明显。谥号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很好的诠释了楚对周文化的传承。纵观楚王的谥号，不论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代，其对于周王室谥号制度的承袭与模仿痕迹都十分明显，尤其是春秋时期。换言之，周王谥号是春秋、战国时代楚王谥号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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