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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爵士与亨利·爱德华·斯托克斯爵士这一对爱尔兰兄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均均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接受过高等教育，均曾任职于印度马德拉斯（金奈），均被授予过印度之星勋章。更进一步，这两位爵士均生于19世纪40年代，逝世于20世纪20年代，而这，基本与大英帝国最为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相重合。 在这段大英帝国史上最绚烂的岁月中，一对爱尔兰兄弟在时代的裹挟下，前往千里之外的印度任职，是当时精英家族颇为常见的经历。然而，两位爵士还有另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留下了一张身穿相同款式制服的黑白肖像照。这套制服包括一件黑色天鹅绒衬里的金色刺绣蓝色外套，两英寸宽的金色蕾丝边蓝裤——因为亨利·爱德华·斯托克斯爵士的照片是全身照，还可以看出他左手持着一柄剑。 两人同在印度马德拉斯供职，有相似的正装照似乎并不奇怪，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英国直到20世纪初才为其印度公务员制定了统一的制服，然而英国最早的公务员制度，却发韧于印度，准备地说，是东印度公司。也就是说，斯托克斯兄弟二人的制服背后，其实隐藏着世界公务员制度的起源。  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爵士与亨利·爱德华·斯托克斯爵士 英国东印度公司里的改革呼声 从15世纪到17世纪时期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从西欧直达东方的航线。在暴利的吸引下，一群群商业人士成立了林林总总的公司，开始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东方“淘金之旅”。这些公司大多与新发现的地名相关，如德国新几内亚公司、俄罗斯美洲公司、瑞典西印度公司……其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的广袤及富有，使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甚至是1774年才成立的奥地利东印度公司。与当时欧洲公司起名的风格相似，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的名称颇有些写实与随性：“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不过正是这些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帝国在经济层面开展了不输于军事层面的远征，将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与厮杀带到了包括南亚次大陆的广阔东方。最后的赢家，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霸权的日不落帝国治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 1600年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状，赋予其对东印度地区的贸易专利特许。需要说明的是，“东印度”是一个模糊、松散的地域概念，它并非印度东部，而是指从印度到东南亚的广阔地域。 借助这一份皇家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其经济手段吸引了大量当地雇佣军，并逐步发展成一个足以与国家相媲美的政治经济实体。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以死伤75人的代价击败了孟加拉的7万大军，并最终在随后的第三次卡纳蒂克战争清除了法国势力，成为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实际统治者。至此，将东印度公司视为一个“准国家”也并不算过分。  东印度不仅仅是东印度 虽然1773年的《东印度公司法案》明确了“公司为皇室代行皇室之主权，而不是为公司自己获得主权”的政治职能，将公司统治的地区形式上纳入英国王室管理下，但英国王室仍然将其主权租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也依然主管着英国在印度乃至于整个东方的殖民事务——作为这些政策的合力，英属印度的第一位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正来自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 对于沃伦·黑斯廷斯个人来说，这一仕途升迁或许是个难得的进步；但对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来说，制度的乱局才刚刚开始。英国王室加强控制意味着政治与经济的混同，于是越来越多的勾心斗角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司的商业事务中，各派势力的任人唯亲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并屡屡让公司出现运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职员改革的呼声终于在印度这片疲弱的土地上出现。  首任英国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 英国本土的制度难题 针对政治、经济不分的乱象，19世纪初，英国在印度设立了东印度公司书院（后转化为赫尔利伯略行政管理学校），专门培育印度行政官员。这一机制运行得颇为顺利，以至于1853年，英国国会委派出议员对赫尔利伯略行政管理学校的运行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事任用机制进行调研，并出具了《麦考莱报告》。次年，财政部常务次官查理斯·屈维廉与史丹福·诺斯科特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建立在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将政府公职人员统称为“文官”，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这份被后人称为“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的报告于1855年由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的形式颁布，奠定了英国乃至世界近代文官制度的先河。1870年，第二部关于文官制度的枢密院令颁布，进一步作了三方面规定：
 英国议会大厦 1859年，英国议会颁布《文官退休法》明确了文官的权利与义务范围。1870年英国枢密院法令再次确认文官的公开竞考择优录取原则，英国现代文官制度正式确立。 可以看出，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源于对东印度公司人事任用机制的考察。为什么这一制度没有诞生在英国本土，却渊源于远在八千公里之外的印度殖民地呢？原因很简单：英国本土各个派系势力盘根错节，改革的每一步可能会面对各种阻力与反弹；而英国东印度公司身处“蛮荒之地”，反而得到了足够的改革空间，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英国文官制度“墙外开花墙内香”。  庞大的大英帝国 这一改革历程也说来话长。中世纪的欧洲拥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国家机制的内核是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常常将政府官职视为拉拢领主与贵族们对其忠诚的砝码，公务员背后体现的则是国王的个人情感上的好恶与政治斗争上的亲疏，以至于“任人唯贤”只能在“任人唯亲”的夹缝中找偶然。 1689年，威廉三世接受了议会提出的《权利宣言》，这个宣言便是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简称《权利法案》。《权利法案》在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同时极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利，使得政府由之前的“君主一元结构”变成“君主——资产阶级二元结构”。一言堂变成了对手戏，公务员职位也便成为两大势力竞争的角斗场。“光荣革命”之后，君主与资产阶级领袖纷纷依靠个人力量向政府输送和委任官员，而这一模式最终造就了东印度公司最初遇到了制度难题。  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东风西渐”里的欧洲科举制 近代公务员制度的根本制度是考试，而考试这个给西方公务员史带来根本变革的制度却有着浓浓的“中国元素”——“麦考莱”们所借鉴的重要对象，正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 20世纪初，清朝政府依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奏请下令“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终结了待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然而，科举的诞生，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文明创举。 在科举制之前，古代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夏商周时期为“世卿世禄制”，先秦时期为“军功爵制”，汉朝为“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开皇三年，隋文帝下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中国官员选拔制度才渐渐变得独树一帜。  科举对中国贡献巨大 科举制的正式起源尚无定论，但科举制摒弃血统、军功、社会评价、出身等元素的做法显然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突破。通过考试，科举制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象极大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讲，在相对专制的中古时代，科举制基本上保证了官员阶层是整个社会中最为精英的一批人，而这种制度保证对文明的发展可以说至关重要。 在尚未从“中国热”中完全走出的欧洲人眼中，来自遥远东方的科举制无疑是极为神奇的“范本”。葡萄牙传教士撰写的《中国游记》、《中华大帝国史》等游记纷纷对科举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在欧洲引发强烈关注；明清时期，相当一部分欧洲人在中国朝廷供职，这些“洋官员”也相继引发了“东风西渐”的风潮。19世纪末，英国各个媒体陆续发表关于中国官员选拔的程序方式，强烈呼吁英国进行相关改革；而欧洲大陆，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中国迷”同样醉心于科举制，并将其视为整顿政府积习的利器。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18世纪中后期，“统而不治”的君主已渐渐成为国家的符号象征，然而在政治机制的“野蛮生长”下，由“君主—资产阶级二元结构”派生而来的党派政治同样弊端重重。在议会选举中的获胜的政党将掌握公务员的人事任免权，于是每一次政党变幻必然会导致公务员的的大换血，在一种起伏不定的环境下，国家政策难以保持最基本的稳定性，这一切让“行政中立”这一概念有了更大的市场。面对运行缓慢、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朝野上下都更热切地期望由一群在政治事务中保持超然地位的文官从事事务性工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那一声嘹亮的炮响，显然尤为雪中送炭。 印度为英国本土提供了最先进的文官制度，然而英国印度理事会却在长时间认为，没有必要为印度官员制造统一的制度而“空耗”预算。斯托克斯兄弟身上的印度公务员制度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这一制服直到20世纪初才正式制定——这实在是一份迟到的尊重与认可。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开启了另一段历史 结语 文官制度孕育出了当代公务员制度，而它本身则东西方文化的奇妙混合：它由英国人在借鉴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于印度尝试，从而影响了包括斯托克斯爵士在内的一大批爱尔兰人…… 这不仅大英帝国的无限荣光，更是人类文化的神来之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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