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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丨柴然:“青春诗会”之侧

 享道 20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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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诗会”之侧

柴然

1986年秋天,省作协在省大人会议中心召开全省诗歌会议,成立山西诗人协会,《诗刊》社每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来在太原举行。我作为省内诗会参会的一员,参加了包括诗人协会成立的各项议程,虽说稻草没捞着,理事是没有当上的,却从会议旁侧,见证了一些“青春诗会”的情况。

受影响、受启发的同时,自也有一些受刺激的地方。

“青春诗会”当然不会和我们的会议合一起开。但是有交流。先是专门见了一次面;之后,他们又来在我们会上,为我们做了一场“青春诗会”专题报告。

《诗刊》社带队的三位老师,分别是副主编刘湛秋,编辑部主任王燕生,老编辑雷霆。参会的青年诗人,来自山西本土的有潞潞、陈建祖(老河)、张锐锋;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于坚、韩东、瞿永明、宋琳、车前子、吉狄马加、阿吾、伊甸、晓桦、葛根图娅和水舟。

1986年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

左起:翟永明、潞潞、宋琳、车前子、水舟

山西能有三位诗人参加“青春诗会”,本也和在山西举办有关。这在我们会下就有人说,潞潞才是正式的与会诗人,陈建祖(老河)、张锐锋,则为山西省作协推荐。大家心下都挺较真儿的。说他俩比正式与会诗人矮一些,也是想说,自己和他们的创作水平差不多。在大家眼里,可与他二人一较高下的,有周同馨、于建军(非默)、郭志勇(郭克),发展势头都不错。周同馨、于建军(非默),可以说已经在全国形成了气候;郭志勇(郭克)主要是和潞潞、陈建祖(老河)、张锐锋一块儿创立“黄河诗派”,在此节点上,又写了一些比较有思想内涵的短作品。

我个人则是素有自知之明的。一个基本群众。永也抱着“人家做初一,咱做十五”的阿Q心理。就“青春诗会”(后来的也一样),不曾有过想入非非。我在写作上忽有狂悖忤逆之心,对于成就个人诗名,却向来缺乏信心。似乎欲望也不行。就是喜欢写。一直写。都带有点儿病态。

刘湛秋、王燕生多向我们介绍了于坚和韩东。于坚的《罗家生》和《尚义街6号》,似也成了这届诗会的主打。“嘣,电炉爆炸了”;“罗家生罗家生”什么。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主席台上的王燕生,顶着一头白发,为大家读这两首诗。

刘湛秋

王燕生

雷霆

于坚

韩东

想来那大致就是口水诗的开始吧。不过和后来的口水诗有明显不同,主要还是人文关怀意识。本质并没有改变。这并不排除它好的一面。如以上两首,贯穿有一种人的社会命运,仍属严肃文学范畴,还是在反思。后来的口水诗,如“梨花体”等,着力点(特别是思想意识)多不在此。其个体化的污脏或乌暗也算,呈现的是“那个皮包下的‘小’”。

思考:于坚、韩东对那个时代或有超越?没有。与其他参会的青年诗人没有大的区别。是诗的包装有变化。新瓶子装旧酒。也是有意识弄成那个样子的。对自我的成功暗自有些策划,这倒是真的。看刘湛秋、王燕生那样抬举他们,你甚至从生理上都有一种排异反应。

说到底,《诗刊》还就是一本政治化非常强的刊物。所谓权宜之计,力推于坚和韩东那样的“口水诗前哨作”,也是思想意识层面所决定了的。实则也是在冲抵某种东西。“反朦胧诗”,在我们国家,的确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甚或包括像我这样大批量的青年诗歌写作者,都认为是对的。不得不承认,我们却也来自“小靳庄”和“天安门诗抄”,那一样是我们的诗歌传统一种。

更具时代精神特质。整体上这届青年诗人都有比较突出的创作。他们自身的诗歌摆一起,就够绚烂多彩的。“弄晕自己没有问题。”如刘湛秋、王燕生这样的诗歌编辑,那种难以掩饰的激动,包括用心良苦,根由可能还在这里。只不过是功利性太强。更注重一时。这也由我们的体制所决定。办一本杂志总得有侧重,有新人。这样来想,当年的“青春诗会”,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便有一些舍我其谁或者责无旁贷劲头。但这一点你却不能说他好。

有一个错误,是有人把于坚和韩东这一类作品,归结到口语诗歌创作中了。如果讲它们泛口语化,尚且还是能够接受的。根本来讲,而在有诗意和缺乏诗意上。因为我们原就在坚定不屈地写口语诗歌。标准在哪儿呢?该年4月份《诗刊》所发的江河的《交谈》,是一个标志;同年我们在几个刊物上见到的周涛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部分章节选登),又是一个标志。口语诗歌本质就包含有天然的艺术性,音乐性,并带有深邃的抒情肌理;诗与歌完全不可分割。尤当本也是大多数诗人当年在创作上展开的自主性选择。也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当代诗歌传统创作标准。因此,还是要强调一点,中国口语诗歌,实情就是这几十年来中国诗歌最主要的创作潮流。口水诗,先倒把歌的部分切掉了,至少细部上难见美好,本质又在于对传统对经典的割裂、颠覆。就现代性,两者也存有一道沟壑。口水诗应该说是后现代产物。

韩东的抒情短诗《温柔的部分》,与他反复上来下去的那首《大雁塔》,恰恰构成了一个口语诗歌和口水诗对照——尽管他的口水诗意识上并不纯粹个体化,与于坚一样。倒要说诗人的可塑性还是多方面的。《温柔的部分》同是这届“青春诗会”上受到赞许最多的作品之一,最后两句:“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像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则被反复引用。现成的例子,是这年冬天赵瑜写劳模李顺达在“文革”中的长篇报告文学《但悲不见九州同》,结尾处就用了他这两行诗。我有一首短诗《一年》,创作于1987年,发于《山西青年》杂志,即是对韩东这首短作品的摹写。二三手货。可不是敬礼。更谈不上超越。试比高低,一般在下。

车前子的《残疾人想踢一场足球》,也是这样一首诗,被广泛认可。背景是1986年踢世界杯,有马拉多拉的阿根廷队在墨西哥夺冠。央视通过多场电视转播,弄得中华大地足球挺热。记得大同老诗人丰昌隆每来太原,总和我说:“车前子的诗,口语用得多好,多感人。”实情《残疾人想踢一场足球》也还是让逼出来的。于车前子,这个当年已经成名的创作者,还就是重起炉灶。他带来“青春诗会”上的作品多带先锋先验性,至少是不合当时《诗刊》社的胃口。诗探索被否定,被打击得够呛。这个,王燕生和后来通过潞潞引荐也成了好朋友的车前子本人,都告诉过我。受刺激了吧,他遂写感同身受,这对他不难,基本一挥而就。诗是否写于山西,记不住了。

《诗刊》大行话语霸权,也还真是在给大家洗脑。他那种审美接受,实则就是要取消你的创造性、丰富性、复杂性。

陈建祖(老河)、张锐锋的诗,即被提出来其创新能力不足。说他们似乎还在“晋军崛起”“文学寻根”那一语境当中。这实际和否定车前子的先锋先验性是一样的,根本还是不希望你更丰富、更复杂,特别是你多思考、有思想。不止在当时,我后来也认真地拜读过张锐锋的《乡村的记忆》和陈建祖的《雪线》《潮汐》,这样的作品,正体现了他们当时搞“黄河诗派”所提倡的走新民族化道路、融新的美学追求与古老黄河文明于一炉的价值取向。完全可以说是丰富了这届“青春诗会”。思索已然进入了历史的纵深。

陈建祖参加“青春诗会”,下巴上突然多出来一把胡子。另外一夜之间,还变成了一个河曲民歌高手,给大家唱了不少催人泪下的“酸曲儿”。这次也是他第一次用“老河”这个笔名。不过后来也就没怎么再用。

1郭克,2陈建祖,3潞潞,4陈为人,5孙以煜,6张锐锋,7尹雪华

这届“青春诗会”上,我最喜欢潞潞和翟永明的诗。就在前十年,我曾这样写翟永明:“真让你感到四目炫烨、有横空出世之感的,则是瞿永明的诗,在你看,她的《母亲》,一定是当代中国女诗人作品当中最优秀的,迄今为止,仍无人可以匹敌。”这不纯粹写着瞎过瘾吗?显然是当时印象过于强烈。今天看,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前些时候,我看德国人顾彬,也满嘴跑火车吹翟永明,认为她是世界上最一流的诗人;另一边,则把中国小说基本当个笑话一样全贬了。我就想到我以上这段话。同时又想到了前几年瑞典人马悦然来,把我们大同的好兄弟曹乃谦的小说捧了个天花乱坠。这不能说是盲人摸象吧,却也是作:语不惊人誓不休。应感到汗颜——当然主要说我。现在有一种说法,讲翟永明是被严重高估了的诗人。听到后我心里一动,竟然认为他们说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后来三十年间,我还是看过她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的确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潞潞

最后是潞潞的《老歌》《泥路》《石头屋子》《两张桦树皮》《内蒙狼山岩画》,这五首短诗,一般都十几行,几行行,实际于我也是一个标志。它们联结着创造者的血脉和心动,也是强化了的生命符号,那么均衡、节制,又极易和人的内心进行沟通、交融。我读过两遍后,基本已经能背诵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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