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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对于命运莫测的剧团来说，是花落花开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借纪念程砚秋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周恩来、贺龙等的明确支持下，中央文化部指令市文化局成立了专演程派戏的青年京剧团，从南京、宁夏特地调来程派弟子赵荣琛、王吟秋，由此中央高层期望的四大名旦剧团的格局总算形成。当年12月30日四大名旦剧团顺势统一改为国营剧团，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并调派一大批戏校毕业生充实各剧团。  国营后，各剧团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完全由国家包下来，在经济形势很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国家共补贴四个剧团七万七千元，1962年计划补贴四万五千元，1963年全年补贴在上半年就超支了。“大锅饭”带来的弊端很快呈现出来，依赖国家、积极性弱化的懒汉行为大量出现，名演员因取消旧式票房的自主权，不满剧团的收支被束缚，屡次向上级伸手要高薪。文化局党组在几年间报告中反复向上呈述：“演员中‘干不干，二斤半’的思想很严重，有些名演员还不考虑剧团收入和国家经济情况，要求增加工资，如赵荣琛现在工资每月500元，已是高薪，而他仍要求提高工资；荀慧生在北京拿文艺一级待遇工资，在河北省戏校每月拿300元，在演出时还和剧团拆账(拿演出收入三分之一)，这样他还不满意，要求增加演出的拆账率。” 令人惊讶的是，刚刚国营不久，1960年市文化局又把四大名旦剧团中的部分戏校毕业生抽出，单独组建市戏校实验京剧团，着眼点在于让毕业生与旧剧团疏离，文化局称之为“不能让老班主老艺人在政治上带坏年轻学生”。为保持原有阵容，又将原京剧院三团分别补充到四个剧团。看上去像是一个简单的腾挪措施，但因成年和青年人的艺术年龄、听从程度的差异，引发了后来诸多的矛盾，让剧团内部不同派别的人为此相争、困扰许久。  当京剧院三团的人员补充进梅剧团时，原梅剧团的人都承认这是党的重视，可以相得益彰。但合作不久，双方的冲突日显突出。梅派老演员与梅兰芳的夫人认为三团补充以后影响了梅葆玖的发展，原三团的人深感委屈，也认定与梅剧团的合并不合适，1961年文艺整风时为此闹得满城风雨。此时在官方文件中并没有读到梅兰芳本人对此事的看法，或许年老的梅兰芳在风波中有意超脱，轻易不表心事。 1963年7月25日，市文化局刘景毅执笔完成的关于整顿四大名旦剧团的请示报告中，简略地汇报了双方争执的要点： 剧团对梅派主要演员梅葆玖、梅葆玥在政治上和业务上还是注重安排的，打炮仗先让葆玖演，安排葆玥唱压轴戏。尽管如此，终究因为是两套人马，不能完全照顾一方，其他主演也得合适安排。因此梅派人的心情总是不够舒畅，加上他们受了一些人宗派情绪的影响，总觉得受三团的气，三团压着他们，关系总搞不好。 原三团的主演李慧芳、叶盛章还有一些中层演员到梅剧团后，与梅派合作一直没有搞通思想。李慧芳说：“有了(梅)葆玖，何必要我？我不在梅剧团戏还可以多演，在梅剧团老让着葆玖，我自己的发展也成问题。”叶盛章说：“在三团还可以有我叶派，到了梅剧团武丑便无用武之地了。”演员周金莲一直批评领导说：“三团到梅剧团，根本就是决定错了。” 梅剧团最近的情况更坏，李慧芳嗓子又长了小结，治了很久，现在才勉强上戏。梅葆玖从去年起就成了长期病号。不少人反映他主要是思想病，加上他怕外出吃苦，更要托病不工作了。梅葆玖老不演戏，一直要非梅派的演员挑着，长期不演梅派戏，空挂着牌子，对内对外政治影响都不好。  对于组织安排中的失当，报告中多有抱怨：“这几年由于人事的变动，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实无法解决，难再维持下去。” 报告中所提到的梅葆玖的“思想病”，成了梅剧团发展中的一个死扣。梅派老艺人对梅剧团与三团合作“老处不好”(市文化局报告的习惯用语)感到不安，同时也对梅葆玖、梅葆玥艺术处境的担忧日益加重。梅葆玖作为梅兰芳的传承人，梅派老人公认他有一副好嗓子，业务上如急起直追可以站得住。但梅葆玖又让老人们着急，他们告诉文化局干部：“梅兰芳死后，(梅葆玖)虽一度想正经地干，但时间不长，劲头又回去了。他……辜负了大家的希望。”(见北京市文化局1963年7月25日请示报告)在老人们看来，梅葆玥虽经过高师传授，但他以女唱生，个头矮小，嗓子窄，很受条件限制。梅派子弟某种程度上的难有作为，对梅剧团来说是一种烦恼的内部制约，构成了一个让人非议的话柄，无形中更加重了流派与非流派之间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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