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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那位尖嘴利舌的幽默大师佩雷尔曼（S.J. Perelman）是没有跟着戈特里布投效克诺普夫的作家之一。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刚被找去写《环游地球80天》的剧本，而我父亲曾担任该片的艺术指导。佩雷尔曼跟许多幽默作家一样，是个愤世嫉俗、猜忌多疑的人，但他是唯一一位让我看了手稿会笑到喷饭的作家。他穿着十分讲究，像个风流小生，留着陆军的潇洒小胡须，戴着细致的金属框眼镜，有一句好莱坞谚语“照英国佬打扮、学犹太佬思考”也许指的就是佩雷尔曼。他从不跟人谈起家庭生活，因为那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悲剧，简单地说，他是个不快乐的人。佩雷尔曼写作的态度比他读者阅读的态度严肃多了，他渴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文学巨作般的肯定。可惜书评人只注意到他作品表面的趣味，因此即使他面对最捧场的书评人，也从没给过好脸色。他多年前就是因为作品销路太差，离开兰登书屋而加入西蒙-舒斯特，现在大概又到了他容忍的极限了。不过，在兰登书屋销售量不是唯一的问题。老板瑟夫向来以为自己非常风趣幽默，也编辑出版过许多笑话集锦。他虽然非常欣赏佩雷尔曼的幽默感，但是由于瑜亮情节作祟，总是忍不住想证明自己还是比作家技高一筹。佩雷尔曼还真倒霉，没想到马克斯·舒斯特也自以为幽默风趣。最典型的马克斯式幽默是，如果有人问他每天是否挪出时间做运动，他就故作幽默地说：“在西蒙-舒斯特，我们每天都做选书运动。”不知何故，马克斯误以为佩雷尔曼很喜欢别人跟他开玩笑，所以私下特地收集了许多没听过的笑话，后来马克斯做过头了，每次见到佩雷尔曼，都故作风趣状说：“一、二、三不许动。”作为开场白，弄得佩雷尔曼哭笑不得，到后来甚至以为马克斯在整他。也许这个误会反而给佩雷尔曼制造不进西蒙-舒斯特大门的理由，省得马克斯又三番五次阴魂不散地蹦出来重复那句可怕的台词。最后终于由戈特里布出面安抚，让这两个人尽量保持距离，事情才告平静。我一直认为佩雷尔曼是个天才。有一回去蒙大拿度假，我特地带了佩雷尔曼的《佩雷尔曼精华选》准备读个过瘾。每每夜里因为笑得太大声，气得老婆拿枕头扔我。然而，可怜的佩雷尔曼就是达不到理想的卖座成绩，最后他决定搬到伦敦定居，尝试写他自己的传记，书名为《后知后觉》。可惜他虽擅长写促狭他人的文章，却无法开诚布公地谈自己，更别提自我调侃了，结果这部自传一直没写出来，也许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吧。不久他总算找到了出气筒，写了一篇讽刺我的文章登在《纽约客》上，把我比喻为“钻石与牡蛎出版社”的主编米歇尔·克拉考尔，文中把作者对编辑的不满发挥得淋漓尽致。 替我出书的钻石与牡蛎出版公司在我上次来访后，就把椭圆形的前厅重新整修一番，装上大型的新招牌：一个镶钻的牡蛎匾额，上面写着公司的企业座右铭“切记，查理：金钱即智慧”。匾额下方，正好坐着一位椭圆形的接待小姐。等了35分钟，我要找的编辑克拉考尔仍然没出现，令我火冒三丈。以前见面毫无问题，现在摆什么架子？我感到有一肚子的气快爆炸了。怎么有人这么没水准？即使在这个吃人的时代，就是45万美元的业绩和卖座成功的娇贵女神，也不致让他忙得连敬老尊贤的基本礼貌都忘了。我脸红脖子粗地回到接待：“再拨一次电话找克拉考尔，小姐，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尽管他把我说得这么难听，但我还是得继续努力为西蒙-舒斯特寻找更多通俗小说出版。通俗小说在商业市场获得的利润，已成为公司经营的命脉。戈特里布最擅长以文学手段包装通俗小说，但是他也知道，出版社要成功，小说定得符合大众口味。这类小说除了没有像《爱的机器》那样赚人热泪的现代悲情故事，就是大型爱情伦理剧（多半以19世纪为背景）,而且多半少不了位外柔内刚的女主角。从古至今，编辑向来对这一类小说不如读者那么热衷，觉得它们没什么水准，自然也觉得读者水准很低。对这类小说有兴趣的人，不外乎读书俱乐部、平装书出版社，或是大型书市的采购经理。当年为《出版周刊》写书评的芭芭拉·班农则是此类小说的专家。
班农最爱长篇爱情伦理剧，而且能一眼看出哪些是作者迎合市场、矫情堆砌的赝品，哪些是有感而发、出自肺腑的真货。她的外形圆圆滚滚，个性热情洋溢外加大而化之，连午餐都会喝醉。她最耿耿于怀的就是未受到男性上司的器重。她对朋友和作者们的照顾周到得没话说，为了提拔佳作，经常两肋插刀、全力以赴。她跟其他所谓高级刊物的知名书评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是个真正的小说迷，遇到好作品会按捺不住热情四处宣传，不传遍业界所有知名的出版社买家绝不放弃。这类小说的经纪人中，以老牌的哈罗德·奥伯代理公司的克莱尔·史密斯最有名。当编辑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好的经纪人配合。虽然他们的意见不必照单全收，但是要懂得利用他们的热情和专业看法。克莱尔不是高气焰、高分贝的强势经纪人，她纤细柔和、安静理性，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不过她对作者的评语，也经常是坦自率直、一针见血。她也是戈特里布的班底之一，当她突然要推荐新书给我时，我不得不把这个意外的惊喜和斯奈德分享。她问我怕不怕长篇小说，我说不怕，并且告诉她曾编过戴德菲尔德的作品。克莱尔告诉我她的这本小说比戴德菲尔德的还长，篇幅足可媲美《战争与和平》。她要求我当天晚上就要看完原稿，并且事先声明，如果随时有人提出合适的条件，这本书就会被签掉。我毫不犹豫地请她把书送来。果真是一部长篇小说，整整三大盒原稿，书名并不吸引人，叫作《标准怨妇》。但是我刚开始阅稿不久，就发觉这是部上品，一直读到凌晨4点。第二天一早便通知克莱尔决定买下这部作品。克莱尔似乎有点意外，不禁让我怀疑她其实只是故意制造推销效果，没想到我真的花一个晚上就看完了。也许她是被我的赤忱感召，竟然一口就接受了我提出的“合理”条件。她告诉我作者是苏珊·霍华奇。这位年轻的英国作家事实上是在厨房料理台旁，一边照顾小孩，一边完成写作的。出版界一直有这种说法：也许就在某个不知名的公寓厨房，一位默默无名的家庭主妇利用照顾小孩的余暇，写出一本轰动文坛的畅销小说（通常我们称之为“第二本《飘》），但苏珊却是我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头一遭，并且接二连三地出版了许多畅销小说。这位年轻的英国作家事实上是在厨房料理台，一边照顾小孩，一边完成写作的。她跟大多数成功的作家一样，从不怀疑自己的小说会进入排行榜。见面那天，我才知道苏珊是个既美丽又认真的女人。她的眼睛散发出诚挚、感性的光彩，刘海儿半掩着前额，配上坚毅的下巴。她很配合编辑的建议，立刻就同意把书名由《标准怨妇》改为《凡梦苑》，就是小说当中乡间府邸的名字。但是她坚毅的下巴清楚地说明她不是好说话的人，若想改动故事情节，最好三思而行。她的文学造诣十分深厚，对宗教、哲学甚至道德观都很有主见，因此她对出版通俗小说略感局促不安，需要别人再三肯定。显然她的文笔虽好，但志向却不在此。午餐结束后，我们已经成为相当谈得来的朋友，于是我鼓起勇气，问她小说情节的来源。虽然故事发生在19世纪英国西南部科恩瓦郡，但情节似曾相识。我问她是否跟法国亨利二世国王的妻子伊莲娜有不谋而合之处？苏珊赧然一笑，她承认自己确实曾参考历史情节，不过莎士比亚不也经常参考历史作为题材吗？她问我别人是否也看得出来。我不敢说，但决定不要让这件事带给她不必要的烦恼，再说书已经写完了，现在谈删改情节毫无意义。事实证明，这本书果然一鸣惊人，凡是畅销书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西蒙-舒斯特业务单位爱死它了，斯奈德也愿意押注增加印量，书评人班农非常欣赏苏珊的文笔，见了面后更是对她赞不绝口，同时所有的大型书店采购经理都愿意大量订购。这部《凡梦苑》把苏珊捧成世界级的畅销小说家。接下来的两三年间，她又完成了多部畅销小说，每一部小说都以莎士比亚的一段故事或历史上的某个人物为基调，虽然情节如出一辙，但是从1971至1984年，却没有一位书评人注意，倒是有读者看出来了，但这丝毫也没影响他们的阅读乐趣。小说越卖座，苏珊对创作通俗小说越感到忐忑不安。倒不是她不喜欢这种成功的滋味，而是通俗小说无法满足她身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和使命感。每出版一本新书，我们就免不了要为封面和扉页内容展开一场君子（和淑女）之争，苏珊希望尽量严谨，我自然是希望尽量通俗讨喜。当我把她的顾虑和烦恼告诉斯奈德时，斯奈德的反应是：“我的天，告诉她她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她知道自己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她希望至少是一个英国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能深入探讨道德意识形态的作家，而不只是为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消遣。她抱怨我们只把她当作通俗小说的王牌作家，而没把她看成严谨的文学家。可能是当时出版《凡梦苑》时，《纽约时报》书评一句唐突的批评，说那是以“初生之犊”的文笔写成的缠脚布式小说，让她耿耿于怀吧。对一个希望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畅销小说作家而言，再也没有比得不到文坛好评更沮丧的事了，而她的出版公司便自然而然成为她的出气筒了。最后，苏珊严肃的使命感终于战胜了她在爱情小说市场的成就感，开始创作宗教小说，满足她心灵的超度。在我的出版生涯里，她是唯一因为业绩太好而放弃成就，离开出版社另求发展的红牌小说作家。
作者介绍：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生于伦敦，就读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历史系。1958年加入国际知名出版集团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从一名助理编辑做起，从海选读者的“自荐”书稿一点一滴积累，一直做到西蒙－舒斯特的总编，耳闻目睹很多出版大事件，他将自己身处西蒙－舒斯特最辉煌的40年经历整理成这本书，将出版人的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 著有《因缘际会》、《直言不讳》、《权力》（曾是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以及多本畅销小说，包括《昆妮》、《命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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