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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注 | 传承中国文化  “ 九 三 ” 琐 忆 到今年的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整整有七十二个年头了。最初，是把“八一五”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因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日本人宣布投降的日子。当时，我们住在黑龙江省的偏北地区，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有两架中国飞机居然飞到了那里，在小镇上空低飞盘旋了两周，我依偎在母亲身边，清楚地看到飞行员在向我们招手，母亲也向飞行员招手，大街上每个人都欢呼雀跃，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要知道，东北人民已经被奴役十四年了。一九五一年，政务院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从原来的八月十五日改为九月三日，因为“八一五”日本人虽然宣布投降却还没有签字，可见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签字是多么重要啊！不过，我还是喜欢“八一五”那个日子，当过亡国奴的人，谁不愿意把屈辱的历史缩短几天啊！ 一九三一年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因而错过了成为抗日英雄的机会。不过，东北人民并不缺少这样的英雄。当时，有一架日本飞机在我们小镇上空飞过，被人用步枪打中了。步枪的威力有限，飞机并没有掉下来。可是，这惹恼了一个鬼子司令官，他亲自带着重炮，要轰平我们小镇。用马拉着的炮车走到半路的时候，天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的土路异常泥泞，炮车的窄窄的铁轱辘，深陷在泥沼中，寸步难行。鬼子司令官只好打道回府，等天晴了再开杀戒。等到天晴了他却接到了新的任务，带着部队走了，我们小镇有幸没有被毁灭。 我们那个小镇海北镇，归海伦县管辖，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失意后曾驻扎在海伦，他听说我父亲办慈善事业，创立养老院，就与我父亲交往，并常到我们小镇做客，来时就住在我们家。我父亲也敬仰他是一位抗日英雄，曾资助他军饷，这样马占山将军就与我父亲结为异性兄弟。我大姐当时还是个小女孩，马夫人特别喜欢我大姐，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要把我大姐搂在身边。可是，当马将军与我父亲在书房谈话的时候，马夫人却总会把我大姐带到其他的房间；听大人们讲话，传出去可能惹祸的。 后来日本人让马占山将军当伪满洲国的国防大臣，并予以公布，当时画报上已经把伪高官们的画像印上了。马将军当然是拒绝了，但画报来不及重印，他们只好在马将军的画像上面，贴上继任者的画像。（目前网上给出的伪满洲国高官还有马占山的名字，依据的是日本人最早公布的名单，显然错了。） 这时候马占山将军只能实行他酝酿已久的计划：沿着中苏边界，到关内去继续抗战。他走的第一站，仍然是我们家。他知道我父亲身体不好，不能跟他同走，就把不方便带的一些物件，放在了我们家。日本人得到马将军离去的情报，就派飞机追击，在我们镇上空不断地盘旋，见人就扫射，其实马将军此刻已经离开这里了。我父亲想看看外面的情况，刚推开房门，一梭子子弹就从空中打来，他紧忙退回到屋里。后来父亲想看看时间，往兜里一掏，怀表不见了，这时才发现原来兜已经被子弹打穿一个洞，怀表掉在了地上。如果他多迈出去哪怕是半小步，这个世界当时就没有他，以后也不会有我了。真是吉人天相啊。据大姐说，马将军走了以后，父亲整天锁着双眉，在四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当时太小，还没来得及记住他的摸样。他若是多活几年，也能看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了。 我曾经和别人探讨过，人们为什么管日本叫小日本？老人们告诉我，“九一八”日本鬼子刚过来的时候，一个个驴球马蛋的，个头大多不超过一米五、一米六。后来日本人长高了，他们说是因为战前有中国留学生，像蒋介石、郭沫若那些风流人物，战后又有美国大兵驻扎，日本人自己拍摄的电影《人证》，可资佐证，种种方面撒下了多情的种子，都成了日本人的增高剂。我认为他们国小、人小，所以当时管他们叫“小日本”，这是写实，含有藐视的意味。至于后面关于他们长高的那些话，就属于推测了，没有翔实的数据支持，不一定准的。 日本人在占领区实行的是奴化教育，对于这一点，我曾经有几十分钟的亲身体验。 在日本鬼子垮台前，我已经到了可以入学的年龄了。已经开学一些天了，母亲忽然让大表姐带我去上学。受哥哥的影响，我是不愿意上学的。哥哥常对母亲讲述一些学校的事情，如某老师把某学生的手，用戒尺打肿了，等等。有一年天大旱，日本人要求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去庙上求雨，母亲听说学校也组织小学生去求雨，就说了一句“真是胡闹，太荒唐了”。母亲在大学里学的是教育学，也当过某女子学校的校长，虽然她后来辞职了，镇上的人仍然尊称她校长。在她的教育理念里，是绝对排斥让学生下跪求雨这一做法的。事后哥哥也许是为了表功，他对母亲说，他没有给泥菩萨下跪，只是蹲在那里假装下跪，而一些不愿意下跪的学生，都被一名体育老师踹趴下了。日本人实行的是法西斯教育，老师打学生和警察打百姓一样，是没有人权组织出来说话的。我对学校产生了畏惧情绪。 大表姐是母亲回娘家探亲时，从农村老家带出来的，一直住在我们家。母亲介绍她到学校当教师，这时已经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了。她把我安排在教员室的一把椅子上，就去校长室开会。我的座位离门比较近，看到那些来取送作业的班级干部，都要站在门前，先翻一通日本话，才能进屋或者离去。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觉得这学校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好。后来给我分了班，因为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别人都能背诵《国民训》，“天照大神”什么的，我一句也不会。还有日本国国歌，我就记住一句“吉米哥有娃”，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吉米哥”是谁，他的“娃”是男娃还是女娃？现在我一听到它的那种缓慢的催人入睡的旋律，就感到很不舒服，即使画面上出现的是有我国领导人在场的盛大的欢迎场面。顺便说一句，伪满洲国管广播电台叫放送局，这是日本化的一种叫法，现在我一听到有的主持人故作时髦地在那里“放送”“放送”的，我就想骂人。可是又一想，他们都是一些不谙世事的孩子，就像某影星把某国旗披在身上，用以炫耀自己的无知一样，我们虽然感到不舒服，但也许不应该太责怪他们。 我的同龄人听我唠起那时候的一些情况，都感到有些奇怪，他们说，“我怎么不记得那些事情呢？”我对他们的“不记得”也有些奇怪。后来一想，这也许和熏陶有关，我常听母亲与人谈话，在那个年代，他们关心时事，是从不把萝卜白菜当做主要话题的。 不过，我并没有在学校真正接受奴化教育，这一天学校并没有正式上课。全校师生要列队到火车站去欢送两名年轻的教员入伍，就是自愿去当伪国兵。当送行的队伍走到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我就突然离开队伍，向路边的一家商店飞快地跑去。一路上我连头都没敢回，我知道从商店的后门出去，就离我家不远了。对于这次的逃学，母亲并没有责备我，甚至都没怎么过问。第二年光复了，母亲让我直接进入小学二年级，以免落在同龄人的后面。 大家可能不明白，那两个年轻人为什么放弃教员的位置，自愿去当伪国兵？那时候，流行着很多四字歌，什么“四大软”、“四大硬”等等，我记得“四大硬”中，有一个是“宪兵队”，“四大软”中，我记得最后两个是“国兵漏子、老教员”。所谓“国兵漏子”，是指在适龄青年中，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不适于服兵役的人。这些人仍然要参加军事训练和勤劳奉士。所谓“勤劳奉士”，这是日本化的说法，就是义务劳动。上面有什么活都要你干，但是，不给钱、不供饭。而教员还不如“国兵漏子”，排在“软”的最后，常受欺侮是免不了的。后来听哥哥说，那两名年轻的教员就是因为受一个警察的欺侮，为了报仇才去当兵的。日本鬼子为了网罗炮灰，给伪国兵一些“特权”，国兵打警察往往不受追究，就像宪兵打国兵也不受追究一样。那两名新兵到部队报到以后，就请假回来，找到那个警察，把他绑在大街上的电线杆子上，轮流用皮带抽，抽累了，就换一个电线杆子再抽。这是小镇的主要街道，是有太多的电线杆子的。后来那个警察摆了十几桌酒席谢罪，才算完事。那两名“报了仇”的年轻人，以后不知道是作为炮灰死在战场上，还是背着伪国兵的历史包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软”着。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最先到达我们这里的是整列车的苏联红军，老百姓自发地到车站欢迎，整花篓的水果摆满了站台，女教员领着学生喊着热情的口号。以后每天都有很多苏军路过这里，但是，第二天下午大家就商量不要让妇女露面了，光男士去欢迎就行了。再过两天就什么人也不去欢迎了，因为有小股苏军已经驻扎在这附近了。 日本人把“八一五”定为“终战纪念日”，这期间，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天皇、皇后、首相等都要参加，唱国歌，降半旗，停止娱乐活动，而且还要在广岛召开大会，极力宣扬他们是受害者。日本人只承认“终战”，不承认“失败”，只承认“受害”，不承认“害人”，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文过饰非，死不悔改的民族。这是一种心胸狭隘、鼠肚鸡肠的作为。看来，在他们的称谓前加上一个“小”字，是最恰当不过了。是的，我们确实应该叫他们“小日本”！ 小日本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投降的，按理说，他们投降了我们就胜利了，可是我们非得在中间安排十八天的空白，叫人等得好急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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