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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韬武略俱在胸 ----三国魏司空太原王昶传略 张玉虎 东汉末年及魏晋时期，太原王氏晋阳一支日渐显达，涌现出了许多有权势和有影响的人物，如王柔、王泽、王昶、王浑、王默、王沈、王深、王济、王湛、王坦之等，使王氏在两晋那样一个门阀制度十分森严的社会环境中仍在上流社会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五世盛德”的名门望族。而其中成名最早，影响最大，可以称得上为晋阳王氏的兴旺奠定了基础的人物，则非王昶莫属。 王昶（？—259），字文舒，东汉三国时代太原郡晋阳人。其父王泽，字季道，汉末曾任代郡太守。王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有所成，早早地便成为太原地区的名士，与同郡祁县的王凌（王允之侄）齐名，后来又同仕曹魏。 王昶初入仕时，有幸与当时已为太子的曹丕结交，进入“东宫”。先后任“太子文学”、“中庶子”这样一些掌管太子的教育和管理的官职，成为曹丕身边的幕僚之一。王昶能在曹丕这样的大文人身边任事，自然也得益非浅，一方面他能优先接触到当时非常稀缺的文史典籍，能经常和曹丕等一班文人雅士酬唱赠答，使他的学业精进，文笔生辉；另一方面和未来的皇帝结成“生死之交”也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后汉建安二十五（公元196）年，曹操亡故曹丕继位，第二年曹丕便废汉献帝而自立，改元黄初，称为魏文帝。作为太子中庶子王昶也顺理成章地被擢拔为“侍从皇帝左右，顾问应时，谏诤拾遗”的散骑侍郎，成了正式的朝官，同时他还兼任洛阳典农。所谓“典农”，就是“典农中郎将”的简称。都城洛阳的典农中郎将在当时军政一体的时代是很有权力的地方官。在任洛阳典农时，他督导百姓开荒种田，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洛阳地区的农业发展，也为曹魏政权丰富了军粮的来源。由于政绩显著，其后他又被任命为兗州刺史，成为坐镇一方的军政大员。黄初七（公元226）年曹丕偃驾，太子曹叡即位后，王昶由于是前朝老臣，又受到了特别的关照，被加封为扬烈将军并赐爵关内候。 当时的王昶虽然有很高的权力和地位，但由于他饱读诗书，深受孔孟之道的濡染，同时也因对封建社会的本质和封建帝王的本性有很深的认识，故能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人谦谨礼让，处事外圆内方，他的品行在当时很为人们所称道。他给侄儿和儿子们所起的名字都寓含了他所提倡的谦实平和淡然自守的处事原则，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辞优美寓意深刻的《戒子文》，教导晚辈们要做到“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议论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事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合时宜，其行事加九思”，在当时被传为佳话。他的子侄们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也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在仕途上非常顺遂，特别是他的儿子王浑“三国归晋”后，曾是西晋王朝地位显赫的重臣，成为太原王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在任兗州刺史期间，王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他不断地观察和思考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探索治国和强国之道，他在总结前朝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认为“不大釐改国典以凖先王之风，而望治化，不可得也”，于是他针对当时“法制苛碎”的现实撰写了一部长达二十余篇的政论著作《治论》，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他还总结自己多年带兵的经验，撰写了《兵书》十余篇，书中贯传了孙子兵法中“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还相生，若循环之无端”的用兵思路并有所发挥。以上两部著作均于魏明帝青龙年间(233-236)呈奏于朝廷，为皇帝提供了安邦治国的思路和方法。 青龙四年（公元236），魏明帝曹叡下诏求贤，诏中云：“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以上各举一人。”这样的选择标准和条件，对人的要求近乎十全十美，严苛的无人敢于自荐或荐人。当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出于对王昶学识和人品的了解，出面推荐了王昶，使王昶的名望和地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其后不久，曹叡病逝曹芳继位，于正始(公元240--249)年间下诏转任王昶为徐州刺史，封爵为武观亭候，不久又转为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三国时期，荆、豫二州是魏国与吴国的军事前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把王昶放在那里，也可以看出王昶当时在魏国当权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 魏主齐王曹芳嘉平初年（公元249），当时把持朝政的太傅司马懿有一天在朝堂上“奏博问大臣得失”，也就是请大臣们大胆地给皇帝提意见，找出其不足之处并敬献治国之良策。对时弊了如指掌对国是成竹在胸的王昶在朝堂上坦诚放言，滔滔不绝地提出了五项治国方略：第一是整顿太学的秩序并叫王公和大臣们的后代都进入太学读书，提高他们的文化和道德素养；第二是以考试为准绳来选拔官员，废弃那种“空论能否”想用谁就用谁的旧办法；第三是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和管理，做到“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第四是加强廉政建设，使官员不与百姓争利；第五是提倡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魏主曹芳的“诏书褒赞”，特别是关于以考试为准绳来选拔官员的思路得到了重视，于是“因使撰百官考课事”：大概就是委托他制定考试的基本原则并设计考试制度和考试方法吧。王昶不辱使命，制定了一套“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的考试程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提出用考试这种较为科学和公正的办法来选拔人才人思路，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后世有论者把王昶在嘉平元年所提出的这项改革措施说成是中国科举取士的滥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王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就应该重新给予评价。科举取仕制度虽然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是一项封建落后的制度，是已经进入“历史垃圾堆”的东西。但在当时的有历史条件下，那却是一项全新的事物，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起到积极作用的。据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官制度还是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可见这种制度在当时是有它合理性和先进性的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基本上没有纯粹的文学家，因为那些今天被我们称为文学家的人，他们首先是想作为一个政治家而存在的。如果生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那就连纯粹的政治家也做不成了，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的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争。王昶正是生在魏、吴、蜀三国鼎立你争我斗的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他不可能安安静静地做一个文学家，也无法平平稳稳地当一个政治家，他的功业也就自然地体现在文学、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 前文说过，正始年间，王昶被“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武职，他也在任上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正始四年(243)，经调查研究并上奏魏主同意，他将大将军的行辕从宛县迁到了新野，从而便利了指挥调度和各部队之间的互相增援，他还抓紧时间组织士兵开荒种田，做到了“广农垦殖，仓谷盈积，”使部队有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嘉平二年（250），身在魏国与吴国交界处前线的王昶看到了有利的战机，他及时向魏主上书说：“吴王孙权不听良臣的劝谏并流放他们，朝中还存在嫡子与庶子争权夺利的情况，国内比较乱，我们可以乘其内部分裂的机会进攻吴国，一定能取得胜利。”魏主采纳了这个建议，派遣新城太守南阳人州泰袭击吴国的巫县和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发兵夷陵。王昶本人则发兵直指江陵，以竹索为桥，渡河进攻。在河防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吴国大将施绩慌乱中连夜逃入江陵城内。王昶想把他引入平地与之再战，就先派遣五军人马假装从大道返回并专门叫吴兵看见，给吴军以魏兵减少的假象，使他们暗暗高兴；接着又派少数兵马把缴获的吴军的铠甲、马具等东西丢弃在城边以激怒和引诱吴军；然后又埋伏下兵力等待吴军上当出击。吴将施绩果然中计，贸然带领兵马出城追击，魏军以逸待劳，大破吴军。虽然主将施绩死里逃生，但魏军仍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斩其将锺离茂、徐旻，收其甲首珍宝旗鼓器仗，振旅而还。”关于这次战斗，《三国志.王基传》是这样记载的：王基“随征南王昶击吴……收米三十万斛，虜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人，方合县移其降民，置夷陵县。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可见王昶的军事才能也是相当值得称道的，他所著的十卷兵书也不是“纸上谈兵”。 嘉平三年(251)四月，王昶被进封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并进爵京陵候。 嘉平四年(252)，吴主孙权病逝，吴国内部因争权夺利有所动荡。王昶和胡遵、丘行俭等大将分别向魏主“献征吴之策”，主张乘机袭击吴国。当时司马懿已死，魏国由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主政。那年十一月，司马师命令王昶、丘行俭、胡遵分兵三路渡长江天险袭吴。王昶率部负责攻南郡，丘行俭部负责攻武昌，胡遵部负责攻东兴。后来，那次战事因胡遵轻敌大意，被吴将丁奉击溃而告失败。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108回中就有关于这次战事的记载和描绘。 正元二年（255）原魏将毋丘俭和文钦起兵反魏。王昶因为在协助魏主平定反判的战斗中功劳卓著，魏主又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候、关内候，进位骠骑将军。甘露二年（257）王昶又因在巢灭另一位判将诸葛诞的战斗中立有军功被加封为司空并“增邑千户”，使他的采邑一起达到了四千七百户。 曹芳去世高贵乡公曹髦继位后，于甘露元年(256)要加封左仆射卢毓为司空，卢毓因辞不受并极力推荐叫王昶担任这一职务。 甘露二年(257)，魏主曹髦加封王昶为魏国司空，使晚年的王昶成为“人臣极品”，也达到了他人生的峰巅。司空与司徒、司马并称为“三公”或“三司”，在当时是级别最高的行政官员。 甘露四年（259）夏六月，王昶在洛阳去世。著名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上对王昶的逝世有所记载，说明王昶在当时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死后被谥为穆候。 作为一个文学家，王昶的著作主要有《魏司空王昶集》五卷，但是由于战乱和兵燹等原因没有流传下来，诚为可惜。仅从《三国志.王昶传》中所引的他的那篇《戒子文》的写作水平来看，其作品的文学价值该是达到相当的高度的。后世的许多书籍如《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三国志注》等，均片断地引有他的佚文，可见王昶的文章在当时是流传的非常广泛的。关于王昶这个人物，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现在因特网上流行的大型游戏上也有他的身影，在《三国志9游戏全部宝物列表》中，王昶的著作《治论》作为一件“宝物”，可加3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昶对后世的影响。 王昶生长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三国时期，那个时代群雄竟起，英才辈出，涌现出了许多政治、军事和文学方面的大师，如诸葛亮，如三曹七子等等，与他们相比，就使王昶本来不算小的成就显得有点儿暗谈起来，使得后人们对他重视不够，研究不足。其实，王昶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军事和文学方面的全才。仅就他作为科举考试的提倡者这一点来看，他的历史功绩也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作为太原人，我们更应该很好地研究他，宣传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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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享道 > 《驻馆作家：张玉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